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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變”後，日軍即佔領北平、天津，很快又侵入山西。晉綏軍和前來增援的中央軍，相當大一部分一觸即潰，閻錫山對舊軍失去信心。於是，我向閻錫山提出，看來山西戰局僅靠舊軍不行，必須儘快組建一支新軍。他很快同意，並要我負責先搞一個團試試看。我當即報告北方局。少奇同志很高興，說：好，趕快去！於是，我們立即從熱烈報名的國民兵軍官教導團、軍政訓練班、民訓幹部團的學員中挑選了300名學員，組建了一個團，名稱是按閻錫山的意見，叫“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我擔任政治委員，總隊長是舊軍官徐績章。1937年8月1日，也就是“七七事變”後不到一個月，第一支山西新軍正式宣告成立。
1937年9月，雁北失守，11月，太原失守。閻錫山在接連捱打以後，一時不知所措。這時，他更加倚重我們。他有個形象的說法是：現在共產黨、八路軍在山西，是有十支洋燭的光，晉綏軍是一支洋燭的光，中央軍呢，只有一根香火的光。因而這也是閻錫山最聽我們話的一個時期。看到閻錫山這時確想抗日，又無能爲力，於是，我又向閻錫山提議再組建五至十個旅的新軍。閻同意先組建五個旅，並以第二戰區司令長官的名義發佈命令，要求由我全權負責，從速組建。於是，決死隊很快擴充爲四個縱隊（旅）。各縱隊政治委員分別由薄一波、張文昂、戎子和、雷任民同志擔任，各縱隊長仍然由晉綏軍舊軍官擔任。
對於這支生氣勃勃的不同於晉綏舊軍的新軍，閻錫山和我們對它希望都很大，爭奪領導權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了。有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我們從一開始頭腦就很清醒，這就是既要積極地爭取、團結閻錫山一起抗日，又要隨時警惕其對日妥協投降的一面，因而，我們必須掌握領導權。爲此，我們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最關鍵的一着就是實行政治委員對部隊有最高指揮權的制度。決死隊成立之初，我就擬定了《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政治委員制度條例》，並得到了閻錫山的批准。《條例》規定：“政治委員爲部隊中之最高首長，團長及政治主任接受其領導。”我這是政治委員一長制。政治委員權力大着哩！政治委員可以撤縱隊長的職。1938年春，縱隊長魯應麟（舊軍官）乘我不在的時候命令部隊打臨汾，犧牲多少人他也不在乎，陰謀借日軍之手消滅我們。回來我就撤了他的職務。舊軍官貪污我開除，打仗不勇敢我開除，違犯軍隊紀律我開除，所以這支部隊一成立，實際上就在我們黨的掌握之下。同時，我們在部隊內部堅持以正確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部隊，確立了訓練軍隊的六項方針，如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廢除打罵制度等，以此與舊軍隊劃清界限。朱總司令率八路軍進入山西后，我們又從八路軍中要了一批軍事幹部充實到新軍中來。舊軍官中也有不少人是進步和比較進步的，他們大多和我們合作。1939年下半年，閻錫山開始反共倒退以後，爲確保我們對部隊的領導權，我在一縱隊將尚餘的舊軍官統統送到羅瑞卿的抗大分校學習去了，只留下李懋之一人。這個同志後來表現很不錯，建國後曾擔任解放軍第二炮兵副司令員。現在依然健在，已經98歲了。
和閻錫山上層統一戰線工作的成功開展，使八路軍三個師得以順利地在山西立足，並有了自己的根據地。山西人民對抗日戰爭貢獻極大，犧盟會和新軍的歷史功績將永載史冊
問：第二次國共合作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相比，由於國民黨堅持一黨專政，雙方沒有共同的綱領、共同的組織形式。但是在山西，由於有了犧盟會和新軍，卻有了不同的特點。請問，是不是這種情況呢？怎樣看待犧盟會和新軍的歷史作用呢？
答：這個問題提得很有價值。的確，由於我們在山西的統一戰線採取的是戴閻錫山的“帽子”、說“山西話”這種特殊的形式，因而在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呈現出鮮明的特點：第一，我們黨和閻錫山之間有一定的組織形式，這主要是犧盟會、決死隊和後來的戰動總會。犧盟會會長是閻錫山，但犧盟會七名常委，除樑化之外，全部是共產黨員，實際是我負責，領導權在我們手裏。決死隊名義上也受閻錫山領導，但政委和政工人員是我們的，領導權也在我們手裏。戰動總會是犧盟會改組一年後周恩來同志到山西倡議成立的，由國民黨左派將領續範亭任主任委員，主要任務是發動羣衆抗戰。第二，我們和閻錫山之間也有共同綱領。1936年，犧盟會改組之初，由楊獻珍同志執筆修改的犧盟會綱領是第一個綱領。1937年8月25日，我黨洛川會議提出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11月，我們參照這一綱領，起草了《山西省民族革命十大綱領》，經閻錫山同意、簽署，11月6日公佈於衆。這是又一個綱領。
正是由於有了這些特殊性，使得山西抗戰在全國呈現出一種獨特的局面。首先，山西民衆有了抗戰的合法權利，很快形成全民抗戰的熱潮。那時，犧盟會員每人胸前掛一個牌牌，在太原、在山西，是很神氣的。北方局副書記楊尚昆同志到太原後，我還給了他一個牌牌，他感到工作起來方便多了。因爲有這個牌牌，警察不敢惹他。同時，有了一支以統一戰線形式出現的實際上是共產黨領導的新軍。這是我們在華北戰場上除了八路軍以外的又一支抗日武裝。正是由於有了和閻錫山的成功合作，使得山西成爲了華北抗戰的中心。由此，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提出了把山西作爲全國抗日戰爭戰略支點的偉大構想。1937年9月，毛澤東幾次就這一思想向全黨發出指示。9月29日，他在給周恩來、朱德、彭德懷和任弼時的電報中指出：“山西將成爲華北的特殊局面，這根本是因爲有紅軍，其次則是閻錫山與我們結合起來。由於這兩個結合，將造成數百萬人民的游擊戰爭。”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北方局移駐太原，八路軍總部和三個主力師陸續進入山西，配置和展開于山西各戰略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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