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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歲的老勞工張力堯在“萬人坑”紀念碑前下跪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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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艱難的中國民間對日索賠之路上，奔忙着很多人。這些人大概可以分爲幾類：當年的受害者及家屬、中國律師、學者和民衆，日本有正義感的律師和友人。隨着時間的推移，當初的戰爭受害者紛紛不久於人世，倖存者越來越少，而且他們的健康狀況也在惡化。人們最爲擔心的是，再過若干年，這一代人都去世了，誰來爲這段歷史做見證人?於是，若干年來，許多中國及日本學者，爲了留住這段歷史，四處考證，收集真實的資料，著書立說，記錄和保存這段歷史。還有一部分法律工作者，爲了當初的戰爭受害者能夠獲賠，一次又一次地與日本政府和相關企業交涉，一次又一次地碰壁，乃至後來紛紛拿起法律武器，在日本各地法院提起一個又一個對日索賠訴訟……
訴訟過程中，爲了能向日本法院提交確鑿的證據，律師、受害者以及專家學者們展開了艱難的求證過程。60年前，在那血與火的戰爭中，一段段塵封的記憶再次被打開，提起那些痛苦往事，說者老淚縱橫，聽者無不動容。
對日索賠法律援助專項基金亟待捐贈
漫漫索賠路，中國受害者屢屢敗訴，資金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今年7月29日，中華全國律師協會、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在國內率先設立了“民間對日索賠法律援助專項基金”，爲對日民間索賠訴訟提供法律援助。聽起來，這是一個再好不過的消息。但當記者採訪過相關負責人才知道，目前，這項基金還只是一個框架，真要它有能力發揮作用，還有待社會各界的捐贈。
全國律協國際部副主任宋芮女士告訴記者，近年來，中國民間對日索賠接連敗訴，導致索賠進入了更加艱難的階段。一方面，是受害者對日索賠熱情的高漲及歷史使命感的增強，另一方面是資金的嚴重匱乏對索賠進程的影響。據統計，受害者去日本出庭一次的費用約爲每人2萬元人民幣以上，加上調查取證等費用，開銷昂貴。長期以來，中國民間對日索賠僅僅依靠日本友人的捐贈勉強維持，支持索賠中國律師也是在義務奉獻。但是，如今，索賠已經做了10年了，所以亟待建立一個專項基金來支持這項事業。現在這個基金雖然建立起來了，但它只是一個框架，尚需社會捐贈來充實壯大，這樣才能在需要的時候，讓它發揮作用。宋女士想通過快報告訴全社會，目前民間對日索賠法律援助專項基金正在熱切盼望社會各界有識之士來慷慨解囊，以儘早發揮它的功能，支持中國民間對日索賠事業。捐贈電話：01083139056傳真：01083139027聯繫人：宮永德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項目部主任
求證·當事人語
[張力堯·自述]
我叫張力堯，1919年生人，天津人，原來就住在西沽。68歲那年，我從天津交通局汽車運輸六場退休，此前做了好多年的司機。日本侵華時期，我給黨做“地工”。被叛徒出賣，日本憲兵隊就把我抓走了。那年，我二十六歲。
當時，家裏並不知道我被抓走了。我怕他們着急，就在被押解途中，央求一箇中國警察給我家裏送個信。那人還不錯，給我送了信，就這樣，家裏才知道我被抓去日本做勞工了，但是他們也沒想到我能活着回來。
我在日本呆了一年左右時間，日本投降的時候，我才被送回來。在北海道，我被強迫挖煤，一天從早幹到晚，一頓就給一個小饅頭，還是雜麪的，根本吃不飽。多少人都因爲挨餓受凍死了。回來時，我用10個大骨灰盒把死去弟兄的骨灰混着裝進去，帶回來。雖然有人還不知道名字，但我想，無論如何也要讓這些弟兄的骨灰灑在祖國的土地上。被送回來時，我們一家人抱頭痛哭。
解放後，我被安排進運輸六場當了司機。現在，我都見到四輩人了。我感到很幸運，當年多少勞工弟兄死在異國他鄉，我還能活着回來。有生之年我只有一個心願，就是看到日本政府向我們謝罪賠償。
[王選·語錄]
我站在你們面前，既不代表中國人，也不代表日本人，我是代表一個人站在你們面前的。細菌戰是人類歷史上最罪惡的一次犯罪，日本政府應有勇氣承認自己的過錯，並積極調查事實真相。我和所有的原告將非常樂意全力協助。如果日本政府仍然拒不承認，拒不謝罪，最後的結果將不利於中日友好。再過若干年後，這些細菌戰的受害者都將離開人世，人類的歷史上將留下一個莫大的遺憾。
[王選·歷程]
1995年，40歲的王選在英文報紙上看到一條消息：兩個日本人稱他們曾去浙江義烏崇山村調查過731細菌戰引起鼠疫流行的情況。義烏崇山村，是王選父親的家鄉。1942年的一天，一架日軍飛機飛過這座小村上空後，村子裏暴發可怕的瘟疫，400多名村民痛苦地死去。王選家有8位親人遇難。這個事實讓她感到震撼，從此，她投入到爲細菌戰受害者對日索賠的事業中。
1996年始，王選正式參加日本民間細菌戰調查團，併成爲索賠的核心人物。在鄉親的推舉下，王選成了來自浙江、湖南等地180名細菌戰受害者訴訟原告團團長。
[康健·語錄]
律師不是商人，律師的職責就是最大化地維護當事人的權利。既然我參與了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訴訟，我就得做下去，別把我寫得那麼高尚。
[康健·歷程]
對日索賠，康健一個最大的感觸就是索賠取證的難度。康健說，因爲內戰、建設等原因，戰爭受害者的資料相當零散，許多文史資料都帶有文學色彩，無法用作證據。這些年來，康健無數次調查取證，奔赴各受害者所在地，並多次出庭，擔任原告輔佐人。她曾接受日本律師的委託，調查二戰期間日軍在中國山西盂縣地區對中國婦女進行野蠻蹂躪的罪行，並親手繪製了受害者分佈的地圖。她在日本法庭上慷慨陳詞的場面也感動了無數的中國人。
[童增·語錄]
對日民間索賠雖然困難重重，但畢竟讓許多日本人知道了他們在教科書上不曾瞭解到的歷史。留在日本法院的證據以及那些判例，都將被載入歷史。這便是對日民間索賠的又一個重要意義之所在。
[童增·歷程]
早在1990年，童增就曾寫過《中國要求日本受害賠償刻不容緩》，並上書人大代表，表示自己支持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決心。是他發動受害者給日本大使館寫信，起訴日本政府，從而引發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歷史腳步。2005年3月童增赴日辯論，期間他提出驚人之論：應把對日索賠官司放到國內來打。他說：“民間索賠的第一階段提出了民間索賠的觀念，爲民間索賠運動提供了理論依據，而對日民間索賠的10年實踐，爲我們對日索賠運動積累了實踐經驗。如今，我們完全應該把這場官司在國內起訴，讓日本政府和那些日本企業承擔應負的歷史責任。”
一天走過4個求證地 北海道勞工訴訟案日律師來津求證
2005年8月6日，正逢美軍在日本廣島投下原子彈60週年紀念日，距北海道勞工訴訟案二審第二次開庭還有13天的時候，日本律師淺井俊雄來津求證，這是日本律師首次來津求證，因爲北海道勞工訴訟案一審敗訴後，律師們總結成敗得失，認爲應該在二審時提交給法庭更爲充分的證據，於是專程趕到當年勞工被送走的地方———天津塘沽現場求證。他還帶來了86歲的老勞工張力堯，請他循着自己當年被抓走、被關押以及被押上去日本船隻的足跡，現場講述那段痛苦歷史。本報有幸成爲國內唯一一家獲准全程跟蹤採訪的平面媒體，在第一時間報道了此事，國內唯一一家獲准跟蹤採訪的電視媒體———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欄目，也進行了全程跟蹤採訪。在整整一天的採訪過程中，記者真正見識了“求證”的艱難過程。
2005年8月6日早9:54，由北京開往天津的T531次城際列車到達天津站。數分鐘後，取證團一行三人隨着人羣出站。由於我們早準備好了寫着“淺井俊雄”的接站牌，所以接站很順利。
三人分別是日本律師淺井俊雄、義務擔任翻譯的鈴木保代小姐和天津籍老勞工張力堯。按照既定的行程，是要先去塘沽的，因爲老人曾經在那裏被押往日本。但剛剛下車，律師就請翻譯告訴記者，他們想先去一趟勸業場，因爲那裏有老人曾經工作過和被關押過的地方。
求證第1站天津勸業場 老勞工張力堯在這裏被抓
老人記得，當初他在勸業場一帶的一個飯館裏工作，就是在那裏被日本憲兵隊抓走的。那年代沒有門牌號，但老人清楚地記得就在勸業場後邊一個路口向右走100多米。在遼寧路與長春道交口，老人停下了腳步，他說：“我在這裏呆過，這叫‘丸玉食堂’，是一個朝鮮人開的飯館。我那時幹‘地工’(黨的地下工作者)，在這家飯館裏跑堂。後來叛徒把我出賣了，日本憲兵隊在這把我抓走了。”老人說這話的時候，淺井律師舉着一個攝像機攝錄，鈴木告訴記者，回去後，他們要將這些錄像製作成資料，提交給法院作爲原告證言。由於是在現場取下的證據，由原告親自陳述，應該很有說服力。
擡頭看看招牌，現在這裏已經變成了蘇寧電器連鎖長春道店，不斷有人進出，選購家電。昔日的戰爭和今天的和平繁榮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求證第2站百貨大樓 這裏的藥井用來扔病人
一行人的第二站是百貨大樓。老人說，當初的日本憲兵隊就在百貨大樓後身，那時是平房，沒有現在的高樓大廈。“在憲兵隊受的罪就甭說了，總捱打，那裏有個藥井，得了病就扔井裏，人就死了。我慶幸沒被扔井裏，就被帶到了東大沽，卻去了日本。”
求證第3站水上公園勞工紀念館 老人情緒激動
爲了讓行程更爲合理，有人提議先把市區的證據取完，然後再去塘沽，於是，將近中午時分，一行人來到位於水上公園的勞工紀念館。在勞工名錄牆前，老人再次講述了當年的血淚史。由於情緒激動，老人竟然嘔吐不止，行程不得不暫時中止。
求證第4站塘沽萬人坑集中營 死人一天拉兩馬車
下午3時許，經過休息調整後，一行人又來到塘沽，尋訪當年關押勞工的集中營。尋訪過程並不順利。首先，我們在塘沽區委工作人員的幫助下，在新港一號路邊找到了萬人坑紀念碑。這是爲紀念當年被迫害致死的勞工而樹立的。據說，當年集中營裏死去的勞工都被埋在一個坑裏，因爲人數衆多，得名“萬人坑”。令人震驚的一幕出現了，老人竟然“撲通”跪倒在紀念碑前，失聲痛哭。路人紛紛停下腳步，看着這位涕淚橫流的老人，表情十分嚴肅。老人說，當年他親眼看見，日本兵用馬車從勞工集中營裏往外拉死人，一天兩車。可見萬人坑之說，並非杜撰。
那麼當年的集中營到底在哪裏呢？在熱心當地人的引路下，一行人終於找到了當年的集中營———現在的新港客運碼頭，勞工集中營就在碼頭對面100多米的地方。當年沒有現在的建築，都是破蓆棚。張老興奮地說：“就是這種情況。”人們看到，現在這裏是天津東港出入境檢驗檢疫局。老人在這裏流着淚講述了當年在勞工集中營被虐待的歷史。他說，當時，日本人連水都不給他們喝，他們就互相喝尿，喝尿還要提前說好了，一個人尿了，對方就用手捧好接着，生怕尿在地上，喝不着。說到這裏，老人忍不住再次失聲痛哭。
這一天，走過了四個求證點，老人曾經工作過並被抓走的地方，被關押的日本憲兵隊，現在的勞工紀念館以及當年的勞工集中營。每到一處，淺井律師都會將老人的講述錄下來，還要不時通過翻譯提醒老人別忘了說清楚自己是原告張力堯，現在正在向日本政府和相關企業索賠，這樣作爲證據才更嚴謹。老人說到激動處，語無倫次，翻譯鈴木就會耐心勸慰，要老人注意身體。律師通過翻譯告訴老人：“我們都希望您長壽，看着我們把這個官司打贏。”
對日索賠中不得不說的求證人
求證2號
王選：“二戰”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對日索賠訴訟原告團團長。曾被中央電視臺評選爲“十大感動中國人物”之一。美國曆史學家謝爾頓·H·哈里斯的一句名言被公認爲形容王選的最精闢的論斷：“只要有兩個王選這樣的女人，就可以讓日本沉沒。”
10年奔走中國調查細菌戰
王選總是在路上。直到前天，記者纔打通她的手機，她讓記者和她的新聞發言人聯繫。於是，記者總算了解到了王選的近況。王選的新聞發言人何必會先生告訴記者，他是王選進行的細菌戰訴訟原告團的工作人員，是一名志願者。由於王選的事務實在繁忙，就責成何必會當了她的新聞發言人，這是去年下半年的事。
何必會告訴記者，今年7月19日，細菌戰二審宣判，基本維持了一審判決，沒什麼突破。2002年8月27日一審判決中，東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判定日本政府在中國研製細菌武器及實施細菌戰的事實，但仍以不承認個人的損害賠償權爲由，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於是，有了上訴、二審的繼續。下一步，原告團需要更加努力。7月20日，原告團向日本最高法院提起上訴，現在正在製作日文的上訴狀。王選也正在和日本律師進行這項工作。同時，王選還要在浙江、江蘇、山東、上海、江西等地，進一步採訪細菌戰受害者，深入調查，爲下一步的訴訟打下基礎。
何必會說，現在，他們正在推動建立細菌戰受害者調查以及援助基金的建立，還有侵華戰爭細菌戰紀念場館的建設等。
求證3號
康健：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對日索賠指導小組副組長，北京方圓律師事務所律師，已從業20多年。1995年，康健作爲中國女律師代表參加了世界婦女大會，接觸到慰安婦訴訟，從此開始關注民間對日索賠。迄今爲止，她已經代理了10餘起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訴訟。
陪日本律師在中國取證
前不久，涉及日本律師到天津取證的北海道勞工訴訟案，康健參與其中。在聯絡採訪時，本報曾盛情邀請她來天津與讀者見面。但康健說，她還要陪另一隊日本律師去河北省徐水。故而沒有來津。
談及近況，康健說她最近要接待來取證的日本律師，總感到分身乏術。記者問她，這樣做有沒有感到吃虧。她說：“不能這麼來看問題，律師不是商人，律師的職責就是最大化地維護當事人的權利。既然我參與了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訴訟，我就得做下去，別把我寫得那麼高尚。”
求證4號
童增：1956年出生，1982年畢業於四川大學經濟系，並考入北京大學攻讀國際法碩士學位。曾任中國老齡科研中心副研究員。現任北京中祥公司董事長。曾被媒體譽爲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第一人。
這場官司應該打在中國
近日，記者打通了童增的電話，他爲記者介紹了一個他的個人網站，名字叫“童增沙龍”。打開這個網站，赫然一行大標題映入眼簾：“血鑑歷史———對日索賠訴訟風雨十年”。童增說：“我在忙着推銷自己的觀點，就是把對日索賠的官司搬到中國來打。我是見人就說，見部門也說，見專家也談，收效還可以，大家都認同我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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