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淪陷期間,日軍在天津推行奴化教育,強迫學生學日語,進行日化軍事訓練。這是日本華北聯絡官鹽澤清宜視察天津中學的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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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僞當局組建的河北省立津海道日語教員培訓班 |
天津淪陷期間,日本佔領當局竭力推行毒化中國人民的文化政策,開展奴化教育,妄圖摧毀中國人民的抗日意志,以維持其殖民統治。
和其他淪陷區一樣,日本在天津推行奴化教育,強迫學校的學生學日語,使用日本當局規定的教材,許多學校裏都派有日本教官監視師生的言行,還強迫中國學生剃光頭,自費購制綠制服,打扮成日本兵的樣子進行軍事訓練。日僞當局還通過組織講演、座談、幻燈、展覽等方式,曲解中國歷史,宣揚中日兩國“同文同種”、“共存共榮”、“中日滿提攜”,妄圖從思想上把青年一代徹底奴化。日本佔領當局還加強對輿論的控制,從佔領天津之初,就開始封鎖外界消息,取消了天津所有的私人通訊社和大部分報刊,只剩下《庸報》和其他幾份刊物來裝點門面。
在天津淪陷的八年期間,各種毒品大肆販賣,封建迷信肆意傳播,黃色書刊到處氾濫,淫穢電影、戲劇、小說充斥社會,煙館、妓院比比皆是。這些都是日本佔領當局有意縱容的,目的是對中國人民進行精神上的毒害,摧殘中國人民的抗日意志。
在日本侵略者殘酷的殖民統治下,天津人民遭到野蠻的蹂躪,但是,天津人民不甘心做日本的“順民”,他們向侵略者展開了不屈不撓的英勇鬥爭。
侵奪我的財富毒化我的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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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軍事資源越來越枯竭,當局多次強迫天津人民進行“獻銅”、“獻鐵”、“獻金”、“獻機”運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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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在日軍掌控下的天津心天道龍華聖教會南市粥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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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佔領天津後,就地生產軍需物資。這是日本國務大臣藤原視察華北制鐵所時的情形 |
日本佔領天津後,對天津進行了大規模的經濟掠奪,並以天津作爲掠奪華北的中心,以支撐其在中國的侵略戰爭。在整個佔領期間,日本對天津的經濟掠奪從未放鬆,初期和末期尤爲殘暴。抗戰初期,日本妄圖在短期內征服中國,軍事上採取速戰速決的方針,因此對天津的經濟掠奪主要是野蠻的直接掠奪,抗戰後期,日軍垂死掙扎,對天津的掠奪是瘋狂的全方位掠奪。
霸佔企業強徵軍需
淪陷初期,日本侵略者對天津的企業實行了野蠻的掠奪,僅1937年到1938年,一年左右的時間裏,就從天津掠走了價值約64萬英鎊的物資。
日本佔領當局對與戰爭和軍需有關的企業採取直接經營、沒收霸佔、併入日資企業監控生產等方法實施掠奪;對其他的企業,採取種種野蠻手段加以排擠打擊,直至搞垮,然後加以吞併和掠奪。日本當局把礦物油也作爲軍用品,禁止民間生產和販運。
對軍用物資和其他重要產品如鋼鐵、煤、棉花、火柴、麻袋等不準自由銷售,一律由日僞進行“徵集”,其實就是公開掠奪。如: 1944年4月,日本正準備進攻我國中原地區,需要大批的自行車,日本侵略者出動大批武裝人員,對天津的幾家大車行的存貨全部查封,隨後就藉口“協助大東亞聖戰”,強行“購車”,實際上是搶奪,一次就“徵購”自行車一萬五千餘輛,後又多次洗劫,致使天津的自行車行業從此一蹶不振,並相繼破產倒閉。
奴役農民圈地搶糧
日本佔領者在天津周圍大肆掠奪土地,勒索軍糧。日本在天津的農業壟斷組織主要有兩大系統,即華北墾業公司和米穀編制協會。日本在天津一帶共設立了一百二十個農場,掠奪土地達九十二萬一千七百多畝,約佔當時天津縣、寧河縣耕地面積的一半。
無地的農民被勒令墾荒,收穫除納租外,餘糧悉被賤價收買,充作軍用。日本侵略者對土地掠奪,使大批農民遭受深重的苦難。北倉農場有二萬畝土地,原屬當地九百多戶農民,鄭莊子、楊莊子、賈家沽道村等全被日本人圈佔。日本人圈佔土地後設立農場,強迫當地農民和所謂遊民當佃戶,從事奴隸式的勞動,或通過包租人間接對佃戶進行奴役。
天津是華北棉花市場的中心,也是日本掠奪我國棉花的中心,日本在天津設有棉花收購站、打包廠、轉運公司等搜刮棉花的機構。僅1943年,日本就從天津掠奪走棉花二三百萬擔,其他的農副產品,日僞也以很低的價格強行收購。
吞併銀行哄擡物價
七七事變以前,大華北及天津的流通領域裏,存在着共約30種貨幣,天津淪陷後,日本佔領當局爲了控制華北的金融,以促進所謂“日滿華經濟一體化”,先後設立了僞蒙疆銀行、聯合準備銀行,將華北地區銀行一律強行吞併。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爲掠奪華北物資,日僞大量發行僞幣,勢如洪水氾濫。日本掠奪性的金融政策使中國白銀大量流失,造成華北淪陷區物價的飛漲,在淪陷期間,天津的總批發物價指數上漲了近千倍,食品批發價上漲了七百三十倍。
日軍深陷戰爭泥潭,軍事資源越來越枯竭,日本在天津對戰略物資的掠奪加劇。在“治安強化運動”中,當局多次強迫天津人民進行“獻銅”、“獻鐵”、“獻金”、“獻機”運動,民間的銅鐵雜物,如銅門環、銅牌匾,寺廟的銅佛、鐵鐘、銅磬,海河岸邊及民園周圍的鐵欄杆,皆難逃劫運。有些華商工廠如北洋、恆源等紗廠甚至連紗錠、布機也被迫獻了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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