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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加入世貿組織，獲得奧運會主辦權以及加入幾乎所有的國際組織後，中國已從體制上解決了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問題
●隨着在學習、工作、生活等方面，中國與西方差距的縮小，“國外”不再是中國人關注和嚮往的惟一地方
●美國等一些勢力鼓吹中國“威脅”，與其說中國對外部世界的“野心”、“要求”在增長，不如說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關注和興趣在減少
今年年初以來，美國國內出現了一些對中國較爲消極的戰略判斷和戰略思維。說中國是“軍事威脅”、“經濟威脅”，“能源威脅”的聲音不絕於耳。
美國重新出現“中國威脅論”並不出乎預料。幾年前，包括筆者在內的不少中國學者就提出，“9·11”沒有根本改變美國的戰略基礎、戰略意識、戰略目標和全球戰略部署。反恐從根本上說，對美國仍是局部的、技術性的和暫時的戰略重點，一旦反恐有一定進展，美國勢必把其戰略矛頭重新對準地緣大國。
但是，美國的“新中國威脅論”，顯示出這些政治家、戰略家不但對中國歷史、文化、哲學、思維缺乏深刻的瞭解，也說明他們對中國今天發生的事情、對中國國內的深刻變化和社會潮流所知不多。
中國正日益“內向化”
只要每天接觸中國人，觀察、體驗、歸納他們的生活、感受、思維及價值觀念，就會發現，在美國等一些國家的人擔心，中國力量的增長會導致擴張、帶來“威脅”的同時，中國舉國上下正出現“內向化”的趨向。無論是中國普通民衆還是政府，關注、思考、興趣、利益的重心越來越在中國國內，而不是外部世界。
換句話說，在舉世關注中國的崛起、美國等一些人擔心“中國威脅”的同時，中國人自己對外國人的關注、對國外的關心和興趣，與幾年前相比不是在增加，而是在減弱。
相對而言，中國人越來越關注國內的建設，比如經濟發展、社會福利保障、環境、臺灣及兩岸關係；他們越來越關注自己身邊的問題，比如學習、工作、機會、住房、汽車、手機、旅遊等；與以前相比，他們越來越欣賞和享受國內而不是國外(包括美國)的生活，一個明顯的共識是，國內的個人發展機遇比起國外來，要多得多。
中國的“內向化”趨勢有它廣泛堅實的基礎和依據，具有其必然性。
中國和世界的差距在縮小
一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式根本改變。經濟是基礎，在改革開放後的多數時間內，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式沒有跳出亞洲經濟發展的模式，即“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改變了這一點。從1998年起，中國政府明確提出，中國的經濟增長是走“以擴大內需爲主的增長道路”，而不是以前的以出口、外資爲主的“出口導向型”模式。這也是爲什麼，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0年來的西方經濟不景氣，並沒有影響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顯然，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再以國外市場和投資爲主，而是以國內需求爲主，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國內進行大筆消費：買房子、買汽車、用手機、下餐館、上學、旅遊等；國內市場上的投資也以國內、而非美國等外國投資爲主。這不是說國外市場、資金、外貿等不再重要，它們仍然重要。但它們的重要性比以前減弱。
二是，中國的“國際化過程”基本結束。工業革命後，世界開始大規模相通、相連。但由於長期閉關鎖國，中國近代以來總是被動挨打。爲了改變這種狀況，包括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在內的幾代中國人努力使中國“進入世界民族之林”。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加入世貿組織，獲得奧運會主辦權以及加入幾乎所有的國際組織後，中國已從體制上解決了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問題。隨着中國加入世界體系過程的基本完成，幾十年來中國孜孜不倦努力實現的國際日程基本完成。中國人在國際上要做的象徵性大事做完了，別國再難在這些大事上刁難中國。中國人對世界的興趣和需求，當然就功能性、情感性地減弱了。
三是隨着在學習、工作、生活等方面，中國與西方差距的縮小，“國外”不再是中國人關注和嚮往的惟一地方，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感到，國內同樣有更多、甚至更好的發展機遇、學習環境、工作條件和生活質量。曾幾何時，國內高校、特別是名校70%左右的學生，畢業後首選是出國；而今天正好相反，70%左右的畢業生的首選是在國內找個好工作。據美國駐華使館官員告訴筆者，據他們與英、德、法、澳等使館負責簽證的官員接觸瞭解，去年中國申請去外國留學的人數全面減少。究其原因，主要不是因爲簽證，而是隨國內教育、就業機遇的改善，越來越多的中國青年人不選擇出國。這些真正在中國生活工作的外國官員，確實比遠在萬里之外的拉姆斯菲爾德之類，對中國有更切實和真正的瞭解。
美國的重要性在全面下降
上述觀察、觀點不是說中國要回到孤立、閉關鎖國的時代。這些趨向表明：在美國等一些勢力鼓吹中國強大導致“威脅”的時候，發展和強大中的中國人，對美國等外國的關注、崇拜在減弱、減少。與其說中國對外部世界的“野心”、“要求”在增長，不如說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關注和興趣在減少。
反過來，倒是美國對中國的“興趣”在不斷增長：先是中央情報局局長、國防情報局局長向國會做例行的美國國家安全形勢報告，重新強調中國“對美國的長期威脅”(前兩年的報告中還強調中國在反恐等方面的貢獻)；緊接着是美國國防部長、副部長在國會作證時大談中國的“軍事威脅”，包括拉姆斯菲爾德在新加坡大肆鼓吹“中國軍費、軍力增長”的“威脅”。7月20日，推遲了一個月發表的五角大樓《中國軍力報告》，稱中國迅速現代化的軍隊將可能對亞太地區其它軍事力量構成“長期威脅”。
對付“中國威脅論”的辦法之一是不予理睬，因爲這類說法對中國的發展不會有什麼根本性影響。
寫到這兒，筆者不禁想到，十年前，中美兩國人士就中美關係、特別是其中分歧問題探討交涉時，背後有一個雙方很少直說、但起根本作用的問題：在中美關係中，誰對誰的需求更大？不言自明，當時，中國對美國的需求大於美國對中國的需求。
今天再思考這一問題，答案雖然並不一定正相反，但說“美國對中國的重要性比以前下降”，卻是事實。中國只是在一個方面仍然像過去那樣需要美國：即反對“臺獨”、維護國家主權完整和安全。在這一方面，美國的作用，主要是負面、消極的，因爲如果沒有美國的縱容、支持和“保護”，臺灣不可能分裂出去。
其實，中美間的這種變化不是孤立的。不但美國對中國的重要性在相對下降，美國對日本之外的幾乎所有國家的重要性都在下降。伊拉克戰爭和虐俘等，使美國的“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在全世界貶值；俄羅斯以及亞洲、非洲、拉美的很多國家都從切身的經歷體驗到，美國根本靠不住。世界確實在走向多樣、多元，這些倒是拉姆斯菲爾德等先生應多思考的，否則，最強大的國家也會被世界和歷史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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