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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實現黨中央、毛澤東的戰略思想，我們在山西進行了一系列創造性的工作
一九三七年冬，決死三縱隊一部在山西運城舉行集會，支援當地犧盟會開展抗日救亡工作。（照片選自《薄一波》畫冊）
問：閻錫山這個人封建性很強，又善於權術和心計，和這樣的人打交道太不容易了。您到山西以後，是如何開展工作的呢？
答：我是在少奇同志的堅決支持下來到山西的。臨走時，經北方局同意，我從一同出獄的草嵐子監獄的戰友中挑選了楊獻珍、董天知、韓鈞三人，加上週仲英，共同組成中共山西公開工作委員會，由我任書記。後來又增加11人，多數爲草嵐子監獄時的戰友。
由被閻錫山通緝的對象，一下子成了閻錫山請來的客人，如何開展工作，也是頗費琢磨。不過，這樣幾條我是很明確的：一、大敵當前，就是要以民族利益爲重，搞統一戰線。我們在草嵐子監獄中就讀到了共產國際七大文件和毛澤東同志在瓦窯堡會議上的報告，深知只有組成浩浩蕩蕩的抗日大軍，才能把日本侵略者趕出去。二、我有大革命失敗後從事白區工作的經驗，知道光做下層工作不夠，要善於做上層工作。三、我參加了大革命，對陳獨秀放棄領導權的慘痛教訓也深有體會。這是我全部工作的思想準備和理論準備。
有了這幾條，如何工作心裏就有數了。我感到：首先要站穩腳跟，不搞“左”傾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要利用“官辦團體”的帽子，公開地做羣衆工作，偷偷摸摸不行。這樣才能造成聲勢，更好地發動羣衆，也才能更好地把閻錫山團結在抗日的陣營之中。我們把這樣一個思路歸結爲三句話的工作方針：戴閻錫山的“帽子”，說“山西話”，做黨的抗日救亡工作。這條方針得到了北方局的認可。
有了明確的方針，工作就好開展了。我們首先做了兩件大事：一是接辦犧盟會，把犧盟會辦成我們黨實際領導下的羣衆性抗日團體；二是創辦一支完全有別於閻錫山舊軍隊的山西新軍。
先說第一件大事。犧盟會原來是閻錫山的山西自強救國同志會中的一些進步青年杜任之、宋劭文、戎子和、劉玉衡倡議創立的。但一成立，就被閻束之高閣。到山西后，我們看到這個組織完全可以爲抗日所用，就向閻提出：這個組織不改組就無法進行抗日救亡工作。閻表示同意。於是，我們首先成立了犧盟會新的領導班子，成員有薄一波、董天知、韓鈞，加上原來的幾位進步青年，會長還是閻錫山，戴的仍舊是“官辦團體”的帽子。同時，由楊獻珍同志執筆，修改了一些原來犧盟會綱領中閻錫山不願接受的條文。例如：我們黨的口號是“抗日救亡”，閻提“抗敵救亡”；我們提“收復失地”，他則提“守土抗戰”，以表示他的獨立性。好，我們就採用他的這些口號，說“山西話”，實際上講的內容還是我們黨的主張。
有了這樣一個“官辦”色彩的組織，我們工作起來很順手。首先是招募1000名進步青年學生和愛國青年，以“臨時村政協助員”的名義派往鄉下，名義上是協助村長辦理村政，實際上是進行抗日救亡的宣傳鼓動工作。“村政協助員”下鄉的時候，正值綏遠抗戰和西安事變，經過這些愛國青年的奔走宣傳，山西抗日救亡的民氣一下子就起來了。一年多後，我在一篇文章中曾這樣寫道：“工作開始了，真如黃河決口，像一股不可遏止的洪流，幾千年來被壓抑着的民氣覺醒起來了。老百姓過去曾經是除納糧以外，什麼都不過問也不曉得過問，現在改變了，他們要……‘組織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並宣言擁護‘西安事變中的抗戰主張與統一戰線’。”村政協助員又採取十人團的方式，很快發展犧盟會員30萬人。這種情況，真有點當年湖南農村大革命的味道。
接着，我們從新發展的會員中挑選兩萬名優秀青年，作爲“國民兵軍官教導團”的學員，組成10個團進行政治、軍事訓練。當時，閻錫山提出訓練30萬國民兵，我們接過了這個口號。
三是興辦軍政訓練班與民訓幹部團。那時，全國的青年正處在一種苦悶之中，愛國運動還沒有完全的自由。太原這兩個團一號召，全國的進步青年如潮水一般涌到太原。兩個團合計4500多人，包含22個省區的學生。爲了加強領導，我們把中共山西工委的楊獻珍、韓鈞、劉亞雄、王鶴峯、谷景生、周仲英等同志都派到連隊去當指導員。著名抗日女英雄李林就是軍政訓練班中女兵連的。訓練班的學員既學習抗日的政治理論，又進行嚴格的軍事訓練，從而爲山西的抗日救亡運動培養了大批幹部，也爲後來我們建立山西新軍創造了條件。所以，當時有人曾將軍政訓練班和民訓幹部團比作大革命時期的黃埔軍校。
問：如果說犧盟會以“官辦團體”的面目出現，救亡工作開展得還比較順利的話，那麼，在閻錫山這個“土皇帝”的眼皮底下，創建一支由我們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恐怕要困難得多了。這個工作是如何進行的？
答：組建新軍是“七七事變”以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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