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開始的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上，《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首次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審議。修改主要涉及兩項內容：將工薪所得減除費用標準（俗稱“起徵點 ”）從800元提高到1500元；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報。
“本次《個人所得稅法》的修改還只是小規模的修改。”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劉劍文告訴記者，這次只調整個稅扣除額、允許高收入者自行申報，遠遠不能滿足形勢的需求，也沒有彌補現行個稅法的缺陷。他認爲，除了這些調整，《個人所得稅法》還有大量需要完善的地方。
8月20日，長期從事稅法研究的劉劍文教授約見本報記者，表達了上述觀點。據瞭解，《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審議前夕，有關部門曾向他徵求過意見。
“儘管我國《個人所得稅法》已基本與國際接軌，但應看到作爲發展中國家，我國與國際慣例尚有一定的距離。”劉劍文希望通過媒體加強交流，促進中國的稅收法制建設。“我首先想澄清一個概念。”劉劍文表示，現在媒體把800元到1500元的調整叫做起徵點提高，是不合適的。他說，個人只要有收入就得納稅，但需要扣除一定的額度後才能納稅，所以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扣除額調整。
“草案將扣除額提高到1500元，我認爲比較適中。”劉劍文說，這樣的調整可以減輕工薪階層的稅負，讓他們把收益的一部分進行投資。同時，對減少貧富差距也有積極作用。
爲什麼只是小規模調整
劉劍文強調，此次只是小規模調整。沒有涉及個人所得稅的模式調整，包括稅率、減免稅的調整等。
爲什麼這次只是小規模調整？劉劍文解釋，稅收是敏感的問題。稅法的修改往往會牽一髮而動全身。中國稅務學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安體富也表示，修改的幅度小些，逐漸改革，更容易成功。
專家們普遍認爲，小改決定於中國特有國情下的漸進性的策略選擇。事實上，包括徵管水平在內的多種因素，都決定了中國個稅改革不可避免的漸進性特徵。
中央財經大學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劉桓教授稱，今後還會逐漸推出個稅改革，推出順序則本着“先解決對百姓影響最大的問題，再解決百姓呼聲最高的問題，然後解決最容易操作的問題，其次是解決改革震盪最小的問題”的原則。
專家們的觀點與財政部部長金人慶的說法相吻合。金人慶今天表示，個人所得稅改革目標是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稅制，進一步擴大稅基，合理調整稅率，更好地發揮個人所得稅組織財政收入和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但在全面修訂《個人所得稅法》條件尚不成熟的情況下，先行解決這部法律中社會反響比較突出的兩個問題。
《個稅法》4大缺陷拖後腿
劉劍文認爲，現行《個人所得稅法》有許多其他弊端在此次修改中並沒有涉及。
劉劍文稱，中國《個人所得稅法》的4大缺陷———分類所得制模式不適宜、生產率設計與結構失衡、稅收待遇不公平，費用扣除不合理、徵管手段較落後，使得該法與國際慣例尚有一定距離。
徵收模式是個稅改革中的首要問題。目前國際上存在着三種主要徵收模式———分類徵收、綜合徵收、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徵收。據介紹，分類徵收的好處是既可控制稅源，又可節省稽徵費用，但不能較好地體現公平稅負的原則。綜合所得稅制體現納稅人的實際負擔水平，符合支付能力原則和量能徵稅的原則，但其弊端是徵稅繁瑣，易造成偷漏稅機會。
我國採用的是分類所得稅模式，主要分爲工資薪金所得、勞務報酬所得、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等11項，對工資薪金採用9級超額累進稅率，其他所得主要採用比例稅率。
“這在當時是符合我國國情的，因爲那時我國個人收入普遍較低，稅務機關的徵管手段比較落後。”劉劍文說。但分類徵收所造成的納稅人實際稅負不公平的問題日益顯現。由於缺乏對不合理或不合法收入有效的監管手段，一些高收入者可以利用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費用等辦法合理避稅；而收入來源固定的工薪階層易於管理，反而越來越明顯地成爲納稅的主力軍。數據顯示，目前全國工薪階層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已佔個人所得稅總額的70％以上，在某些地區甚至超過了80％。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財政研究室副主任楊之剛教授說，中國出現貧富懸殊狀況，有衆多的體制因素，現行個人所得稅制設計上的缺陷也是原因之一。
十六屆三中全會確定了個人所得稅改革的大方向———實現從分類徵收向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徵收模式轉變。但這次《個人所得稅法》草案中沒有提及。有專家分析，徵收模式的轉變將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稅收待遇不公平，費用扣除不合理，也是《個人所得稅法》一個較大的缺陷。劉劍文介紹，《個人所得稅法》中的不公平主要體現在3方面：一是工薪所得與勞務報酬所得同爲勤勞所得，卻實行差別待遇；二是對工資等勤勞所得采用5％至45％的超額累進稅率，而利息、股息、紅利、財產租賃、財產轉讓所得等非勤勞所得采用了20％的比例稅率，這不但會影響按勞分配原則的實施，而且會導致稅負不公平；三是對同爲非勤勞所得的股息、紅利要繳稅，而國債和金融債券利息卻要免稅。
高收入自行申報能否實現
今天審議的《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要求個人所得超過一定數額標準的高收入者自行申報。但徵管水平的制約，令人擔心該項要求能否順利實現。
劉劍文此前撰文指出，我國目前還沒有健全的、可操作的個人收入申報法規和個人財產登記核查制度，加之銀行現金管理控制不嚴，流通中大量的收付以現金形式實現，致使稅務部門無法對個人收入和財產狀況獲得真實準確的信息資料，許多達到徵稅標準的納稅人可以輕易地逃避納稅義務。
還有媒體報道稱，目前我國高收入階層之所以對社會的稅收貢獻很小，主要是由於他們有較多的逃避稅手段。以私營企業主爲例，他們一方面可以將個人生活費用打入企業費用，以減少盈利，少交稅；另一方面，也可以減少企業的分紅，甚至乾脆不分紅，這樣就無從繳納個人所得稅。這些方法不過是高收入階層避稅的普通手段，但徵管部門對此卻毫無辦法。
業內人士稱，儘管《稅收徵管法》規定，對不申報或申報不實的納稅人，稅務機關可以進行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但該項條款能否落實，不容樂觀。更重要的是對高收入者如何界定還有爭議。劉劍文說，我國經濟發展很不平衡，各地的高收入者標準也不一樣。有些人可能今年達到了高收入者標準，明年就不是了。這些人是否需要自行申報，也是將來《個人所得稅法》實施細則應該考慮的。此外，一些高收入者的收入是別人支付給他的，可以加強代扣代繳人的責任。
“應該建立一個納稅檔案，對高收入者進行定期監督。”劉劍文說，這樣，高收入者的收益情況如何，稅務機關才能心裏有數。但這需要銀行、工商等部門配合。
劉劍文還建議，把納稅人的信用劃分等級，信譽好的劃爲一級，納稅意識差的劃到較差的等級，由稅務機關進行監督並對外公佈。“這種做法對有偷稅漏稅行爲的人有較大的震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