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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做的是偉大的事業，卻不得不隱身於黑暗中；他們身爲熱血男兒，卻只能斂去鋒芒。戰鬥的方式，並不僅僅是一種。在日寇橫行的日子裏，他們選擇了最艱難的一種———地下黨。
“想想那段歲月，自己有時也感慨萬千。每天同志們都生活在緊張當中，有時真想上去和敵人正面幹一仗，不過，黨交給我們的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同志們都努力去完成。”年逾八旬的我黨當年的天津情報網副站長劉明華老人感慨地說。
在黑暗中，他們向工作單位的朋友隱瞞、向青梅竹馬的戀人隱瞞，甚至向自己的家人隱瞞着自己的真實身份；他們冒着生命危險收集情報、通過關係打入敵僞內部；他們衆志成城，身處封鎖區，卻打通了一條通往根據地的暗線……功勞簿上沒有他們的姓名，這些無名的英雄們用自己堅定不移的行動，實踐着自己的人生信念。
反穿鞋子甩掉鬼子
【人物】張志鴻晉察冀邊區公安處地下工作者
“當年有很多日軍和僞軍到處追殺我，我爲了躲避這些追捕者，採取反穿鞋的方法逃避追捕，倒着穿鞋往前走，留下的腳印就是反方向的了。”老人邊擺棋邊說着，“那時，鬼子經常南轅北轍，找不到北，被折騰得直喊‘八嘎’。”
今年已經105歲的張志鴻老人依舊精神矍鑠，曾任天津北寧公園園長，現正在天津鐵路醫院療養。
張老先生的二女兒張玉俊從小跟隨父親走南闖北，張老太太操着淳樸的鄉音告訴記者：“那時我只有六七歲，從早到晚跟在父親的左右，日軍一般不會太注意小孩子，所以我就跑前跑後爲父親傳送情報。記得我的父親會到天津、石家莊等很多城市做貿易。”
1942年，張老先生轉入隱蔽戰線，開始了地下工作，在晉察冀邊區公安處工作，主要任務是爲根據地搞情報。當時他的公開身份是安平縣郎任村商店老闆，以經營一般商品爲名，實爲情報站兼買藥品。
張老先生在平漢鐵路東西來往穿梭，還經常到北平、石家莊、天津等大城市進貨，儼然是大買賣人，日軍僞軍從來不懷疑這個商店，僞軍閒暇時候，經常來店逛逛。他便通過這些人‘套’出情報，然後送到根據地。這些僞軍遭到我軍的伏擊後，脖子掛着繃帶還要來我的商店買菸抽，根本不知道我是幹什麼的。”
年過百歲的張老先生仍然是精神矍鑠，當問起長壽的祕訣時，張老不假思索地回答“不圖名，不圖利，就能活個大年紀……”
除掉大漢奸王竹林
【人物】曾澈抗日鋤奸團團長
1938年12月27日傍晚6時，法租界豐澤園飯莊門前，王竹林剛剛吃完飯，衆人捧月般將其送出飯莊，被突然出現的三名男青年開槍打死。半年後，僞警察局代理局長閻家琦在接受《益世報》記者採訪時稱，刺殺王竹林之3名兇犯均被處決，他們均系本市素無正業之紈絝少年。然而，真相併非如此。
說起王竹林，他可是個“人物”，天津淪陷前爲天津商會會長。1937年7月，日寇侵華，天津淪陷後，他爲了能夠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權力，就參加高凌霨組織的僞天津市地方治安維持會，充任委員，兼任天津物資對策委員會委員長，幹起賣國投敵的勾當。
對這些漢奸，天津人恨得牙根都癢癢。刺殺王竹林的，實際上是活躍在天津的一個以“抗日殺奸、復仇雪恥”爲宗旨的組織———抗日鋤奸團。
這個組織是在1937年冬成立，團長曾澈負責總體策劃，團員李如鵬負責組織，孫大成(字若愚，天津永安飯店少東)負責行動。該團初建時，僅有十幾個人，至1939年春，已發展至60多人，其成員多爲耀華中學、南開中學、匯文中學等十幾所學校的學生。據流傳下來的資料表明，當時他們在現在保定道崇仁小學內成立了鋤奸團骨幹培訓班，名義上是文化課補習學校，實際上是宣傳抗日、研究抗戰形勢以及教授各種常規武器使用方法的培訓基地。
鋤奸團刺殺了王竹林之後，僞警察局找不到絲毫線索。轉年4月，日本憲兵隊在英租界求志裏、法租界天增裏帶走了3名青年，聲稱這3個人就是刺殺王竹林的人。兩週後，3名無辜青年被祕密處決了。5月21日，僞警察局對外稱，刺殺王竹林的3名“兇手”已經正法，轟動全國的“刺殺王竹林案”就這樣了結。
用玻璃手榴彈打敵人
【人物】郭發科敵後武工隊隊員
20世紀80年代，一部以抗日戰爭爲背景的電視連續劇《血濺津門》風靡大江南北，那一曲嘹亮的戰歌，向人們述說了艱苦歲月裏，共產黨人堅持戰鬥的壯美詩篇。該劇的故事題材就是主要取自冀中第九分區津沽武工隊。
人們也許很難想到，在河西區一棟普通的住宅樓裏住着一位當年令日軍聞風喪膽的敵後武工隊員———81歲高齡的郭發科老人。
“當年在津沽大地上活躍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兩支抗日武工隊，津沽武工隊和近郊武工隊。這兩支武工隊就好像兩把利刃，深深地插入敵人的心臟裏，讓敵人終日不得安寧。當時近郊武工隊負責津鹽公路以西，津沽武工隊負責津鹽公路以東到塘沽的地區來打擊敵人，宣傳抗日，武工隊就是武裝工作隊的簡稱。由於武工隊深入敵佔區，沒有徵糧和運送物資任務，主要就是發動羣衆，宣傳和打擊敵人，打游擊戰。當時我們武工隊大約有30多人，幾乎全部都是黨員，全是各個部隊的精銳。”郭發科老人告訴記者。
當年武工隊活躍在敵佔區，各種物資補給都很困難，武器彈藥的補充更是難上加難。沒有武器不但無法殺敵，更不可能保護自己，武工隊員們根據這一形勢，開動腦筋，各式各樣的“先進武器”就這樣出現了。
“當時，手榴彈可是武工隊的寶貝，一般情況下不使用，只有在危急時刻纔會用上軍工廠生產的手榴彈。爲了節省彈藥，我們就發明了‘玻璃瓶手榴彈’，在瓶子裏裝上炸藥，使用原始的點火辦法來打擊敵人。雖然這個比真正的效果要差，但一樣可以打敵人個‘滿臉花’。”老人像個孩子一樣地笑着。“那個時候日軍是武裝到牙齒，而我們甚至還在用火槍。不過，敵人也很怕火槍，那個東西，一打就一片鉛子兒，打到人的時候，全身都是傷，也厲害着呢！”
並肩戰鬥的革命夫妻
【人物】楚雲、辛冬“天津抗聯成員”
“不信世有三生緣，只因道同才並肩。回首風雨來時路，甘苦已過五十年。”望着這首十年前寫的《金婚志感》，楚雲、辛冬這兩位從抗日戰爭走過來的革命夫妻心潮起伏。當年只是20歲出頭的天津“抗聯”成員，如今已是耄耋老人。
楚雲原名李家輝，參加革命後化名爲楚雲。老伴兒辛冬，原名叫陳子政，辛冬也是她參加革命時用的化名。
抗戰初期，楚雲在天津美國教會辦的究真中學上初中，同王洋、康力是同班同學，不願做亡國奴的愛國思想使他們彼此接近，常互相傳閱一些進步書刊，一起討論抗日形勢。1942年7月，楚雲設法回到天津，決定和幾個進步青年成立一個革命組織———‘天津抗日青年救國會’。最早的成員有蘇更、辛冬、何鳳淑、張繼蘭、李新開、田英等人。
1943年初，田英在根據地與黨組織取得聯繫。解放區的一些小冊子、傳單由田英送到天津，“青救會”油印後再散發。同年夏秋，在十分區司令部駐紮的葦塘裏，地委書記兼十分區政委曠伏兆同志接見了康力，決定把“青救會”改爲“天津市人民抗日救國聯合會”，簡稱“抗聯”。其出發點就是不限於青年，要擴大活動範圍。
到1944年，“抗聯”的成員已突破了青年知識分子的圈子，由學校發展到工廠。楚雲老人說，“但我們只是在黨的領導下工作，還沒有一個人入黨，因此，我們對於早日入黨的渴望更加迫切。”
這年夏天，擔任聯絡工作的田英奉命回津，帶楚雲和康力、劉克、辛冬等4人到十分區。出發時，他們化裝成普通學生，從天津坐火車到靜海，從靜海步行到王口鎮。在阜平，四人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一次弄到200斤子彈
【人物】尚雙凱地下手槍隊隊員
提起手槍隊，天津上年紀的老人們幾乎沒有不知道的。神出鬼沒，無所不能，讓津城百姓拍手稱快，讓奸敵僞特聞風喪膽，這就是當年大名鼎鼎的冀中軍區地下手槍隊。
1943年以後的天津，敵我較量進入攻堅階段。
“地下手槍隊的行蹤令敵人琢磨不定，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我們多數都是本地人，耳目靈通，如果沒有叛徒出賣，即使在敵人眼皮底下也不會暴露。”今年88歲的手槍隊員尚雙凱老人告訴記者。手槍隊進入天津後的工作，很大一部分是爲解放區籌集武器。“在剛剛組建時，手槍隊的武器多數靠‘下’敵人的武器獲得，自己的武器充足後，又爲解放區部隊籌集。‘日本’的關係在搞武器中作用不小。”
所謂“日本”關係，就是在駐津日本人中反戰同盟人員。通過趙英傑的介紹，耿長林認識了柏林、長澤勇、木洛林等日本人，他們有的是商人，有的是日軍的後勤人員，管理軍械庫。通過深入交往，彼此取得了信任，於是耿長林交給他們任務———搞槍支子彈。
在夜深人靜的夜晚，他們找到日本花園(今新華路多倫道附近)日軍軍用倉庫的川島，嘀咕了一會兒，轉身閃進了倉庫。不一會兒，有人揹着沉甸甸的一個麻袋走了出來，一輛“恰好”經過的大車被臨時徵用，向遠處駛去。趕車人正是耿長林，麻袋中是200多斤的機槍子彈。
“手槍隊在抗戰和解放戰爭時期，可是讓敵人聞風喪膽的隊伍，這支由共產黨領導的祕密武裝，從敵僞憲特到街頭小販，幾乎都有自己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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