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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特刊之序言
八年抗戰烽火連天 紀念抗戰勝利60週年之政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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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關係60年：如何跨越“一衣帶水”
中日關係何曾變得像今天這般複雜，然而這卻是戰後60年的發展軌跡使然。由1871年中日締結修好條規、建立正常邦交上溯，中日維繫傳統的“朝貢體系”達1000多年，中國是老師，日本是學生；由1945年上溯80餘年，同遭列強破關之虜的中國與日本命運迥異，中國爲列強“魚肉”，陷於苦難深淵，而日本知恥後勇，得與諸強國分庭抗禮，幾近獨佔東亞；至最近的三五十年則一時一勢，中日之間有壁壘森嚴或老死不相往來之境，亦有看似恩怨兩消、響起“友好”之聲之時，但上述種種情形全不似今天這樣讓人看不清楚。於是，國人今日每每談及日本，除了諸多複雜感情之外，惟一客觀的似乎就只剩下了一衣帶水。
戰後的國際關係中，讓西方政治家和民衆最難以理解的莫過於中日關係。一方面，中國以“以德報怨”的博大胸襟，將大批侵略者遣返日本，罕見並嚴格地區分了發動戰爭的軍國主義分子和普通民衆，放棄了鉅額的政府賠款；而另一方面，日本許多讓中國難以接受和理解的言行，如高級官員參拜靖國神社、篡改歷史教科書、挑起釣魚島的摩擦、右翼不負責任的說辭、一再拒絕民間索賠等層出不窮。
60年，於天地是一甲子輪迴，但於中國的近鄰日本，一衣帶水的距離卻突然遙遠了起來。
當14名甲級戰犯被重新迎回靖國神社，當中曾根首相去了包含14名甲級戰犯的神社，當中日高層的君子協定多年以後再次被橋本龍太郎打破，當日本的歷史教科書被一次又一次地修改……所有這些都在說明，曾經維繫“中日友好”的默契是多麼艱難。
對中日關係的惡化，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解釋是，冷戰結束後，蘇聯的解體使得維繫中日關係最牢固的一根紐帶消失了。中日兩國的政治、經濟制度絕然不同，又處於同一個地緣版圖之中，這勢必導致兩國之間的利益競爭與摩擦加劇。
如果換一個角度思考這個問題，我們也許會發現，今日中日關係的現狀，其實早在中日建交的時候，或者說早在1945年日本戰敗的時候就已經註定了。或者說，這是日本民族性使然，美國對日本的改造能夠改造一個國家的制度，甚至強行灌輸某些觀念，但很難改變一個民族思考問題的方式。
本尼迪克特描述日本人“既好鬥又和善，既尚武又愛美，既蠻橫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適應性，既順從又不甘任人擺佈，既忠誠不二又會背信棄義，既勇敢又膽怯，既保守又善於接受新事物”。在國際關係中，矛盾的日本人自卑的同時，又非常驕傲。明治維新之後兩場戰爭的勝利，曾讓日本的自信極度膨脹；而二戰後日本的民主改造與經濟奇蹟，又爲日本提供了另一個自我膨脹的理由。
60年後，《南方週末》的三名記者赴日，近距觀察。他們走訪了靖國神社、長崎的核爆點，廣島的第5師團總部以及明治維新的興起之地京都二條城。在他們眼中，今天的日本，除了往昔的軍國主義爲現代政治文明所取代之外，這個民族的內核並沒有大的改變。
一邊是自負，一邊是對現代中國的輕視，如今再加上對今天飛速發展的中國的恐懼，所有這些因素都會導致日本人功利性的解讀，以往在處理中日關係中，存在於日本身上那種心照不宣的負罪感已經漸漸消失。這或許是中日關係陷入惡性循性的因素。
戰後日本修正了自己謀求大國的路線，選擇成爲領導的“小夥伴”。現在，“小夥伴”已經羽翼豐滿。一個全面領先的日本，一個已經基本掙脫“戰敗國”身份的日本，一個與中國一衣帶水的日本，正在國際舞臺上尋找機會宣泄自己曾經失落的沮喪。或沒有人敢輕言中日關係的未來，但無論如何，中日兩國互爲鄰居。有道是，遠親不如近鄰。與鄰居和睦相處，應是中日兩個國家要共同處理好的課題。當我們透過歷史的硝煙，驀然回首，還是要面對一個問題：那一衣帶水，中日如何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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