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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前日本：從這裏走向戰爭
長崎孔廟：從此由東入西
有教無類。 ——長崎孔廟大成殿匾額錄孔子語
作爲港口城市，長崎向來與中國文化淵源深厚，又與中國近代的諸多歷史事件深有牽涉。在這裏，中國文化的外在表徵就是長崎孔廟，作爲1840年英國炮艦巡弋廣州灣之前中國作爲天朝大國實施文化輸出的絕響之一，它於1839年建成，所需資金除當地華僑的捐助之外，全部由清政府承擔。
與西方文化相比，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顯然已經式微。“7年來，到孔廟來的人越來越少。”潘秀貴說。
這也是他在這裏工作的全部7年。他是第4代華僑，40歲，自己學了一點漢語，並不靈光。
每年9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六的下午1點，這座孔廟都會舉行孔誕日繼嗣典禮，長崎市長、海關關長和中國領事都會照例參加。同時，長崎孔廟還會舉辦傳播中國文化的講座，來參加的人“有一些，不太多”。
前一段時間，在中國幾個城市中顯露出來的反日情緒也影響到了這個寂寞的廟宇。潘秀貴說，他們收到過日語的明信片，上面聲稱：如果中國再舉行反對日本的遊行，我們也要到這裏遊行。
在長崎，還有右翼暴力和政治團體曾向長崎中國領事館寄過一些信件，要求領事館工作人員“回中國去”。這種不友好的氣氛並不足以令潘秀貴擔憂，不過他還是會回憶起父親在中日戰爭時期受到日本本族人歧視的經歷。
“我的父親不願意講那些事情，但是我想他的記憶很深刻。”他說，“因此我們更希望中日關係好起來。”
潘秀貴說，如果把一些特殊的政治團體排除在外，就一般市民來說，長崎人都希望中日之間的衝突儘快消失。
就建築而言，用料、色彩、規制，長崎孔廟與中國國內的孔廟一模一樣，如果不是標牌上寫着日語，很難讓人意識到這個院落並不屬於中國。如今，全日本有13座孔廟，大多是德川幕府時期修建，當時對中國文化的崇拜和喜愛，是日本知識階層的基本趣味和價值觀所繫。
與此相比，鄭成功出生地則要熱鬧一些，紀念方式也日本化得多。鄭成功1624年出生於長崎下屬的日本平戶市千里濱，父親鄭芝龍是中國兒，母親則是日本長崎平戶市川氏女。直到在這裏長到7歲，明崇禎三年，鄭成功才被父親帶回中國。
日本人向來把鄭成功看作他們的民族英雄。江戶劇作家進鬆門左衛門作品名劇《國姓爺合戰》，講述鄭成功收復臺灣的故事，使鄭成功成爲日本民間的英雄人物。在臺灣日治時期的1897年，日本當局以日本式的方法祭奠鄭成功，把明永曆十六年(公元1662年)建成的延平郡王祠改稱“開山神社”，增添不少日式建築風格，每年祭典均爲府城盛事。
日本人重視鄭成功的原因是，其一，在日本“收復先人土地”之妄說；其二，鄭成功與德川幕府曾有密切來往；其三，據日本史料，鄭成功要求日本出兵幫助他攻打清兵，前後達23次。
在鄭成功出生前15年，西方文明到達了他的日本故鄉。1609年7月6日，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兩艘船艦紅獅號和獅鷲號，開進了平戶市的漁村碼頭。兩名貿易特使拜訪了當地的大名，並將他們的信函呈遞給引退的德川家康。這次致敬的結局是，荷蘭人得到了幕府將軍的貿易特許，日本則遇到了第二位老師。
在這一擇優而學過程中，中國文化仍舊得到日本的褒揚，而中華民族的性格弱點卻受到了批評和嘲諷。
1885年，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發表了著名的《脫亞論》，這篇譯成中文不足2000字的文章成爲了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國家的精神聖經之一。福澤諭吉在文中說，選擇西方文明的道路，選擇靠近西方，脫離亞洲的落後國家，纔是日本的正確選擇。
福澤諭吉說到，與中國爲伍，對日本形象不利。據林思雲譯本，原文是：“假如支那人卑屈不知廉恥，日本人的俠義就會因此被掩蓋。”
日本對亞洲的態度，由福澤諭吉這一代精英確立，基調便是不加同情，攻擊和征服。
“對待支那、朝鮮的方法，也不必因其爲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對付即可。”
僅僅在第二年，風波就到了長崎。1886年7月，北洋艦隊在朝鮮東海岸釜山元山一帶巡遊完畢，丁汝昌率領“定遠”、“鎮遠”、“濟遠”和“威遠”4艦駛往日本長崎大修。8月13日，中國水兵上岸休假，在妓館尋樂時與日本警察發生衝突。15日，艦隊放假，數百水兵上街觀光。丁汝昌嚴飭水兵不許帶械滋事，但當日水兵又與日警發生衝突，雙方共死傷數十人。
日本海軍從此認定，“一定要打勝定遠”。在日本民間，對中國亦戰意漸濃，甚至連小學兒童遊戲，孩子們也被分爲兩組，一組扮成中國艦隊，另一組扮成日本艦隊，進行捕捉“定遠”、“鎮遠”的戰鬥遊戲。
恰如長崎孔廟的大成殿匾額上的孔子語錄“有教無類”，日本效法到了中國文化中最有合理性的部分，施展在教育領域中，進而創造了成功，也孕育了毀滅。它從中體現的學習能力，多年之後仍讓中國人驚歎不已，戴季陶就表示，“日本這個民族，他的自信心和上進心，都要算是十分可敬的。”
不過，無論是深受中國文化濡染的長崎還是其他海濱，從那時起，已不再存有中國的友好之港了。
春帆樓：帝國交替
“倭人常謂中國如死豬臥地，任人宰割，實是現在景象。” ——李鴻章幕僚羅豐祿
在春帆樓外的庭院裏，紀念石碑上刻着伊東已代治手書的楷書銘文：“甲午之役，六師連勝，清廷震駭，急遽請彌兵，翌年三月遣李鴻章至馬關，伯爵伊藤博文奉命樽俎折衝，以此樓爲會見所。”
春帆樓，《馬關條約》簽署地，如今看上去只是海邊山坡上的小院子中的一幢不甚顯眼的建築，作爲“日清講和紀念館”，還要與一家旅館共同使用院落。即便是在其聲名鼎盛之時，當年4月中日兩國簽約之時，它也只是一座以河豚料理聞名的小旅館。
“雖然我每天都在這裏工作，”下關市教育委員會“文化財保護課”的高月鈴世說，“可是我也搞不清楚當初爲何會選定這樣一個小地方會談。”
一種說法是，日本政府選擇在這裏會談，實際上是看中了山坡下深而狹窄的關門海峽。這條海峽對於日本海軍來說，是合適出風頭的水上T型臺。會談期間，日本爲威嚇李鴻章，令軍艦穿梭往來，以造成數量衆多的印象。
8月中旬，古名馬關的下關市清潔安靜，除了客輪港口上有前往釜山的韓國乘客聚集之外，任何地方都難以見到密集的人影。整整一個上午，春帆樓外蟬鳴聲聲，儘管可以免費參觀，前來者卻只有寥寥兩人。
“每個月會有1000多人前來，”高月鈴世說，“來的主要是臺灣遊客，他們會以整個旅遊團的規模到這裏參觀。”
這個改變了臺灣命運的地方，只是一幢兩層小樓，其中一樓依照當年的原樣，陳列着談判桌椅。中間是一張西式長桌，鋪着猩紅的檯布，周圍排列的西式軟椅。牆角放着一個碩大的銅暖爐，看來有着抵禦春寒之用。
春帆樓外有一條山坡小路，路牌上寫着“李鴻章道”。小路寬不過1米半，在山坡上蜿蜒而上，直通當年清朝代表團下榻的接引寺。當年，李鴻章原本每日均走大路，到春帆樓參加談判，不料竟遭日本浪人槍擊致傷，其後只好改走這條小路。這一事件，在春帆樓外的銘牌上也有記載，稱李鴻章被“暴漢”襲擊。如今，幽靜小路上灑着落葉和蟬蛻，通往日本音樂家藤原義江的故居，路邊則是普通的日本人家。
日軍攻佔遼東與膠東半島之時，清廷已全無抵抗之意，中國談判的基礎極其脆弱。從日本內閣文庫所藏《中日和談紀略》來看，李鴻章在談判中確曾竭盡其能，據理力爭，一步一步地討價還價，爲中國爭取不至於更壞的結果。
由於李鴻章在和談過程中遭日本浪人襲擊，國際輿論大譁，日本政府爲了儘快結束談判而不得不略爲收斂其貪婪。《劍橋晚清史》認爲，這實際上已是中方在馬關和談時最重要的籌碼。
最終，主要款項內容：清政府承認朝鮮獨立自主；割讓遼東半島、澎湖列島、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中國賠償白銀二萬萬兩。後在美國調停下，中國交納三千萬兩白銀，贖回了遼東半島。
在春帆樓，李鴻章曾舉起日本報紙，援引上面“日本軍費八千萬兩”的報道據理力爭，卻並無實質性成效。
此次會談中提及的一個話題，對日本的“亞細亞主義”的真實性、合理性程度做出了意味深長的旁證。“亞細亞主義”，也即日後日本軍官發動中日戰爭時的“大東亞共榮圈”口號的思想基礎。
李鴻章在和談中一再提出，中日近鄰，同文同種，且同受歐美欺侮，應從長期友好來考慮雙方關係，“尋仇不已，則有害於華者未必於東(日本)有益也”，“應力維亞洲大局，庶我亞洲黃種之民不爲歐洲白種之民所侵蝕”。對於這些貼合“亞細亞主義”的主張，伊藤博文並無共鳴，索要土地錢款如舊，並無分毫讓步。
在李鴻章代表團居住的接引寺，如今也有一本宣傳冊，表明“清國全權大臣”曾下榻於此。《馬關條約》簽定整整50年之後的1945年，接引寺遇美軍空襲，除一座木門外全部化爲齏粉，遺蹟蕩然無存。
面對中國記者，高月鈴世像很多日本人一樣言語謹慎，她說，她沒有聽到過“日清戰爭”是日本崛起標誌的說法，另外，到春帆樓來參觀的日本人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她只是說，這是下關市的文化財產，應該給予保護。
“對於日清戰爭是不是侵略戰爭，我不是很清楚。”她說，“普通日本人對這個歷史很熟悉，會覺得這是很平常的歷史事件。”
條約簽訂的前一年，日軍進攻遼東，7萬多清兵遭遇2萬日軍。儘管後者補給線太長而不能久戰，但清軍毫無鬥志，不到10天就從遼河東岸全線潰敗。李鴻章的幕僚羅豐祿描述這一段戰況時說：“倭人常謂中國如死豬臥地，任人宰割，實是現在景象。”
在春帆樓，至今懸掛着李鴻章手書：海嶽山霞。
第5師團總部：野心的鐵蹄
替天征討不義之徒，膺懲暴支。 ——日本軍歌《替天征討不義之徒》
第5師團是日本陸軍的精銳部隊之一，與近現代的中國命運密切相關。如今，在中日戰爭結束60年後，駐地在廣島市的日本陸軍第5師團總部只留下一片空蕩蕩的地基。這個總部位於廣島市的1591年的藩主毛利輝元將軍的城堡“廣島城”邊，在1945年8月6日毀於原子彈爆炸。
這支“戰功赫赫”的部隊，在二戰末期仍是日本少數的相對保存較好的部隊之一，而就建制而言，在日本結束“軍部獨走”時代之後，它亦迎來末日。
橫濱國立大學教授村田忠禧認爲，“軍部獨走”是日本在二戰前和二戰中最爲值得反思的歷史。他以日本向青島出兵、阻止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作爲例子，表示日本的錯誤在於不能容忍中國擁有發展、強大的希望。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列強在亞洲的控制力減弱，日本乘機發展起來，而中國也在國民黨統治下取得資本主義發展的進步，日本感到中國對自己產生威脅，因此纔有了對中國的戰爭。”
遏止中國，甚至奪取中國，這個自從豐臣秀吉時代就已經萌生的狂野之夢，經由西鄉隆盛的努力倡導，成爲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政府領導人、軍隊乃至國民集體意識的一部分，而從甲午戰爭開始，日本軍隊就從沒停止過加以實踐的步伐。
1888年即明治二十二年，日後以兇猛作戰著稱的第5師團成立，總部就設立在廣島。這裏是日本的“軍都”，鐵路交通便利，又有出海港口，陸軍運輸部、工兵作業場和當時日本最重要的軍工企業三菱重工都設址於此。
抗日戰爭前期，第5師團由日軍名將板垣徵四郎任師團長，擔負進攻山西的任務，其屬下第21旅團，就是平型關大捷中被八路軍擊潰的那支日本輜重部隊。對於第5師團，這是中國人最爲深刻的記憶。
事實上，日本發動的歷次對中戰爭，第5師團均有參與。作爲重要的軍港，廣島一直是近代以來的歷次中日戰爭的兵力集結和發兵之地。甲午戰爭中，日軍的大本營就設在廣島，帝國會議也在這裏召開，戰爭物資則由宇品鐵路線運送而來，日本海軍從廣島的宇品港出發前往黃海，戰勝了北洋水師。第5師團則前往遼東半島，參與對中國的陸上作戰。
義和團事變後，日本加入八國聯軍，派出8000人的部隊，人數在列強中排名第一。第5師團也在此戰中前往塘沽，登陸之後佔領了北京。
在靖國神社的遊就館中，陳列着日本軍隊在歷次對外戰爭中的武器和紀念物。在今年，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相關物品得到醒目擺放之外，日俄戰爭的紀念品還得到了特別陳列。今年也是這次戰爭的100週年。
日俄戰爭結束後，第5師團裝殮了戰死者的屍骨，跨海回鄉。波濤浩淼之際，眼前的日本已經成爲世界級的強國，身後的中國卻成了滿目瘡痍的戰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尤其是在中國戰場，第5師團屢次參與重大戰役。它參加了臺兒莊戰役，又駐紮南寧，對抗李宗仁、白崇禧率領的50萬中國軍隊，參加了崑崙關戰役，後又駐守印度尼西亞。
日本軍隊認爲，這是他們一直以來的責任，其動力核心就是“膺懲暴支”，即指應該懲罰殘暴的中國。第5師團像所有到過中國的日本軍隊一樣，唱着軍歌《替天征討不義之徒》前進並屠殺中國軍民，其中一句歌詞正是：替天征討不義之徒，膺懲暴支。
如今，經歷了60年前的原子彈爆炸，它在廣島總部遺留下的明顯軍事建築只有一處：中國軍管區的地下通信室。“中國”是指當地地區。在5米外的廣島護國神社的門口，柱上的刻字與第5師團有關：“殺身成仁功蓋四時，捨身取義節貫雪霜”。背後的署名是：“中支派遣開望部隊生存者一同建立，昭和四十八年一月之吉”。其中年份，即1973年。神社正在翻新，柱上刻字在陽光下看上去簇新耀眼。
對於昔日發生過的一切殘暴往事，當年的日本民衆視爲理所當然，如今的日本民衆則知之甚少。8月7日，在廣島市鄉土資料館展出的“戰時國民生活展”中，到處都是當年日本全民族支援戰爭的遺留物。在學生課本上，滿眼都是武器，即便是小學生的旗幟、婦女的頭巾，也都有着戰爭的痕跡。在一張刺繡條幅上，是當年的廣島婦女們的愛國字跡：慶祝徐州陷落。
在8月7日早晨，在毀於原爆、只餘地基的第5師團舊址，趕往附近的幕府時期廣島老城遊覽的日本遊客中很少有人知道這裏曾駐紮過軍隊。一位遊客解釋說：“現在時代已經不同了，很多人不知道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對於別國的一般民衆，要求他們瞭解某些歷史事實似乎並不容易。即使是一些左翼的日本學者，也認爲糾纏歷史並無必要。
“歷史問題越談越麻煩，”8月17日，學者健吾在東京說，“哪個國家都有不願意說出來的事情。學者應該冷靜客觀地對歷史加以研究，但是民衆的感情衝動則毫無必要。”
靖國神社遊就館：徜徉的軍國陰魂
“迷”是沒有理智的意識，“信”是醇化感情的真力。 ——戴季陶《日本論》 8月15日上午，“全國戰沒者追悼式”在東京武道館舉行，日本天皇、首相及高官悉數出席，小泉純一郎首相在儀式上再次就日本發動戰爭向受害的亞洲各國道歉。同樣是在這天上午，東京靖國神社的遊就館內正在舉辦日俄戰爭百年紀念展覽。這場主要在中國境內進行的戰爭，在日本被視爲本國躋身列強的標誌。
遊就館的名字來自荀況《勸學篇》中“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一句，原文意爲，君子必然要選擇一個居住的環境，如果出遊，就要與有學問操守的人來往。靖國神社選擇這個詞，應該是希望“君子”前來參拜，在心靈上與“士”爲伍。
在靖國神社“遊就館”外的小廣場上，樹立着二戰日軍的軍馬和軍犬雕像，軍犬雕像得到的祭品是兩罐狗糧。更大的一尊雕像用於紀念“特攻勇士”，即神風突擊隊員。在館內，陳列着二戰日軍使用過的榴彈炮、加農炮和重機槍。最爲醒目的是一架三菱重工生產的零式戰機，在1940年代，它參與了歷時5年半的重慶大轟炸，那也是人類歷史上時間最久的、不區分軍事目標和平民百姓的無差別轟炸。
在靖國神社，類似“田中支隊忠魂碑”和“常陸丸殉難紀念碑”這樣的高大紀念碑比比皆是。前者紀念的是“西伯利亞出兵”，即反蘇維埃戰爭中日軍的慘敗，後者紀念的則是日俄海戰。
遊就館共有14個展廳，除了少數幾個展廳用於展示明治維新時代殉國的日本犧牲者的遺物、靖國神社本社創建的“寶物”和史料和戰前收集到的弓箭、日本刀等冷兵器之外，大部分展廳都在炫耀對外侵略的軍功。
8月15日當天，有20.5萬日本國民參拜了靖國神社，自從1869年建成以來，這是136年來靖國神社參拜人數最多的一天。翌日的《朝日新聞》分析說，靖國神社參拜人數如此之高，其心理動因之一是，日本民衆對於中韓兩國的相關批評的逆反。報道舉了一個84歲老兵的例子，他來自福岡縣，今年是其第一次長途跋涉前來參拜，主要原因就在於表達對中韓“干涉”的不滿。
對於參拜靖國神社的戰爭遺族，橫濱國立大學教授村田忠禧表示理解，他說，遺族參拜是基於血緣感情，並不等於軍國主義的同情和肯定。不過，他認爲，遊就館的存在則是一個令人不快的現實。
“遊就館表揚軍國主義精神，讓年輕人崇拜武力，”村田忠禧認爲這非常糟糕，“它否定了日本戰後的和平化轉變，與日本戰後的和平精神完全對立。”
在遊就館中，第4展廳展示的是“日清戰爭”、日俄戰爭“殉難”的日軍遺物，第5展廳陳列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滿洲事變”、“支那事變”而陣亡的日軍遺物，其中的“必勝誓言”、“遺言狀”等，洋溢着輕視生死、不憚殺伐的決心，應該就是這裏“遊必就士”的本意。第6展廳展示的是日軍偷襲珍珠港等戰役時“殉國”的敢死隊員的遺物，其中包括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的遺像和遺物，如山本穿過的軍服大衣及親筆題寫的“不自惜生命”。第7展廳的內容是太平洋戰爭的關島防守戰，第8展廳的主題則是硫黃島和沖繩島戰役，第9展廳展示的“海軍神雷部隊”攻擊珍珠港時的大型現場攻擊圖，並陳列有一架當年的單翼攻擊機。第10展廳陳列的日本戰敗前“昭和殉難者”的，包括陸軍大將阿南惟幾穿戴過的軍服、軍帽遺像及獲得的勳章。
縈繞在遊就館乃至整個靖國神社之間的，除了慷慨赴死的“悲壯情懷”，就是對顯赫軍功的自豪。
“靖國神社是個問題。”健吾說。
他認爲，靖國神社是一個不合時宜的存在，還停留在現代文明確立之前的時代的價值觀和信仰當中，而那些價值觀和信仰，如今看來已經是對人類的罪行。“應該注意的是，就在二戰前後，人類對戰爭的看法產生了變化，在那以前戰爭不是道德問題，在那之後則被賦予了道德意義。”健吾說。
此前，靖國神社方面惟一一次接受了華文媒體的採訪，採訪者是BBC中文部。在被問到“我聽到有不少人指出，你們的那座軍事博物館——遊就館美化戰爭”的問題時，靖國神社公關部負責人大山晉吾回答說：“遊就館只是表彰那些戰死者的愛國心，並非表揚他們打下了幾架飛機。戰爭是不應該發生的，但是並不是說我們不願意，它就不會發生，如果遊就館裏面沒有展示當年的物品的話，人們就不可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現在的年青人對歷史的認識太少。”
他強調：“靖國神社是一個宗教設施，是一個信仰的場所。”
此中“信仰”，即指日本神道教。這種頗有原始餘韻的宗教與祖先崇祀密切相關，相信人之後都可以成神。在現代文明社會，是否有足夠多的日本人真的相信這一斷言很難計算，但是在戰爭時代，這種迷信確實深入日本的靈魂，既激發了強大的精神力量，也導致了極端的愚昧和殘忍。戴季陶在其《日本論》中就已預言了它的兩重性：“迷”是沒有理智的意識，“信”是醇化感情的真力。
如今，村田忠禧不認爲日本還留有多少真正的軍國主義分子。“日本最活躍的右翼並不是爲了信仰而努力，哪怕是邪惡的信仰。”他說，“實際上他們是職業性的，每次出動都要領取薪水。”
他說，這些只是靠罵人生活。比如右翼團體“青年社”，去保衛“尖閣列島”(即釣魚島)，在島上插上日本國旗，建造燈塔，背後都有日本企業出錢，具體的執行人則以贏利爲行動目標。
“中日之間其實沒什麼本質性的問題，吵架，爭執，都沒什麼。”健吾說，“國與國之間本來就不必親密無間。政治吵架，經濟不是要一樣往來嗎？中日之間不打仗就一切都好。無論你們看到多少問題，日本的和平憲法、民主體制、國民的和平願望，都足以保證日本不會發動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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