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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琪：原名居均， 1922年生於天津。日僞統治時期在天津省一中（現天津三中）讀書，積極參加進步學生活動。 1940年加入黨的外圍組織———青年抗日先鋒隊。 1941年 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展地下工作。 1944年調到晉察冀中央分局城工部擔任政治交通員。
黨的地下工作組織作爲一個特殊組織，在過去抗日和對敵鬥爭時期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們“隱蔽精幹，長期潛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與羣衆廣交朋友，發展進步力量，傳遞重要情報，爲黨的革命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
趙琪，從學生時代就是一名尋求進步和真理的青年， 1941年加入共產黨後，開始成爲一名地下工作者。
成立“斯巴達俱樂部”
1938年、 1939年期間，還是省一中學生的趙琪跟他的同學秦良爲了尋求救亡之路，經常到圖書館和 39屆畢業班學生讀書會那裏閱讀和尋找進步書刊。 1939年夏天， 39屆讀書會成員即將畢業離校，收藏的大約 300冊進步圖書必須轉移出去，他們知道趙琪和秦良政治可靠，喜愛進步書刊，表示願意把全部圖書交給兩個人保存利用。趙琪和秦良當即答應，隨即利用暑假時間，陸續將這批圖書搬到家中收藏起來。
1939年秋天，趙琪和他的同學們得知“民先”（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隊員王文源從冀東解放區回津養傷的消息，很高興，他們決定讓秦良出面去找王文源，要求他來幫助辦讀書會，並希望他介紹大家去游擊區參加抗日戰爭。
王文源幫助趙琪和秦良辦起了一個讀書會，不久，他提議將他的讀書會和趙琪、秦良的讀書會合並起來，這樣更可以互相幫助，共同進步。 1939年冬天，一個名爲“斯巴達俱樂部”的讀書會成立了，以古希臘民族英雄命名，以示讀書會頑強不屈，爲解放事業奮鬥到底的決心。“斯巴達俱樂部”不斷擴大力量，招收進步學生，每週聚會一次，彙報學習情況，討論國際國內形勢。
成爲一名地下黨
趙琪和他的同學們一直沒有放棄到解放區參加抗戰的念頭，他們甚至計劃闖到鄉村去找游擊隊、共產黨的領導關係。
秦良的大哥知道了這個消息，這位 1936年就參加革命的“民先”隊員把讀書會的活動和思想傾向向上級顧磊（平津唐點線工作委員會委員、天津城委書記）做了彙報。顧磊聽到這個情況，認爲經過長時間觀察，這些青年政治進步，思想“左”傾，如果任其到鄉村亂闖對工作不利，於是決定親自與一名讀書會代表見面談話。
1940年 9、 10月間，顧磊多次與讀書會代表見面，向大家講解在敵佔區從事革命工作的重要性。同年 11月，包括趙琪、秦良在內的幾個讀書會成員成爲“中國青年抗日先鋒隊”（簡稱“青抗先”）隊員。青抗先小分隊規定了嚴格的保密紀律，取消彼此間的橫向聯繫。從此，“斯巴達俱樂部”停止了活動，不再一起參加各方面舉辦的集體活動。
1941年 3月，趙琪入黨，同時，黨支部成立，由顧磊單線領導，趙琪爲宣傳委員。
黨支部成立後，顧磊向黨員們傳達了黨中央關於在敵佔區堅持“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要求將工作重點轉移到工廠、鐵路和要害部門，爲迎接反攻打好基礎，同時引導說服所聯繫的各讀書會成員堅持留在市內工作，這是革命的需要。根據指示，很多地下黨員和讀書會骨幹分子紛紛打入日商紗廠、中山制鐵廠、廣播電臺、醫院、郵局和農村小學中去。趙琪去天津棉紡三廠的職工小學做了一名教員，幹了有一年多。
擔任政治交通員 1943年年底，趙琪和另外兩名地下工作人員受到敵人追蹤，爲了避免工作遭受損失，支部決定讓他們三人撤回解放區。
去解放區，這是趙琪盼望已久的事情。當時趙琪跟同志們一起，乘火車到高碑店，換乘去易縣樑各莊站的小火車。下火車後，走小道，過西陵前大紅門松樹林，進入山區的第一個交通站太靈寺村。住宿後，轉天過山嶺，繞過紫荊關公路日軍崗樓，進入我方控制的游擊區。再走三天的山路就到了晉察冀分局城工部所在地阜平縣康兒溝村。這條路，也是後來趙琪擔任政治交通員後經常來往於解放區和天津之間走過的路線。
進入解放區後，趙琪不必再像在敵佔區那樣，處處小心謹慎，防止敵人的破壞，可以放心大膽地工作了。趙琪向組織提出到黨校或抗日大學學習的要求，但組織考慮到趙琪還有條件迴天津工作，所以讓他只在機關裏多看些文件，努力學習，等候工作的安排。
過了一段時間，組織找趙琪談話，決定讓他擔任政治交通員，負責聯繫天津省一中黨支部及他個人所領導的工作關係，並轉交給他幾個地下黨員的關係。
1944年 2月初，趙琪被派迴天津執行任務。回津後的趙琪與各方面的關係取得了聯繫，發展幾個人入黨，擴大黨的力量和影響，繼續在敵佔區與敵周旋鬥爭，同時把受到敵人注意的地下黨送往解放區學習。
智過日軍崗樓 1945年春天，已經來往於解放區和天津之間好幾次的政治交通員趙琪再次從解放區趕回天津。這次，趙琪經歷了一次有驚無險的行程。
平時負責接送趙琪的一個交通員把趙琪送到易縣城西平川地區後，建議趙琪順着公路走過樑各莊的敵卡，然後順着公路，直接走到火車站。趙琪接受對方的意見，自己走上公路，朝着火車站的方向走去。走了一會兒，看見公路旁有一座日軍崗樓，門前有日軍站崗。
那天，趙琪穿着一件棉袍，頭戴一頂皮帽，手中拿着一個手工編制的白線網兜，裏面只裝着一點常用的日用品和山區的大紅棗。應該說一切比較正常，不會引起敵人的注意。但那天路上的行人特別少，走到日軍崗樓前時，只有他一個人。站崗的日軍馬上把他叫過去，瞪着眼，嘴裏嗚裏哇啦地亂喊，上下搜他的身，並用手比劃着要打他。趙琪沉住氣，大大方方地跟對方打招呼，還說了幾句日語，並把他準備用來應急的日商裕大紗廠職員的證件拿給日軍看，解釋說他是替廠裏招工迴天津。日軍見趙琪態度坦然，持有日方的證件，又沒攜帶違禁物品，就讓他過去了。實際上當時趙琪的棉袍貼邊裏藏着四個金戒指，是帶給地下黨做活動經費的，如果日軍搜出來，可能真的會給他帶來麻煩。
最後一次完成政治交通員任務
從 1944年春到 1945年 8月日寇投降，趙琪接受任務從晉察冀分局城工部到天津市，前後來往五六次，都勝利地完成了任務。
趙琪最後一次擔任政治交通員是在日本投降前後，他率領 20多人的工人、學生地下工作團進軍敵佔區天津市。他們從康兒溝出發，過平漢鐵路、白洋澱、大清河，找到駐在津西楊芬港村的“天津解放委員會”（簡稱津委會），轉交了幹部檔案和組織關係後，津委會領導又指定由趙琪領隊，將這批同志全部安全地送進天津市區。
帶領這批同志及時進城，較平時少數人過敵卡，乘火車進城難度大，一是人數多，而且女學生多，另一方面，當時敵情不明，路線不清，地方的工作基礎不穩定，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安排好進市工作，確實需要盡極大的努力，排除可能出現的危險。最後，經過周密安排，應付了敵僞關卡的刁難和險境，僅用了兩天時間，這個 20多人的隊伍都分批、安全地進入了天津市。
完成了最後一次交通員任務，趙琪回到天津市內繼續做地下工作，後調冀中八地委城工部工作，直到 1949年 1月天津解放。
王仲華：生於 1911年，中共黨員。 1936年在天津做統戰工作，“華北各救會”的負責人。 1938年 7月，參與組織並領導了冀東抗日武裝大暴動。 1939年 6月病逝。
當年趙琪爲黨傳遞情報的交通路線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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