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則久（手跡）關於提倡國貨抵制日貨的建議書
這是一個容易被人忽視的戰場———經濟戰場。抗戰期間，天津有許多工商業人士投入到這個戰場，一方面保護民族工商業的利益，另一方面在與侵略者的周旋中，盡力保護愛國人士、維護企業的生存。今天看來，他們的抗爭有勝也有敗；但無論如何，他們都是我們不應遺忘的英雄。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戰前，創建天津國貨售品所的宋則久先生，就在《兵戰與商戰》一文中發出警世之語：“戰是打仗，兵戰是用槍炮打，商戰是用工藝打……實在是拿知識、技能當作戰具，是無形的戰。……從前中國被日本打敗了，賠款四萬萬兩，婦孺亦知其多。而今土貨被洋貨打敗了，每年漏卮按一萬萬兩計算，通商 70年的工夫，已經賠了 70萬萬兩，還不知何日賠完。……商戰打敗了，賠款用的是基本，因爲實業全無，無處生利，越過越窮。兵戰打敗了，是一時的忍耐，……商戰打敗了是永遠的窮困，將來必成奴隸。”
由此，我們可以理解，那時候的工商業人士冒死投入這個戰場，不僅僅是爲了企業的生存，更是出於“實業救國”、爲了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這樣的仁人志士有很多，我們今天只能稍盡薄力搜尋史料，向讀者介紹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他們的抗爭故事。
宋則久
宋則久與抗戰前後的天津國貨售品所 宋則久（ 1867- 1956），又名壽恆，天津人，民族資本家。 1867年出生於一個錢莊小商人家庭。
辛亥革命以後，宋則久深深地感到救我國之貧弱，只有振興實業之路，別無它路可走，而打開產品銷路又是民族工業發展的根本道路。於是宋則久在 1912年創辦了“直隸國貨維持會”，任會長； 1913年獨自接辦了工業售品所，自任經理，又創辦救國儲金會吸收資金。 1919年“五四”運動中，宋則久與馬千里一起聯絡各界組成了“抵制日貨委員會”。 1931年宋則久回到天津任售品所監察人、董事長。
1931年，華北局勢緊張，天津的商業中心逐漸向租界轉移。售品所爲了保護資產和接近顧客，在法租界 25號路設立天津零售分所。同年在北京前門外設立北京批發分所。 1933年，在濟南普利門大街設濟南批發分所，同年在北京王府井大街設北京零售分所， 1934年設太原批發兼零售分所。這是宋則久應變措施的第一步。到 1935年，華北政局進一步惡化，天津已處於日軍威脅之中。宋則久決定把北馬路國貨售品所總所結束，以資產、貨物分別在濟南設零售分所和西安零售兼批發分所， 1936年，將原在城裏龍亭的批發部移往法租界（現哈爾濱道），改稱天津批發分所。至此，宋則久分散資產，設立七個分所的應變計劃全部完成。
日寇佔領天津後，由於宋則久及售品所過去提倡國貨、抵制日貨的行動，在社會上影響很大，所以日本人對其極爲仇視。還在“七七”事變以前， 1935年日租界內祥記、天利兩個百貨商店，曾出售“抗日牌”汗衫（上有婦女海浴用傘遮日光圖案），被日本人看見，追問來源，據稱是從售品所批發部購進，即誣售品所寓意抗日，竟派出日本紅帽（憲兵）協同翻譯，會同中國警察越出日租界到城內龍亭街售品所批發部將該所之批發部主任及會計趙萼樓、李俊傑二人捕去，嚴刑逼供，令承認“受中國政府津貼作反日工作”。日本佔領天津以後，日本浪人、特務更藉口檢查尋釁，要挾恫嚇，敲詐勒索。同時，售品所還不時接到匿名信，警告不得使用“國貨”二字。爲了避免更多的麻煩，終於在 1939年被迫將“國”字換以“百”字，改稱天津百貨售品所。這是售品所第二次改變名稱。
名稱的改變，也擺脫不了厄運。 1941年，北平分所被日方誣以散佈流言罪，捕去職工 9人，備受酷刑，最後賄款了結。 1943年，因淪陷區與大後方不通匯兌，天津友人子女在內地上學，將學費交售品所天津分所，由西安分所支付；天津有在西安經商的人給家中的生活費交西安分所，而由天津分所支付家人。此事竟被日本憲兵隊誣以“逃避資金、接濟共匪”的罪名，將總管理處經理王乃春等人捕去，關押 33天，最後賄賂 3萬元了事。
戰火蔓延到廣大農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消費品需求相應增加，售品所零售業務一度有所鬆動。售品所的股票行情漸漲，股市交易旺盛。但不久又因日寇搜刮戰略物資，物價飛漲，民族工業紛紛破產、倒閉，售品所貨源枯竭，實力消耗殆盡。
1945年抗戰勝利，舉國歡騰。津、京、濟各零售分所立即停售洋貨。 1946年 5月，召開股東臨時特會，修訂公司章程，將“天津百貨售品所”更名爲“中華百貨售品所”，選舉宋則久爲董事長。
李燭塵
李燭塵戰後從日本索還唯一一套設備
當年以“紅三角”聞名的永利鹼廠外景 李燭塵（ 1882-1968），我國著名的實業家、民族化學工業的開拓者。
“七·七”事變前，華北的局勢已很緊張，李燭塵和範旭東商議，準備將“永、久、黃”內遷，重要的圖紙送到天津，並讓李燭塵作內遷的總負責人。塘沽淪陷後，李燭塵坐鎮天津法租界久大總管理處，指揮塘沽等地的 300多名技術人員、幾千名工人和幾萬噸設備，衝破敵人的重重封鎖，內遷到四川；但這時的李燭塵卻被困在了天津。日本人先是企圖用“合作”形式吞併永利和久大，被李燭塵以“公司章程規定，不接受外國股份”爲由，斷然拒絕。後來日本人又拿出“投資合同”，讓李燭塵簽字，李燭塵怒斥說：“世界上哪有強盜搶東西，還要主人簽字的道理！？”最後日本竟派兵將工廠佔領，李燭塵正氣凜然，大聲呵道：“今天你們這樣強奪我們的公司，今後我們一定要收回來，也一定能收回來！”
抗戰勝利後，範旭東不幸去世，李燭塵隻身擔負起了塘沽、南京、青島等地的復廠工作，他與永利制鹼廠的總工程師、國際著名制鹼專家侯德榜一起，向國民黨政府申請派人去日本索還被拆運到日本的全套硝酸生產設備。當時國民黨忙於內戰，對這一正義要求置之不理。李燭塵面見蔣介石，質問道：“抗戰勝利，日本投降，強運走的設備爲什麼不能索回？”侯德榜同時在《大公報》上著文呼籲，迫使國民黨政府不得不準予辦理。侯德榜爲此專程去日本交涉，聲稱：“即使是廢銅爛鐵也要運回！”最後盟國佔領軍司令部不得不命令日本將設備歸還。這是戰後中國從日本索還的唯一的一套設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