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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訪日本的經歷將龐秀玉推上了人生的巔峯。
1994年的天津，出國對成年人來講都還是一件很稀罕的事情，更不要說對一個尚未年滿15歲的初中生。
“去日本前後，我簡直比電影明星還要紅。”回憶那段帶給她莫大榮耀的日子，龐秀玉感慨萬千。那時無論她走到哪裏，都會有人將她認出，不是要簽名就是要合影。但沒人知道，當時她的家以及她本人都已經發生許多微妙的變化。
一方面，隨着龐秀玉名氣不斷增大，父母在教育她的方法上產生了分歧———母親主張女兒應該以學業爲重；父親則更在意女兒來之不易的社會知名度，希望她能保持住。
在龐秀玉的印象中，父親是一個嚴厲得近乎苛刻的人，脾氣還有些暴躁，家裏大事小情都是父親說了算。
“我從小就很怕他，媽媽也一樣。”說到這裏，龐秀玉不由自主地嘆了口氣。她說，從記事起，爸爸就開始給她佈置功課，上學前是背詩歌、認字、識數。上學後就要讀各種各樣的課外書，寫大字、寫日記、寫讀書筆記，每天必須寫夠父親規定的數量， 365天天天如此，稍有差池輕則一通訓斥，重則拳腳相加。
長期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龐秀玉的內心格外敏感，特別在意別人對她的看法，而也就適逢此時，同學們一個一個地開始疏遠她，“他們都覺得我高高在上，對我敬而遠之。”除了這些原因之外，龐秀玉長期在外參加活動，和同學們相處時間過少也是導致她離羣的一個重要因素。
“內憂外患”，龐秀玉的成績直線下滑。從日本回來後，她的功課已經一塌糊塗，畢竟已經幾個月沒有坐在教室中聽課了。
“我想找回原來的學習狀態，卻發現很難。”龐秀玉說。長期的社會活動已經使她的心越來越浮躁，而且社會活動仍在不斷增多，“一會兒報告會，一會兒簽名售書。”
隨後的初二、初三兩年，學業壓力持續增大，龐秀玉的功課接連亮起紅燈。同學看她的眼光越來越奇怪。
“人家都覺得我是名人，是全校的驕傲，是優等生，可你看看我這成績。”此時，學校也開始重視她的情況，給她調換到新的班級，希望她能夠重新開始。
“換班後更糟糕，這是一個大款班，我和同學更加沒有共同語言。”龐秀玉說，新的班級同學們家庭條件都出奇地好，她和同學們無論是穿戴，還是思想都顯得格格不入，她越來越孤獨。
與此同時，父母間的裂痕也逐漸加大，家庭戰爭每天都會爆發。“爸爸打媽媽，打我。”龐秀玉越來越無心學習，重讀一年初三後，成績依然不見起色，她痛苦地選擇了退學。
時至今日，龐秀玉依然清楚地記得，她揹着書包拎着自己的東西離開學校時淚流滿面的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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