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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慈善機構領導人的私人辦公室安裝一個水龍頭就花了999元？新加坡人憤怒了。
事情源於《海峽時報》的一篇報道。該報記者龍麗嫺去年4月發表《全國腎臟基金會：頗具爭議的超前消費？》一文，援引一名已退休的承包商的陳述：十年前他爲全國腎臟基金會(NKF)新建總部裝修，在首席執行官杜萊私人辦公室衛生間安裝過一個價值新幣千元的鍍金水龍頭和一個昂貴的德國馬桶。四天後，NKF和杜萊向新加坡高等法庭提出訴訟，起訴新加坡報業控股及其旗下記者龍麗嫺誹謗。
新加坡潮溼炎熱，腎病發病率相當高。然而，治腎費用一般家庭難以承受，所以NKF在1969年應運而生。這個大型非盈利性慈善機構現擁有20多個洗腎中心，每年服務超過26萬人(新加坡人口約爲400萬)，2／3的新加坡人都爲該機構捐資。NKF每年都會邀請到周華健這樣的娛樂圈大腕來舉行大型電視慈善捐款演出。該機構2003年籌集的善款總額爲6819萬新元(1元新幣約等於5元人民幣)。
此案今年7月一開審，就引起了各路媒體極大關注。因爲官司的一方，是新加坡最負盛名的慈善機構，另外一方是新加坡一主要傳媒集團，聲譽都極高。
在首日的庭審上，杜萊強調，他之所以起訴，是因爲他不是一個極度奢侈的人，不願意被誤解；他本人從未要求在辦公室內安裝鍍金水龍頭。他還指出那篇報道含有特殊目的。雙方的脣槍舌劍證明了一個事實：那個千元的鍍金水龍頭最終被一個較便宜但仍然高檔的鍍鉻水龍頭取代。從這一點看，報道並不屬實。但是，另外一些公衆鮮知的事實卻逐漸在庭審中浮出了水面。
首先，NKF的2003年財務報告顯示，該機構的每一元收入，或許只有九分半用來爲病人洗腎和換腎。與此同時，有資料顯示，該機構存有高達2.62億元的儲備金，並與某大型保險公司來往密切。更令廣大捐款人所難以接受的是首席執行官杜萊所享受的待遇。杜萊在法庭上透露：過去三年來，他月薪2.5萬元(爲一個大學畢業生起薪的10倍)。此外，NKF每年給杜萊10～12個月的紅利(一個政府公務員一年紅利大概是兩個月薪水左右)。而且，杜萊被“抖”出同時還在一些其他公司擔任董事，領取董事費。辯方律師還進一步透露，NKF名下有8輛汽車及一組司機，杜萊能夠隨意使用，而他自己的奔馳200型轎車的路稅、修理費及維持費用，皆由NKF支付；當杜萊出國公幹時，他利用公司所給予的商務艙機票津貼，購買頭等艙機票。
這些庭審內容一經曝光，立刻在公衆中引發極大爭議。大部分民衆表示對NKF濫用款項和賬目缺乏透明化的管理方式非常失望，一位陳姓受訪者表示，他一家人15年來從未出國旅遊，卻不斷捐錢給NKF，現在感到非常寒心。而更多民衆用實際行動表示了不滿，他們中止了每月定期通過銀行向NKF捐款。更有人在網上發起請願活動，要求杜萊及執行委員會全體成員辭職，一天內就獲得近兩萬個簽名。
誹謗案進入第二天審訊時出現了戲劇性變化。杜萊在接受辯方律師盤問中途，表示要撤銷訴訟，並承擔辯方訴訟費。他還承認報業控股針對NKF所做的報道事關公衆利益，並非針對NKF和他；NKF是個公共團體，需要媒體的支持與監督。隨後，杜萊決定和執行委員會成員集體辭職，以挽回公衆對這個福利團體的信心。新加坡前總理吳作棟的夫人也決定卸下NKF名譽贊助人的職務，並對自己在此案審訊期間的言論表示遺憾。她曾說：對一個管理數千萬元捐款的慈善機構來說，杜萊所領取的60萬元年薪只不過是一粒花生米。就連新加坡現任總理李顯龍也出面表示“很明顯整個監管制度無效”，並透露將設立調查委員會來調查NKF事件，將結果交國會討論是否修改現有的慈善法令。
從NKF事件可以看出，一個社會是否具有健康而完整的輿論監督體制，直接關係着這個社會能否自我淨化、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當然，如果要使新聞輿論監督更好地發揮作用，還要有相應的法律來保護其主體---新聞媒體及其從業者。事實上，輿論監督與司法保障追求的價值最終是統一的：社會公正。它們不同的只是途徑而已：媒體是通過激發公衆內心的價值──道德來追求正義；而司法則根據公衆一致認可的準繩---法律來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的司法機制中對新聞媒體有適當的傾向性，以保護輿論監督的生存空間。所以儘管《海峽時報》的報道出現了失誤，但卻沒有被判敗訴。因爲大法官裁定NKF是一個公衆人物，應當接受監督，而新聞媒體在報道公衆人物時很難做到所有內容都準確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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