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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淪陷後，日本侵略者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進行了全面的統治。不僅如此，他們爲了達到禁錮青少年思想，麻痹人們靈魂的目的，開始了對天津學生進行“中日親善”、“共存共榮”的奴化教育和反共產黨的宣傳。日僞政府強令各級中小學“一體切實遵行”八條“訓育方針”的宗旨，就是要把中國學生教育成服服帖帖供日寇驅使的奴隸。
此外，日僞天津特別市政府還把日語定爲各級、各類學校的主課，規定“全市各級學校一律增設日語課程”，強令學校的教育全部納入“大東亞聖戰”的軌道之中。
日本侵略者大肆宣傳的奴化教育，並沒有削弱天津人民的抗日鬥志，相反，更加激發了各界人民的抗日情緒，各地反奴化教育風起雲涌。耀華學校校長趙天麟就是抵抗奴化教育的傑出代表。
面對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趙天麟校長身先士卒進行了抵抗。每逢耀華學校校慶及重要節日，趙天麟校長堅持懸掛中國國旗，唱中國國歌。在奴化教育的壓力下，他聯絡了法漢中學、志達中學、慈惠中學的校長於1937年12月12日，在海大道女青年會召開了祕密會議，商討抵制奴化教育等問題。參加會議的有各校教師50餘人，趙天麟任主席。
會上趙天麟慷慨陳詞：“現在國難當頭，我們勿忍倭奴侵佔我華北領土。我教育界爲四萬萬同胞的先導，我等均爲高尚的知識分子，要宣傳抗日，不應坐視倭奴以我華人當犬馬。永不當亡國奴，愛國抗日到底。”會上，幾個學校還共同決定：一、繼續用舊課本，決不更改有三民主義內容的教科書；二、各校學生抗日愛國到底，一律不準買日貨；三、各校從即日起，增加軍訓一小時。會上並提出宣傳抗日要謹慎，勿生意外，並要求通令各校。這次會議是租界教育界堅持抗日愛國，抵制僞政權推行的奴化教育的愛國行動。
趙天麟校長始終堅持抗日愛國行動，由於天津的英租界是一個“中立地區”，除日軍派進特務進行活動之外，仍由各租界工部局統治。一些抗日組織，如“工人救國聯合會”、“學生救國聯合會”、“婦女救國聯合會”、“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文化救國會”等抗日團體經常在租界裏活動。那時的耀華學校、新華中學、廣東中學等是抗日團體經常集會的地方，耀華學校的抗日活動尤爲活躍，原因是得到了趙天麟校長的關心與支持。
在趙天麟校長的帶動和影響下，耀華學校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清華同學會”、“抗日殺奸團”等抗日組織相繼建立，同時也涌現出一大批反奴化教育的先驅。張肖虎先生，從清華大學來津受聘爲耀華學校音樂教師，他以音樂爲武器，激發民族感情，抵制日僞歌曲，以耀華學校的禮堂爲陣地，經常辦音樂會，進行愛國主義宣傳。何作艇先生因從事抗日活動兩度遭日寇逮捕。他在物理實驗室保存了爲抗日軍隊製作的遙控爆炸裝置，隨時準備以身殉國。黃元鎮、郝貽純等以“特班”學生爲掩護，領導全市“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活動，領導以“特班”學生爲主體的“抗日殺奸團”組織，進行反奴化教育等抗日愛國鬥爭。
轟轟烈烈的抗日反奴化教育活動，引起了日僞政府的仇視和極度恐慌，看着趙天麟這位生活在租界、名聲顯赫的愛國教育家，日僞政府採取了最爲險惡、卑鄙的手法，祕密派兇手潛入租界，實行暗殺。
這次震驚津門的暗殺案件，使人們更加看清了日本侵略者的猙獰面目，激起了社會各界人民對日本侵略者更大的仇恨。爲了緬懷英烈，天津教育界繼續他們抗擊日寇，抵制奴化教育的愛國壯舉，並且聲勢較前更爲浩大。張維民(卓然)、王潤秋、姚金紳、楊昭思、餘宗毅、崔頌芬、汪含英、張務滋、陳晉卿、袁賢能、劉乃仁、黃道、馬晉恆、蘇亭午、何肇葆、劉培之、沈慧儒、李陵甫等一大批教育界愛國人士紛紛舉起反奴化教育的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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