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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27日下午，記者在北京採訪了楊業功的妻子楊玉珍。訪談中，一段段感人的講述，一次次真情的表白，讓記者看到了妻子眼中的共和國將軍的內心世界。
楊業功生前最後的職務是第二炮兵副參謀長，部隊在北京分給他一套師職幹部住房。這是一套老式住宅，楊業功一次都沒走進過這個家門。臥室裏擺放着幾個老式箱子，這是他們結婚時打造的，至今楊玉珍都捨不得扔掉。每當看到這些東西，她都會胡思亂想。她說——
真希望老楊是出差去了，畢竟那樣，他還有回家的時候。
我們結婚30多年來，他總是很忙很忙，在他心中，工作比命還貴。家，就好像是他的臨時住所。我們家裏常年放着兩個旅行包，一個裝滿了迷彩衣、黃膠鞋和其他生活用品，另一個裝滿了書籍和辦公用品，這些都是他下部隊時必備的。
他患病後，每次下部隊回來，都先要在沙發上坐好久，一句話也不說。有時，我很想和他說說話，他只是點點頭、擺擺手，不搭理我。我知道他是累了，不忍心多打擾他，就去收拾他剛剛放下的那兩個包。因爲，說不準什麼時候他又要出發……
1996年年底，他任基地副司令員後的一天晚上，楊玉珍不會忘記。當時，楊業功身上溼漉漉地回來了，凍得直打哆嗦。楊玉珍一再追問才知道，他是和戰士們一起在水裏挖光纜溝時浸溼的——
我心疼他，忙着爲他端熱水、熬薑湯，忍不住小聲埋怨他不該把自己的身體不當回事，年過半百的人了還逞什麼強。開始他不吭聲，後來就不耐煩了，板着臉說，工作幹不好，要身體幹什麼。他還說，以後回到家不要問他幹了什麼，他很累，不想多說話。
我真擔心呀，怕這樣下去會把他的身體累垮的。
楊業功對家人要求非常嚴格，從不讓家裏人用公車。有一次，楊業功下部隊檢查工作，恰逢兒子楊波濤休探親假，悄悄鑽進了他的車裏，想乘着父親的車回家。結果，被楊業功趕了下來。說起這件事，楊玉珍眼淚汪汪的——
我平時不用他的車，上街買菜都是騎自行車，這也罷了。那次，他對兒子這樣做，我心裏着實心疼，和他吵了一架，好幾天都沒理他，兒子軍校畢業後去了連隊，休假回來想搭他個便車都不讓，他是不是沒有人情味啊？
本來，他答應我好好的，說如果車能坐下，就把兒子捎回來。
那天，我很高興，想着能見兒子了，騎自行車買了一大堆的東西，做了一桌子的飯菜，等着他和兒子回來。沒想到，他回來了，卻讓兒子在火車上站了十幾個小時。
他說車是配給他的，不是配給兒子的，不能開這個先例。
隨着年齡越來越大，職務越來越高，楊業功的工作越來越忙，越來越累，終於倒下了。
以前，我總是希望他，要是有個病多好啊。這樣，他就可以在家多呆幾天了。當他真的累倒了，住進了醫院，我才知道我以前的想法是多麼多麼的傻。
醫生說他得的是癌，不治之症。一下子，我覺得天好像要塌下來了，每天晚上都爲他偷偷掉眼淚，可他沒事人似的，一天到晚忙的還是工作，想着他的兵，想着他的導彈陣地。還在病牀上寫述職報告，打電話給部下交代任務，做完手術就天天鬧着要出院。
他根本就沒意識到，在他住院期間，是我們全家人在一起時間最長的一次。
楊業功是在農村長大的，從小過慣了苦日子。在他的一生中，儉樸的生活習慣一直沒有改變。
我們家的傢俱基本上都是“老古董”，餐桌櫃子是20年前他當處長時製作的，沙發是他當旅長時買的，電視機也用了十幾年。
1996年，我們換了新房子，本想借機添置和更換一些傢俱、電器，可他只讓營建辦的同志簡單地粉刷了一下就搬了進去，什麼也沒讓買。佈置新家時，我看見原先用的窗簾比窗戶短了一大截，就說買個新窗簾增添點氣氛吧。他卻讓我找一塊顏色相近的布料接上一截，繼續用。
生活中楊業功對自己非常苛刻，甚至有些吝嗇。他一生沒有穿過一套西裝，外衣多是幾十元一件。楊玉珍說——
他的儉樸說出來都讓人難以置信。一件腈綸秋衣穿了18年仍捨不得扔掉，幾條舊襯褲的鬆緊帶失去了彈性，他也只是讓我換根鬆緊帶後又穿到了身上。我多次對他說，現在生活好了，穿一件新衣不行嗎？我也給他買過幾件新襯衣，可他還是不肯把舊的換掉。他總是說，生活還是簡單些好，沒有必要浪費那個錢。
老楊好歹也是一個領導幹部，光在軍職崗位上就呆了8年，參加的大活動、出席的大場合也不少。考慮到他工作的需要，我幾次硬拉着他到大商場想給他買一套西裝，可他就是看不順眼。其實我知道，他骨子裏就是不想花這個錢。
作爲妻子，現在想起來我真是很內疚、很難過。
楊業功工作忙，平時很少與妻子、孩子在一起。他曾多次許諾，等退休後好好補償一下，盡一盡做丈夫和父親的責任。可這成了永遠的遺憾——
老楊的內心感情十分豐富，愛我們也愛得很真、很深。2000年6月，我因竇性心率過緩到北京做手術，當時他正在北京開會。手術前，他抽空趕到醫院陪我。手術期間，他一直等候在手術室外。手術後，他爲了多一點時間陪我，天天來回奔波，一直守在我的病牀前，餓了就到樓下買個盒飯湊合一下。
兒子結婚，他雖然不允許請客吃飯，只在部隊文化站搞了一個簡樸儀式，但他卻忙裏忙外地張羅，寫對聯、掛彩燈，佈置新房，從早到晚整整忙乎了一天。
2004年7月1日。楊業功的病情急劇惡化，開始說胡話了。那時，楊玉珍期望着楊業功能親口交代一下後事。
醫生對我說，沒有奇蹟了。我一聽，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握住他的手貼在我的臉上。可是，直到他去世，他的嘴裏嘟囔的全是“操作”“出發”這些讓我似懂非懂的話，沒有給我和孩子們留下隻言片語，沒作任何交代。
現在我想起這些心裏就悔得要命，也許這是我一生犯下的最大錯誤。如果我能多勸他幾句，讓他儘早去醫院檢查，他的病情就不會延誤。如果在他住院時，我能勸他安心治療休息，不要再勞累，他的病情可能不會那麼快惡化，他也就不會那麼匆忙地離開人世。
楊玉珍講完這些時，已是泣不成聲。我們決定中止採訪。沒想到，就在我們起身告別時，她用手擦擦眼淚，突然說，她還想說幾句話，是說給楊業功的在天之靈。於是，我們又重新坐在她的身旁，靜靜地聽她說——
老楊，你在聽嗎？你能給我說說話嗎？哪怕只有一句。我現在想明白了，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爲了工作，因爲你是個軍人，你是個共產黨員。
老楊，假如生命真的有輪迴，你依然會選擇部隊，我仍然會選擇你。你依然會拼死拼活地忙工作，我仍然會一如既往地支持你。因爲，我知道，這就是你。
老楊，我和孩子們永遠愛你，永遠想念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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