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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7月7日，日軍在薊縣辛莊子活埋農民12人，後有兩人被救。
1938年8月19日，日本石川部隊進駐薊縣上倉鎮，在上倉大橋集體屠殺370餘人，是爲“上倉慘案”。
1941年1月16日，駐平谷縣獨樂河侵華日軍，將花峪村48人屠殺，是爲“花峪慘案”。
1942年2月15日，侵華日軍在五盆溝屠殺農民13人，是爲“五盆溝慘案”。
1937年10月25日，楊村日軍守備隊與漢奸在武清縣崔黃口，把128名無辜羣衆集體槍殺，倖存僅1人，是爲“崔黃口慘案”。
1938年7月28日，駐天津日軍2000餘人，在武清縣東沽港一次集體屠殺村民127人，燒燬房屋1700餘間，製造了“東沽港慘案”。
1944年11月，日軍在寶坻大吳莊、趙家鋪、四里港村製造慘案，共殺害村幹部和農民23人。
1943年1月23日，日僞軍在寧河縣將18人殺害。
1937年，北京、天津，上海和南京相繼淪陷。對於天津人來說，上世紀30年代是十分艱難的。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侵略者才最後從中國的土地上撤走。
在日軍侵華的過程中，津沽大地上的人民經歷了無數難以描繪的血淚史。在許多曾遭受侵略者鐵蹄踐踏的城市和村莊中究竟發生過什麼，我們永遠無法瞭解清楚。通過一些僥倖生存下來的天津人的描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被一件件揭露出來：發生在天津的一樁樁日軍對中國百姓的血腥屠殺；爲擴充軍備四處劫掠，大肆進行金融侵華；爲擴大戰果，抓中國青年修築碉堡；爲鞏固統治，從小學生開始推行奴化教育……
日軍奴化教育“這個墨盒就是罪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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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事隔多年，韓鎮老人對往事依然記憶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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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塘沽區的韓鎮老人有個收藏了60年的“寶貝”———銅墨盒。它真實地記錄了日軍侵華時在天津的一段罪證，因爲它是日軍在天津推行第五次強化治安時搞的所謂“強化治安學生辯論會”的一個“獎品”。
1942年，日軍在天津推行第五次強化治安時，韓鎮剛滿11歲，由於上學晚，剛剛在東沽海員小學念二年級。3月中旬的一天早上，韓鎮和其他5名學生被叫到了辦公室。掘井將兩篇日文稿紙交給每個人：“你們的，統統的背會，參加講演的幹活。”韓鎮低頭一看，上面用日文寫着“革新生活，安定民生”的演講題目，內容是日軍在中國是爲了“中日提攜，共同完成大東亞共榮圈，完成第五次強化治安人人有飯吃”等語句。
韓鎮老人說：“當時一看讓背這些東西，幾個人都想辦法推脫。掘井見學生們不願意背，氣得用教鞭照着他的腦袋就是一下，立馬一個大包從頭上鼓了起來。”韓鎮回憶說，當年的4月4日是日僞時期的兒童節，這一天也是他“參加”那場“學生辯論會”的日子。在東沽海大道的禮堂裏，擠滿了當時塘沽新民會成員以及僞保甲長等漢奸，一些日本人被當成“貴賓”坐在禮堂的前排。韓鎮等學生演講完畢後，大會的組織者還進行了現場發獎，韓鎮頂着腦袋上的大包領了一個“第二名”，“獎品”就是保留到現在的這個銅墨盒。
韓鎮老人告訴記者，當年他拿着“獎品”回到家，奶奶和媽媽看到這個“獎品”氣不打一處來。媽媽當時生氣地說：“還強化治安、革新生活，大街上連棒子麪兒都買不到，又苦又澀的雜和麪兒都漲錢了。日本人天天吃大米白麪、大魚大肉，老百姓連飽飯都沒的吃，虧他們還有臉說中日親善。”見到媽媽氣成那樣，韓鎮懂事地將墨盒放在了不引人注意的角落。
即使傾家蕩產也要蒐集日軍侵華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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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仕奎向記者展示日軍的軍用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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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抗日戰爭紀念館和檔案館徵集了大部分日軍侵華的各種史料，但呂仕奎家中依然保留着一些日軍侵華的文字史料和實物資料，這些資料包括日本租界圖、日本航空路線圖和日僞政府頒發的良民證。這些史料也足以說明當年日本侵華的一些情況。
“雖然我從小就喜歡到勸業場二樓的舊書市場去買書，但真正迷上收藏還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最初我主要收藏票證。”一次偶然的機會，呂仕奎從古舊物市場上看到了一批日軍侵華的史料，那批老照片上日軍殺人後猖狂的場面，讓他久久不能平靜———一定要多收集這些史料，讓人們瞭解那段歷史，不能忘記那段歷史。正是在收集到這樣的老照片後，呂仕奎開始了長達20年的日本侵華史料的收藏之路。
“在我收集的同時，一些日本人也在收集，所以只要我看見這些資料，我一定要買下來。”這句話說起來很容易，但需要付出很多。剛剛搬進新家的呂仕奎住了幾十年的平房，當年在呂仕奎家中，看不到一件像樣的傢俱，他幾乎把家裏所有的積蓄都用在購買史料上了。“我當時覺得挺對不起家人的，但我又覺得收藏那些日軍侵華鐵證很值得，能夠讓這些鐵證保留在中國更是我的目標。”
在呂仕奎的家中，記者看到了抗日戰爭紀念館和檔案館徵集史料後的證書，這幾張薄薄的證書是用數百件個人藏品換來的。“我認爲，這些資料在我個人手中只能是豐富了我收藏的種類和項目，但擺放在抗日戰爭紀念館和檔案館裏的意義就大不相同了，那纔是我收藏這批資料的最終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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