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國時報》
《新天津報》
1937年 7月 9日天津《益世報》報道了日軍發動七七事變的消息，引起了天津人民的極大憤慨。
1937年 7月 30日天津被日本侵略軍佔領，日寇剛進天津，便對各種報刊嚴加控制。一方面威逼利誘少數沒有骨氣的報刊決策人，按照日本人的指令從輿論上美化入侵者的醜惡嘴臉；另一方面對衆多抗拒與日本人合作的愛國報人瘋狂迫害，在很短的時間裏便製造了多起令人髮指的血腥事件。《新天津報》的社長劉髯公，就是因爲敢於利用報紙揭露日寇的侵略行徑，憤怒痛斥漢奸賣國，而慘遭日寇殺害的典型人物之一。
旗幟鮮明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具有愛國之心和民族正義的劉髯公，在《新天津報》上著文，譴責東北軍所採取的不抵抗政策。他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行徑更加深惡痛絕。他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了共產黨提出的“打回老家去”的口號，在他領導的《新天津報》上加以引用。他在報上著文，大加褒揚馬占山、馮佔海等東北義勇軍的抗日行動；聲援蔡廷鍇、蔣光鼐領導的淞滬前線十九路軍和宋哲元指揮的二十九軍大刀隊。在民族危難的緊急時刻，劉髯公表現出與入侵敵寇拼到底的決心。
劉髯公旗幟鮮明地抗日宣傳，贏得了愛國人士的敬重與信任，卻也惹惱了日本特務機關和漢奸賣國賊們。應劉髯公聘請擔任《新天津報》編輯部主任的報界精英朱曉芙，與劉髯公的抗日思想步調一致，積極在報上編髮抗日新聞。 1936年秋，朱曉芙被日本特務暗殺在寓所裏。面對反動勢力的迫害、暗算，劉髯公毫不動搖，更不退縮，而且更主動、更勇敢地向日本侵略者、向兇狠的邪惡勢力出擊，他要爲捍衛真理和正義戰鬥到底。
痛斥日寇陰謀 1937年七七事變後，漢奸殷汝耕成立了冀東僞政府。 7月 27日，冀東保安隊第一總隊長張慶餘率部在通縣起義，一舉全殲集中在通縣的冀東日寇，大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劉髯公得悉後，爲了宣傳抗日以鼓舞淪陷區人民羣衆，及時刊印了《新天津報》號外，向市民大量散發。漸後幾天，華北地區的形勢越來越嚴峻。劉髯公爲避免日寇的迫害，決定《新天津報》暫時停刊。他在天津淪陷的前夕，在報紙上刊出文詞悲壯慷慨的社論，向廣大讀者暫時告別。
日寇侵略軍佔領了天津後，立即命令所有報刊和通訊社重新登記，派日本特務竹內以顧問的名義，督促僞市公署新聞管理所對各報進行審查，逼迫各報館採用日本同盟社的電稿，不準刊登有關中國人民抗戰的消息和言論。凡不服從日寇命令的報人，輕者查封報館，重者進行人身迫害。天津《益世報》的經理朱寶堂，就是因爲不與日本人合作，拒絕採用同盟社的電稿，而與祕書師潛叔一起被日本憲兵隊逮捕，不久後被槍殺。在日本侵略軍慘無人道的高壓下，除少數幾家報紙因附逆日寇獲准出版外，其餘大小報館紛紛停刊，大批的報人或流亡後方或改就他業，天津的報業遭受了空前的沉重打擊。
因爲劉髯公在天津報界享有一定的威望，他還兼任天津回民領袖，日本特務機關便在他身上打起了如意算盤。他們派出已投降日本人的王小言到劉髯公跟前說項。這個王小言，原是天津東亞醫院的日文翻譯，回民，曾經是劉髯公的朋友。 7月 29日，他當面向劉髯公轉達了日本當局安排劉出任社會局局長的決定，還通知他出席漢奸組織天津市治安維持會籌備會議。劉髯公聽完後雷霆大發，沒容王小言把話說完，就將他罵了出去。不想第二天、第三天，王小言又連續兩次開着車要接劉髯公去出席維持會的籌備會。劉髯公將王小言拒之門外不與他會見，聲言不准他再來登門。
日本特務機關聽了王小言的彙報，知道劉髯公不是等閒之輩，他們絞盡腦汁要把他制服。日本特務收買報業中的民族敗類，爲劉髯公羅織了幾條罪狀。其一，他多年來一貫宣傳抗日，不與日本友好。其二，他拒絕出任日本人爲他安排的僞職，不與日本人合作等等。日本特務機關據此指使憲兵隊對劉髯公實行抓捕。
慘死在日寇的酷刑下 自日本侵略軍佔領了天津後，劉髯公一直在意租界大馬路 (今河北區建國道 )的住宅兼報館裏深居簡出，他並不知道日寇已經做好對他下手的準備。
9月的一天，有人告訴他，因爲日軍在近郊焚燒搶掠，造成大批農民到市裏逃難，約有千餘名飢寒交迫的難民露宿在特別二區的東天仙戲院一帶 (今民主劇場附近 )。劉髯公親自前去查看。時已初秋，他見到婦女兒童啼飢號寒，其情其狀慘不忍睹，當即決定用汽車把部分難民安置到報社暫住，以解燃眉之急。但租界地有禁止難民入境規定，未能實現。劉髯公吩咐其子劉承年與報社記者姚一達一起，找天津商會想想辦法。當時市面混亂，商會已無人負責。劉髯公再派其子向儀品房產公司求助，請他們撥幾間空房給難民中的孤老婦幼們暫住。同時，他分別打電話給中國銀行經理卞白眉、大中銀行經理常鑄久、地方士紳雍劍秋，商討爲難民籌募糧款事宜，他們全都答應全力支援。常鑄久約劉髯公到法租界具體面議。
劉髯公乘坐汽車向法租界進發，途徑萬國橋 (今解放橋 )時，被凶神惡煞般的日本憲兵攔截，然後把他押送到憲兵隊。劉髯公一身正氣，面對日本憲兵無理刑訊破口大罵。日本憲兵露出猙獰面目，揮舞木棒、皮鞭劈頭蓋臉地朝劉髯公打去，他的左腿脛骨當即被打斷。一連幾天，日本憲兵按照事先羅織的罪名，逼迫劉髯公承認，劉髯公據理辯解，日寇不容分說，對他施以皮鞭抽、棍子打、軋槓子、上電刑等酷刑折磨，甚至把已經斷了腿的他投入水牢浸泡。多次堂訊酷刑用盡，也沒審出任何結果。於是，日寇惡魔又變換一副嘴臉，他們假惺惺地勸導劉髯公與日本人親善，與日本人合作。劉髯公面對日本強盜唱起了京戲，他把《擊鼓罵曹》裏的唱腔，改成他編的新詞，狂歌痛罵。日本憲兵以爲他被折磨成了瘋癲，遂不再過堂，把他關進臨時的牢房裏。據當年曾與劉髯公關押在同一囚室的難友卞慧新回憶，那天他在囚室裏見到劉髯公時，他蜷曲着身軀，側臥於榻榻米上，褲腿的血污粘附在傷腿上，稍動就會牽動皮肉，痛苦的樣子令人毛骨悚然。卞慧新還談道：“猶記羈中劉君哼囑要寫《華北淪陷之慘痛》，記述日軍侵略暴行，以教育後人。”
劉髯公被日本憲兵隊關押的消息傳出後，天津各界知名人士到憲兵隊聯名具保，要求放劉回家治傷。日本憲兵隊以《新天津報》附逆出版爲條件，要挾劉髯公的家屬。劉的家屬救人心切，只好答應了日寇的無理要求。 1937年 10月 26日，劉髯公被釋放出來。其時，被酷刑傷及內臟的他，呼吸困難，早已不能進食。被人擡回家時已經奄奄一息。他躺在病榻上，再三叮囑家人們，決不能屈服日本人，一定不要按照日本人的條件恢復出報。
劉髯公回家後，傷勢一天比一天嚴重，未出一個月便撒手人寰，時年只有 44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