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京審判判決書和倪先生手書“妥爲保管”的庭審實錄  與中方代表團團長朱世明在東京機場合影  倪乃先五歲時爲父親送行  許多情景倪女士仍然歷歷在目 1946年，由美、中、英等11國代表組成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日本東京成立，經過兩年零八個月的審判， 1948年12月23日，軍事法庭最終宣判，中方要求判決的7人全部執行死刑。這次審判史稱“東京大審判”。
1947年， 41歲的倪徵日奧以國際法專家身份趕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形勢不利於中方代表團的時候臨危受命，擔任中國檢查組首席顧問。在庭審辯論中，倪徵日奧和其他代表團成員智計果敢，沉着應對，利用爲數不多的證據材料，克服了難以言說的重重阻力，最終讓戰爭元兇受到了應有的考問和懲罰，還幾千萬中華英靈以告慰和公道。
8月裏的一個雨天，我們走進位於北京東交民巷倪乃先女士的家中。 2003年倪徵日奧先生去世後，倪女士一直忙於對父親生平資料、特別是東京大審判時期史料的整理。在倪女士的幫助下，我們看到了許多珍貴的文件和圖片，其中包括7大本東京審判的判決書和倪先生親手記錄整理的庭審實錄。回憶起父親和那場“特殊的戰鬥”，許多情景倪女士仍然猶如親臨其中，我們也得以隨着她的回憶和講述體會到了那段歷史的真實，重新檢索出那段沒有硝煙的戰場上的珍貴史實，重新勾勒出那個特殊戰場上的英雄形象。
(編者按：“誓將賊首祭龍泉”出自倪先生喜愛的京劇《野豬林》唱詞。倪先生晚年酷愛戲曲，不僅經常參加劇社曲會，對公案戲也深有研究。)
臨危受命艱難取證
法庭審判程序按照英美法制度進行，採取以律師提問辯論爲主的告訴制，重視具體的證據和材料。東京審判主要有3個階段： 1、檢察官綜合陳述和提證； 2、被告律師綜合辯護和提證； 3、各被告爲個人辯護和提證。審判初期，中國代表團沒有估計到審判的複雜性和證據材料的嚴格性，加之中國將領只注重與日軍作戰，而並未對日軍的各種罪證加以蒐集，軍政部次長的當庭證詞甚至被法庭斥爲“空言無據”，幾乎被轟下證人臺。中國代表團處於很不利的地位，甚至可能出現因爲證據不足而導致某些戰犯脫罪的結果。
就在這個緊急關頭，剛剛從英美等國考察國際法歸來的倪徵日奧被中方檢察官向哲浚指定爲赴日增援的首席顧問。本想靜心寫作的倪徵日奧馬上改變初衷，迅速投入到了調查取證的工作中。
“爲了在沒有辦法中想點辦法”，倪徵日奧決定到北平監獄探訪關在那裏的“特大漢奸”。其中僞滿“立法院院長”趙欣伯滿口答應合作，並表示願立即寫書面材料。但之後他又改變初衷，將其所寫材料當着倪徵日奧的面投入火爐之中。此後經人介紹，倪徵日奧又和居於北平東城什錦花園的吳佩孚遺孀張夫人會面，找到了日本人因脅迫吳和唐紹儀聯合成立僞政權不成，而派牙醫將其毒死的第一手證據。
北平取證後，倪徵日奧與代表團成員鄂森、吳學義取道東京。爲了獲取有力的證據，中國檢察組決定通過中國駐日軍事代表團，要求盟軍總部讓我們進入已被封閉的日本前陸軍省檔案庫，以便尋找土肥原和板垣等人的罪證。交涉很快得到順利解決，大家齊心一致，在卷帙浩繁的檔案庫內晝夜奮戰，經過一段時間的搜尋，竟然找到了許多有用的文件。這件事在代表團內部被稱爲“就地取材”。
倪乃先：我送父親去機場“父親於1945年出國考察，當時我們住在上海淪陷區，他走了以後，我們三代人全靠母親一人教書來維持生活。 1946年父親回國，之後去南京司法行政部工作。我一年級放寒假的時候父親接我們全家到南京，當時我出麻疹了，只好留在南京過年。那個時候我還不太記事，大人的好多事情也不太懂，只記得父親每天都很忙，很少提工作上的事情。他走的時候我還去機場送他，這個我印象很深，當時都不知道他要去做什麼。”
指證土肥原賢二
土肥原賢二雖然官階無法與東條、鬆井等人相比，但是他長期在華進行特務活動，對中國的破壞作用數他爲甚。所以對他的反詰是中國代表團工作的重要一環。
土肥原個人辯護從9月16日起進行。他的第一個證人是原瀋陽特務機關的部下，日本人愛澤誠。證詞大意是，土肥原掌握的瀋陽特務機關只是收集情報，並無其他祕密活動；土肥原爲人忠厚坦白等。倪徵日奧引用該機關專門用來向日本政府邀功請賞的《奉天特務機關報》( 1935)中的報道予以反駁。這張報紙的首頁蓋有土肥原的印章，裏面記載了大量該機關在中國許多城市的陰謀活動。在其中的一頁報紙上，載有“華南人士一聞土肥原、板垣之名，有談虎色變之慨”的話。愛澤誠面對實證，不得不低頭認輸。可土肥原的美國律師卻從中搗亂，說這是在談老虎，與本案被告無關。倪徵日奧冷靜地解釋說：“‘談虎色變’是說土肥原、板垣兩人兇狠如虎，人們聽到他們的名字，就像提到老虎一般，害怕得臉色都變了。”隨即向美國律師報以輕蔑的一瞥，在座的法官們鬨堂大笑。
至於土肥原本人，除了東京審判開始時檢察長宣讀起訴書後當庭聲明不認罪外，此次他又決定放棄陳述。依法庭所採用的程序，不能強其當庭發言。由於土肥原本人不上證人臺，檢察方面就無法當庭對他嚴予盤詰，從而失去提出有針對性證據予以反駁的機會。但土肥原的劣跡昭彰不勝枚舉，倪徵日奧等中方代表仍繼續伺機予以揭露，在北平吳佩孚遺孀處所取證據正用於此，土肥原對此根本無可辯駁。
倪乃先：父親每次回國，母親都要燉甲魚“審判是相當漫長的，父親在這期間也回過幾次家。父親回來的時候我們去接他，在碼頭上我遠遠向他招手，可能因爲人多，他沒有看我，我當時很是失望和生氣，好久都沒有叫他。每次父親回來都顯得非常憔悴，臉色也很灰暗，眼神卻總是堅定的。母親總要燉甲魚，我那個時候不敢吃，也不明白。父親第二次走的時候沒帶着我，卻帶了另一個和我一般大的小女孩去東京，我當時只知道是冰心阿姨的女兒(按：吳文藻與冰心當時爲駐日代表團成員)。當時心裏很生氣，不明白他爲什麼要帶別人的女兒走。沒想到就在今年我又巧遇到冰心的女兒，我告訴她我就是當年帶她去東京的那個人的女兒，她也是非常的激動，說真沒想到還會見到吳伯伯的女兒。算一算，有58年了，兩個小女孩都成老太太了。”
舌戰板垣徵四郎
審訊板垣時，爲他出庭辯護的律師和證人多達15人，他們準備了大量的材料，但大多空洞無物，不堪一擊。
板垣的第一個證人，是“九一八”當晚柳條溝事件發生後，指揮日軍的聯隊長島本。此人說，他那天晚上在朋友家喝酒喝得醉醺醺的，回家後就得到了“九一八”事變發生的報告。倪徵日奧當即打斷他的話說：“島本既然聲稱自己當晚喝醉了，那麼，一個糊塗的酒鬼能證明什麼？又怎能出庭做證人呢？”島本當即便被法庭轟了下去。這個下馬威使板垣的辯護班子一下動搖了，而後出庭的律師、證人未上場先氣餒了三分。
板垣一再狡辯說他曾主張撤退在華日軍一事，倪徵日奧質問他：“日軍侵佔廣州、漢口，是不是在他任陸相以後，這是撤軍還是進軍？”他難以解釋，只好點頭說是進軍。對於德、意、日三國公約及張鼓峯事件，板垣竭力說自己不主張擴大戰事，倪徵日奧問他是否因爲這兩件事受到日本天皇的譴責？板垣不願承認受到天皇譴責，卻反過來問：“你們從哪裏知道的？”倪徵日奧按照庭規催他做正面回答，他只好有氣無力地答稱“並無此事”，當場窘態畢露。
在最後陳詞的時候，倪徵日奧努力把板垣和土肥原的罪惡活動聯繫起來，他指着被告席上的土肥原問板垣：“你在陸相任內後期派往中國去拉攏吳唐合作的土肥原，是不是就是當年僭充瀋陽市長、扶植傀儡溥儀稱帝、勾結關東日軍、陰謀華北自治、煽動內蒙古獨立、到處唆使漢奸成立僞政權和維持會、煊赫一時、無惡不作，而今危坐在被告席右端的土肥原？”倪徵日奧一邊“戟指直向土肥原”，一邊“怒目視之”。在後來的回憶中他寫道：“這時候，我覺得好像有億萬中國同胞站在我後面支持我的指控，使我幾乎淚下。當時全場肅然。板垣知道這一連串罪狀，雖然直指土肥原，但也莫不和他有直接聯繫，當時如坐鍼氈。他也明白，我的發問是最後促使全場注意，並非真正要他作答，因此也就赧然走下證人臺。”
倪乃先：父親給了我豐厚的精神遺產“父親是一個性子恬靜嚴謹，內向而理智的人。他人緣很好，對朋友都很熱情。他回憶裏講述的那種激情我卻從來沒見過。父親幾乎一輩子都在做學問，研究國際法學，這幾天我統計了一下，他做行政職務的時間只有一年多。父親很少跟我講過去的事情，是爲了怕對我的意識和看法有影響，一直到在海牙的那些年我才能經常地和父親聊聊天，他纔會跟我講一些當年的情景。他在海牙審理過埃及蘇伊士運河國有化以及洛克比空難等諸多案件，對於他的分量都比不上當年的東京審判。父親晚年喜歡唱戲和旅遊， 95歲參加蘇州曲會，還在虎丘千人石上表演，甚至96歲還自行登上了山西的懸空寺。東京審判是父親生命與榮譽的頂峯，當然，他從來沒有停止前行。”
撰文/張磊攝影(翻拍)/胡凌雲部分史實據倪徵日奧回憶錄《淡泊從容蒞海牙》一書整理
倪徵日奧
國際法學家，東京大審判中國檢查組首席顧問，新中國首任聯合國國際法院法官。 1906年出生於江蘇省吳江縣。 1984年當選爲聯合國國際法院法官，成爲新中國歷史上第一位享受到國際司法界最高榮譽的國際法官。 2003年，倪徵日奧逝世於北京，終年9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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