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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掃描現今亞洲的戰爭與和平，掃描日本與周邊國家的關系，『靖國神社』已成為出鏡率最高、視覺衝擊最強烈的關鍵詞。在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之際，本文特選摘《靖國神社大揭秘》其中段落，介紹日本右翼勢力是如何把靖國神社一步步發展成為向反戰進步力量挑戰的陣地和制造政治麻煩的舞臺。
1944年日本軍國主義狂熱下，連老婦也參加持槍訓練。
麥克阿瑟
曾想毀掉靖國神社
戰後如何對待國家神道和靖國神社，美國人本來是很清楚的。據說當時的盟軍最高司令麥克阿瑟最初是准備毀掉靖國神社的，但被羅馬教皇的特使改變了主意。不過，麥克阿瑟也明白必須改變靖國神社在日本社會的精神地位，最好把它改造成只是一座西洋式的紀念碑。遺憾的是，美國人後來並沒有這樣做，而是把它與一般的神社一樣對待，一齊推下了國家神道的神壇，卻絲毫沒有改變它作為軍人神壇『軍祭』的特殊地位。
盟軍佔領日本後，1945年9月22日發表了《美國戰後初期對日政策》，其中明確規定：『在佔領日本的同時，要立刻宣布允許宗教信仰自由……不准打著宗教的旗號，搞超國家主義的和軍國主義的組織及其運動。』這是針對日本的國家神道而來，因為美國早已認識到了必須拆除這根日本軍國主義的精神支柱。
美國人最初要按照西方模式改造日本，到那年的12月15日，佔領軍司令部向日本政府發出了政教分離的指令《關於廢止政府對國家神道(神社神道)給予的保障、資助、維護、監督以及宣傳的備忘錄》。這樣做的目的很清楚：『把宗教和國家分離開來，以防止一切把宗教濫用於政治目的的活動，把一切具有同等機會和享受保護資格的宗教、信仰和教義嚴密地置於完全同等的法律基礎之上。』這樣就把國家神道推下了唯我獨尊的神壇，日本式的『祭政一致』也隨之破產。
1945年12月，在禁止政教合一的命令生效的前夕，日本政府在靖國神社舉行規模盛大的最後的臨時大招魂祭，除了昭和天皇親拜外，幣原首相為首的政府各級官員以及陸海空軍代表共一千餘人參加，當時以為這是『最後的晚餐』，想不到幾年後情況發生了變化。
靖國神社
最初不允許政治活動
1946年2月22日，日本政府頒布了《宗教法人令》，後來在1946年11月頒布的《日本國憲法》中也明文規定禁止『國家及其機關』參加宗教活動，並禁止向宗教組織和團體提供經費。1952年1月28日，頒布了新的《宗教法人法》，給予神道神社繼續存在的法律地位。同年9月，靖國神社被批准成為宗教法人，雖然法律地位只是與眾多神社和寺院地位一樣的神社，只能進行純粹的宗教活動，不能涉及國家政治活動，而且經費只能來源於各團體的贊助，但卻逃過了滅頂之災。
在上世紀50年代初期，日本政府為滿足戰爭遺族的要求，決定建立非宗教設施的『中性』的『無名戰死者墓』，進行全國性的戰死者追悼儀式。但日本右翼勢力不滿足於此，他們要的是具有傳統影響力的可以作為政治舞臺的靖國神社。
由浦安會(現在的全國護國神社聯合會的前身)、自民黨遺族議員協議會、自民黨報答英靈協議會、日本遺族會等團體牽頭，開始了要求國家護持靖國神社的活動。以1947年結成『遺族厚生聯盟』，1953年改組成『日本遺族會』，1954年又以遺族會為中心結成『靖國神社奉贊會』為核心，戰爭遺族和右翼勢力結合起來，從1956年起開始推進所謂的『靖國神社國營化運動』，企圖抬高靖國神社的法律地位。1969年，自民黨向國會提出了『靖國神社法案』，將靖國神社設計成由內閣總理大臣管轄的特別法人，實行非宗教化由政府管理，這樣就可以允許內閣官員參拜靖國神社，就能實際上取得國家『神壇』或國家『神社』的地位。
被右翼勢力當成
最後的陣地
『靖國神社國營化』一出籠便遭到各方面力量的強烈反對，自民黨連續5次向國會提交此案，5次遭到挫敗。戰後纔24年，日本右翼勢力如此急不可待也是自不量力，但糾集起來的勢力並不甘心，一計不成再生一計……
國家神道雖被盟軍埋葬了，但靖國神社和護國神社並沒受到清算，反而『因禍得福』成為日本一個時期裡幾乎唯一的可以公開紀念侵略戰爭和戰犯的地方。頑固的靖國神社雖然失去了國家的庇護，只能靠捐款度日，但仍堅持原來的『軍祭』方式，仍然被一些人視為最後的精神歸宿，仍然擁有巨大的社會基礎，被日本右翼勢力當成最後的陣地，他們要把這裡變成卷土重來的大本營。而下一步的策略，就是把日本侵略戰爭的大量戰死者亡靈和戰犯亡靈塞進靖國神社進行所謂的『合祀』，讓昔日的日本皇軍『在靖國神社再見』。
根據日本資料作出的一份靖國神社祭祀『柱位』逐年增加的簡況可以看出，從創立到戰敗投降後的1946年5月，靖國神社裡只有不到12萬柱位，到1978年10月塞進東條英機等14名甲級戰犯時，雖猛增了約90萬也還只有100多萬戰歿者；而目前的戰歿者數字是246萬多，即是說在1978年後的27年裡又塞進了約136萬亡靈；而且這個數字可能還會增加，因為靖國神社一如既往還在爭取把臺灣甚至其他地方曾經參加日軍的戰亡者填充進去(近來，也出現了『第一次』減少的前景，因為2004年以來，已經有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的戰亡者家屬向靖國神社提出要求，要把放在裡面的親人接出去)。
靖國神社
狡猾地撕開合祀缺口
1952年起，日本出現大規模的赦免戰犯簽名運動，鼓動4000多萬人在日本律師聯合會提交的『戰犯赦免意見書』上簽名，提出的要求為三個：給判死刑戰犯減刑，國外的戰犯歸國，國內的戰犯釋放。日本政府說是屈服、是順應、是支持也罷，反正1952年8月向同盟國各國提出釋放B、C級戰犯的請求，接著在10月又提出了釋放A級戰犯的請求。
當1951年舊金山對日和約簽署後，乘著復雜的國際環境，鑽著東西方陣營的空子，日本一旦恢復主權便開始違背曾經的承諾：『日本承認遠東國際法庭以及其他同盟國國內法庭對戰爭罪犯的審判結果，日本政府無權對在日本國內服刑的戰犯赦免、減刑和假釋。』首先從戰爭遺族開始撬開了縫隙。
1953年，日本政府推出了《戰傷病者戰歿者遺族援護法》和《津貼法》，從法律上把戰犯遺族視為一般戰歿者的遺族，向他們發放遺族養老金、悼念費和補助。認為各級戰犯『是在日本喪失主權的時代，被外國單方面判決的，與日本國家的意志無關。日本政府不認定他們是國內法上的犯罪者』，並把被判處死刑戰犯的死亡稱為『法務死』，後來更進一步統稱為『戰歿者』，實際上完全篡改了戰犯的法律屬性，推翻了國際法庭作出的判決。
1955年8月15日的前一天，在天皇宣布終戰詔赦後，自殺殉皇殉國的540個亡靈被祭進了靖國神社，成為戰後合祀侵略戰爭亡靈的第一例。靖國神社狡猾地撕開了合祀缺口，接著便瞄准了佔大多數的一般戰亡軍人。
政府為戰犯亡靈
打開大門
246萬大軍是個基數，巨大的數字芸芸亡靈是壯大聲勢的，更加重要的是把具有代表象征意義的戰犯亡靈捧上神壇。為此首先需篡改戰犯的身份和形象。
1953年7月，菲律賓在押的日本戰犯歸國；1954年8月，澳大利亞在押的日本戰犯歸國，死刑戰犯減刑。1955年，日本眾議院通過了《戰犯釋放問題》決議案，1956年3月釋放A級戰犯，1958年5月，釋放了全部B、C級戰犯。到1958年，被關押和處決的A、B、C(甲、乙、丙)各級戰犯統統享受了《津貼法》的待遇，同年，第一批B、C(乙、丙)級戰犯亡靈被祭進了靖國神社。
1956年，日本厚生省遺返援護局向地方政府下達了《關於靖國神社合祭事務給予合作的通知》，要求地方政府把選為『合祭』的對象填報『御祭神名單』，寄到靖國神社。這就等於日本政府為參加侵略戰爭的亡靈打開了靖國神社的大門。1959年和1966年，厚生省又先後向靖國神社提供了東條英機等14名A級戰犯和B、C級戰犯的名單，發出了《發放祭祀靖國神社未合祀戰爭判決死亡者名單的問題》文件，接著在1971年下發了《調查舊陸軍陣亡者身份等事務的處理要領》等系列文件。這意味著，早在1966年，日本政府就確定了要把東條英機等A級戰犯塞進靖國神社！而且，靖國神社戰後增加的那些亡靈，也是通過日本政府的行為塞進靖國神社的。顯然，由政府偷偷地直接操作這些事，把公眾瞞在鼓裡，完全違背了政教分離的日本憲法。
可這些不敢見人的文件，到1986年10月14日纔被日本的《每日新聞》公之於眾，雖然在日本引起極大的震動，受到了強烈的批判，但右翼的陰謀已然得逞。
一意孤行
為參拜打伏筆
1964年1月7日，日本內閣會議做出一項荒唐決定，為在侵略戰爭時已授銜、授勛的約100萬名戰歿者補充履行未完的手續，還要為二戰中『在功績上與這些人沒有多少差異的約100萬名戰歿者，也予以授勛』。
日本早在戰時就開始對『戰歿者授勛』，只是因為戰敗投降而中斷。等到熬過最初的困難，不得不低頭的日本慢慢直起腰來，埋藏在心頭的念頭又冒了出來。1963年8月15日，日本召開了『全國戰歿者追悼大會』，1964年4月29日的昭和天皇誕生日，接續起了戰時的對戰歿者的授勛，侵略戰爭在他們的心底仿佛並沒結束，又用這種開倒車的方式延續了起來。
根據這個決定，侵略戰爭的陸軍大將35軍司令官鈴木宗作、海軍大將第六艦隊司令官高木武雄等一批高級將領在1969年至1974年被補充授勛，包括日本對外侵略的高級軍官在內的約200萬戰歿者被追授勛章，在20多年的戰後被奉為日本的國家英雄。對於這樣荒唐的倒算，他們提出的一條重要理由是：『如擱置起來，不僅對遵從國家的命令而獻出生命的戰歿者之靈非禮，且違背國家的道義。』
日本這樣一意孤行，全然不顧國內正義力量的反對、國際公法和世界輿論，是要為日後的參拜埋下伏筆。到了1979年4月19日，日本《朝日新聞》又爆出了消息：早在1978年秋天，東條英機、廣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等14名A級戰犯已以『昭和殉難者』的名義塞進了靖國神社。
亡靈的大量增加，無疑是為靖國神社的天平增添了砝碼，尤其塞進戰犯亡靈，不啻是向和平力量的挑戰，在戰後和平憲法的限制之下，唯有這個以靖國神社為頂點的靖國系統能夠這樣公開迅速地恢復了戰前的面目，公然為日本右翼搭建起了一座上演鬧劇制造麻煩的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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