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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週年的歷史關節點，中日關係“政冷”氛圍毫無回暖跡象，中日關係到底出了什麼問題？中日關係如何走出困境？7月8日上午，半月談記者帶着有關問題專訪了外交部前副部長、前駐日大使徐敦信。
中日關係又到十字路口
記者：您如何評價中日關係戰後60年來的發展？
徐敦信：中日關係從歷史上來講，既有2000多年的友好交往，又有近代50多年因日本侵華造成的嚴重對抗。戰後，日本先在美軍的佔領之下，後來又與美國結盟，日本的對外政策惟美國馬首是瞻。新中國成立後，中日關係處於不正常狀態長達23年之久，根子就在於當時的日本政府追隨美國，奉行敵視中國的政策。當然，在雙方各界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下，1972年中日實現了邦交正常化。
30多年來，中日關係在各個層面都有很大發展，給兩國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同時也爲本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做出了貢獻。在冷戰結束後的新形勢下，中日兩國關係出現了困難。近年來，日本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大國意識日益膨脹，對華政策當中消極的一面逐步凸顯，問題接二連三，人們開始警覺、不滿和表示擔心，這是可以理解的。
記者：這些問題的出現與中日經貿關係形成鮮明對比，有人把這種狀況概括爲“政冷經熱”，您如何看這個問題？
徐敦信：這種概括有一定的道理。從經濟方面看，經過30多年的發展，中日兩國互爲主要的經貿對象，貿易額增長了160倍。雙方人員交往每年400萬人次，如此緊密的聯繫不僅在中日兩國關係史上，而且在當代國際關係中也是罕見的。
另一方面，中日政治關係趨冷。什麼叫“政冷”？在我看，一是由於小泉首相堅持參拜靖國神社，導致兩國高層互訪中斷三年多；第二是日本在臺灣這一事關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上的立場倒退，出現了美日聯手阻礙中國統一大業的趨勢；第三，兩國民衆之間友好的感情———日本叫親近感———在下降，憎惡感在上升。
這種“政冷”的狀況是不正常的，至少不是我們所期望的。當前的中日關係又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面臨向何處去的問題。在這一點上，中方的態度十分明確：從歷史經驗教訓講，中日兩大民族和則兩利，鬥則兩傷；從各自現實的國家利益來講，中日應該在三個文件的基礎上，開展睦鄰友好合作，不僅爲中日兩國，也爲東亞地區的振興共同努力。
回顧歷史當溫故知新
記者：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戰勝利60週年，您如何看待今年的各種紀念活動？
徐敦信：今年，全世界都在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週年，我國也不例外。我個人認爲，抗戰勝利對中華民族來講，是一個歷史轉折點，是中華民族在近代反抗列強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的勝利，不僅雪洗了國恥，也爲中國人民的解放創造了條件。我們理所當然要進行紀念。
紀念的目的，核心是四個字“溫故知新”，即通過重溫歷史汲取寶貴的經驗教訓。中國一定要發展，國家一定要富強，弱國無外交，落後就要捱打，這是血的教訓。
記者：日本如何紀念二戰結束60週年？
徐敦信：據我所知，日本今年的紀念活動沒有什麼特別的，也沒有看到預告。但是，每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和民間都會搞紀念活動，一般來說，天皇、首相、衆參兩院的議長、內閣大臣等都會參加，還會發表一些講話。
二戰結束50週年時，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曾發表講話，承認日本國策有誤，對外侵略和殖民統治給鄰國人民造成了傷害，並表示懺悔和道歉。今年日本的紀念活動會不會比過去搞得更隆重一點？不知道。我們期待日本利用這次機會，清算曆史，面向未來，輕裝前進。有一點很重要，就是小泉首相在“8·15”前後是否還要參拜靖國神社，對這一點我們將拭目以待。
新形勢、老問題
記者：如您所言，今年以來中日之間問題接二連三，爲什麼會在抗戰勝利60週年的關頭出現這些問題？
徐敦信：今年以來，接踵而至的問題實際上大都是老問題，或者說是老問題在新形勢下以新的形式出現，比如參拜靖國神社問題、歷史教科書問題，還有一些高官在歷史問題上口出狂言等。歷史問題、臺灣問題以及釣魚島問題都是老問題。再比如對華軍售解禁，本來是中國和歐盟之間的事，而且早就過時，日本卻跟着插一槓子，阻撓歐盟解禁。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利益上的問題，比如中日都是石油消費大國，在獲取資源方面出現競爭等。
這些問題的出現並非偶然，既有深刻的國際背景，又有日本國內情況的變化。
國際背景主要是冷戰結束後，美國爲推進其戰略，需要藉助日本。日本將此看作千載難逢的機遇，戰略上再次認定跟着美國沒錯。在這種情況下，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國際法和國際關係準則以至於國家之間起碼的誠信都被放在第二位，甚至被不屑一顧。
從日本國內情況看，日本經濟因遭遇“泡沫經濟”挫折，較長一段時間萎靡不振；而與此同時，中國經濟蒸蒸日上，國際社會普遍看好中國市場。這是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130多年在本地區第一次碰到一個節節上升的鄰國，心態上有點適應不了。
當然，日本國內包括統治集團內還存在一股右翼勢力。他們本來就不希望中國強大，即使與中國合作也是希望中國跟在日本後面，最好是落後20年，對中國的強大感到擔心和憂慮。這使我們看到了一種現象：在中日交往中，一方面要與中國擴大合作，以圖實利；另一方面，又疑慮重重，千方百計進行牽制。
既要堅持原則，又要加強合作
記者：如何解決中日之間存在的問題？
徐敦信：中日關係中的核心問題有兩個，臺灣問題和歷史問題。因爲臺灣問題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歷史問題涉及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
在臺灣問題上，我們希望日本能夠按照中日之間的三個政治文件辦事，最好能做一點有助於我們統一的事，如果不能做到也罷，至少不能阻礙我們的統一大業，這是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基礎動搖了，中日關係就會動搖。
歷史問題的最終解決，我看靠兩條：一靠日本民衆的覺悟。日本大多數老百姓是不要戰爭，希望和平的，但是對那場戰爭的是非曲直，很多人還弄不清楚。戰後初期，錯失“撥亂反正”的時機，現在只能多花一點時間了。二靠外部推動。這些年來，亞洲鄰國圍繞歷史問題堅持原則，進行必要鬥爭是有成效的。我們既要堅持不懈地多做工作，又要避免急於求成，要照顧到日本的大多數。
對於中日之間的能源問題，雙方完全應該摒棄對立，加強合作。因爲兩國都是能源消費大國，都缺乏能源，且各有長處，中國雖然缺乏油氣資源，但煤炭很多，而日本的節能技術全球領先，如果中日能夠合作，你的技術爲我所用，我降低能耗，你的技術也有了用武之地；而你需要煤炭，我可以提供，這不是很好嗎？
至於釣魚島問題，領土主權不能相讓，但正如小平同志講的，下一代比我們更有智慧，可以留待以後解決。實際上，小平同志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倡議，就是共同開發，開發出資源大家共享不是很好嗎，這在我看是迄今爲止惟一的一個最佳方案，但日本一直沒有響應。
改善中日關係“杖莫如信”
記者：從中日關係的長遠發展來看，中日關係遇到的困難是暫時的，還是長期的，中日關係有沒有可能重回正軌？
徐敦信：如果把關鍵問題、關係到大局的問題處理好，我認爲中日關係重新走上正常的軌道是完全有可能的。我想這不僅是中國的看法，日本很多明智的政治家也會同意這種看法。
如何改善中日關係？原則和方法我不想多說，我國領導人已經講得很明確。今年亞非峯會期間胡錦濤主席提出五項主張，溫家寶總理在去年兩會後講了三原則、三建議，日方對這些都表示贊同，現在需要的就是付諸實施，不能只說不幹，更不能說一套做一套。誠信是中華民族的古老美德，日本早就學了過去，日本的政治家經常引用《論語》中的“無信不立”來自律或互勉。中日邦交正常化時周總理給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寫的就是“言必信，行必果”。小泉首相在今年的雅加達會議期間重申了10年前村山的講話。我注意到，他引用了講話的主要部分，卻忽略了一句。村山講話的結束語，引用了中國的成語“杖莫如信”，即一個人在社會上立身處事，要靠信譽，應以誠信爲本。小泉首相恰恰沒有引用村山首相的誓言，可能他忘記了。
從長遠來看，中日關係的困難應該是暫時的，但是，我剛纔講中日關係又到十字路口就說明問題的嚴重性，走得對，可以重回正軌，走錯了，中日關係就會惡化，甚至造成嚴重後果。
鄰居相處不好可以搬家，但鄰國相處不好沒法搬家。中日兩國一衣帶水，互補借鑑的地方很多，如果能夠友好相處，肯定相得益彰。我相信日本的有識之士、政治家和知識精英都能認識到這一點，不會做與之相悖的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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