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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審判的歷史價值(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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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9-05 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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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五個主要國家法官（自左至右）：派特里克（英國）、克萊墨爾（美國）、威勃（澳大利亞）、梅汝璈（中國）、柴揚諾夫（蘇聯）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審判日本戰犯
工作中的倪徵 日奧 和高文彬
《中央日報》登載梅汝璈發表告日本人民書的消息
東京審判是公正的，也是象徵性的。許許多多戰犯不僅逍遙法外，且仍居要職。日本一批官僚政客將這批元兇巨憝當作自己的民族英雄來供奉，逆歷史潮流而動，這是日本民族的悲哀。而美國出於自己的戰略需求，又極力保護扶持日本的舊秩序舊勢力，以致戰後60年來，東京總是惡浪滾滾，沒有負罪感……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德國成立了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德國戰犯，在日本東京成立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
這兩個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罪魁們得到了應有的懲罰。德國人有理智，很規矩，戰後歷屆政府，對納粹德國的歷史感到恥辱，向各國道歉謝罪。戰爭結束就規定曾在納粹政府身居要職的人永遠不能被僱用。他們清除納粹時代的一切流毒，認爲戰爭結束，不是德國的失敗，而是將德國從罪惡的政權中解救出來。1970年西德總理維利·勃蘭特在華沙猶太死難者紀念碑前下跪。而日本則相反，在戰敗後一直惡浪滾滾，一批政客一直企圖推翻東京審判，抹掉日本的侵略罪行，將戰爭販子當作自己的“民族英雄”，宣揚侵略有理，說它是爲了把東亞各國從白人統治下解放出來。不僅如此，還把自己扮成戰爭的受害者，年年到供奉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去參拜，以繼承軍國主義思想，發揚日本的“民族精神”，不承認日本過去的罪惡史，這一奇特現象是日本民族的特性，還是源於其他原因？成爲世界各國學界和輿論界探討的一箇中心課題，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之際，這一問題尤爲突出了。
一、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權威
一些日本政客們有一種天真可笑的想法，認爲只要否定了東京審判，日本的對外“侵略”就不存在了，就可以一了百了，這種癡想，是永遠也不能實現的。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是由參加對日作戰的11個國家，即中國、美國、蘇聯、英國、法國、荷蘭、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和菲律賓各派1名法官組成的，成立於1946年1月19日，是盟軍統帥麥克阿瑟任命和批准的，它代表各國執行法令。波茨坦會議所確立的盟國計劃是：完全解除日本的陸軍和海軍，肅清日本軍國主義的一切基地，並民主化日本的國內生活。麥克阿瑟的使命是艱鉅的。
從麥克阿瑟初到日本所頒發的政策和手令來看，他是要消滅軍國主義思想，明瞭戰爭的責任問題，如他下令改革教育制度，以終止封建軍閥主義之薰陶及發動戰爭的各種鼓吹。他決定廢止八紘一宇的神道與軍國主義摻和的思想，禁止官吏奉告或參拜神社，解除武裝，撤廢軍備，不準日本再有陸海空軍、祕密警察和民用航空。並在各盟國要求下，陸續發佈六道命令，拘捕戰爭嫌疑犯，投入東京巢鴨監獄。這是他代表盟國所應該做的，這是盟國以極高的代價換來的。
就處置戰犯而論，盟軍最高統帥部在設置軍事法庭時，頒佈了該法庭的組織憲章。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和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的內容基本相同，將戰爭罪分爲三種：一、破壞和平罪；二、戰爭犯罪；三、反人道罪。對日本25名戰犯，就是根據憲章原則，作出最終判決的。
從受害國的立場來看，儘管判刑的人太少太輕，但審判的結果是值得肯定的，法庭的記錄和判決，在歷史文獻方面具有很大的價值。判決書中所引用的大量官方絕密文件，重要證人的證言和被告人的供詞，活靈活現地說明了日本罪惡的侵略史，特別是對中國的侵略，這是日本人不願意看的，但這是最真實的歷史。
二、審判、量刑、行刑的曲折過程
1946年1月，各國檢察官大半到達日本，組成國際檢察局，開始收集戰犯資料，經過5個多月的緊張工作，1946年4月29日，對以下28人提起公訴：
荒木貞夫、土肥原賢二、橋本欣五郎、平沼騏一郎、廣田弘毅、星野直樹、板垣徵四郎、賀屋興宣、木戶幸一、木村兵太郎、小磯國昭、鬆井石根、畑俊六、松岡洋右、南次郎、武藤章、永野修身、岡敬純、大川周明、大島浩、佐滕賢了、重光葵、嶋田繁太郎、鈴木貞一、東鄉茂德、東條英機、白鳥敏夫、梅津美治郎。
已被列入戰犯名單的近衛文，懼捕已於1945年12月25日服毒自殺。本莊繁是在此前的1945年11月20日亦自殺。這批戰犯，其中的松岡洋右和永野修身在訴訟過程中死亡，大川周明患精神病，喪失刑事責任能力，故一般稱審訊25名戰犯。
每一戰犯被允許聘請兩名辯護人，日本從其全國網羅了24名辯護人，受聘的外國辯護律師多是美國人。
審判從1946年5月3日開始，一直進行到1948年11月4日。每天開庭6個小時，上下午4庭。澳大利亞的韋伯以其學識資望任庭長，坐於中間，其他各國法官按照對日受降的次序定席次，因此美國法官坐於庭長之右，中國法官梅汝璈坐於庭長之左。檢察長是美國律師季南。起訴的時間從皇姑屯事件到日本投降，歷時17年多。
開庭的第一日，法庭宣讀公訴狀後即休庭，第二日繼續審訊，各戰犯均狡辯自己無罪。被告和辯護律師的虛僞、囂張、狡猾詭辯是東京審判中的特色。
在這樣尖銳艱難的審判中，11位法官終於1948年11月以7票多數通過了長達1212頁（英文）的判決書。該書共分3部分12章，從首至尾，對於日本侵略中國的罪狀多所指述，其中第5章是專門講述日本侵華的，佔篇幅254頁。11月12日下午對25名被告，從荒木貞夫開始，按字母順序，宣判量刑結果，對東條英機、廣田弘毅、土肥原賢二、板垣徵四郎、鬆井石根、木村兵太郎、武藤章7人處以極刑，荒木真夫、板本欣五郎、畑俊六等16名監禁終身，東鄉茂德處徒刑20年，重光葵7年。被允許進入法庭的各國記者，記錄了韋伯審判長嚴正的風采和被告們聽到判刑時的表情，攝影機追着宣讀拍攝。
按法律程序規定，判刑後可以申訴。麥克阿瑟總部飭日本甲級戰犯25名，如提出減刑請求書，須於19日前提出，總部將邀請管制日本委員會各國代表及聯合國駐日代表，於22日會商減刑問題。
懼怕刑罰要求減刑的有小磯國昭、重光葵、南次郎、武藤章等人。
戰犯求情，尚可預測和理解。詭譎和狂妄的土肥原賢二和廣田弘毅兩犯，通過他們的美國辯護律師瓦倫和斯密斯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麥克阿瑟隨即於11月29日發表聲明稱，關於複決被處死刑之日甲級戰犯7人一事，尚需等待美國最高法院之決定。中央社記者曾詢問麥克阿瑟：處決上述7人是否應等待美國最高法庭對所提控訴書採取行動以後麥答稱：“在該法院採取行動以前，決不執行。”
美國最高法院以5：4票數，決定受理兩名日戰犯的上訴，於12月16日開庭複審，舉行口頭辯論，其他被告的辯護律師也蠢動起來，企圖爲受刑戰犯作最後的掙扎。
東京審判出現此等咄咄怪事，世界輿論爲之譁然。東京審判花了兩年多時間，700多萬美金，以鐵的事實爲25名戰犯定了刑，最後還要由美國最高法院來裁定，這真是天大奇聞。
在世界輿論一片指責聲中，美國最高法院於17日開庭，聽取7戰犯的上訴申請。美國政府法律總顧問裴爾曼代表政府與會，要求最高法院予以駁斥，勿干涉東京國際軍事法庭之判決。
1948年11月24日，麥克阿瑟與各盟國代表團團長討論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25名甲級戰犯之判決後，宣佈維持原判。這一鬧劇就此結束。
關於裕仁天皇是否應該受審問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意見不一，澳大利亞法官韋伯、法國法官柏納德力主以戰犯嫌疑之名義提審日皇裕仁，使裕仁鵠立於罪犯席前受審，柏納德堅稱：“裕仁實應以戰爭罪行責任提審，已定讞之25名之戰犯僅爲裕仁之同犯而已。多數法官認爲即求提請裕仁出庭作證，亦不可得，此實爲將來史書上之一種損失。”中國法官梅汝璈講：從純粹的法律觀點來看，日本天皇是無法洗刷他的戰犯嫌疑的，“法庭有許多證據，證明日皇曾犯種種罪行，破壞世界和平”。但結果主犯無罪。印度法官巴爾則堅持國際軍事法庭無審訊之權。裕仁漏出法網，設宴感謝法庭首席檢察官季南，因爲季南曾發表日皇不能作爲戰犯審判之聲明，裕仁因此託轉致杜魯門一函，感謝美軍的寬大。伸出罪惡血手，要求樹立美日密切關係。此後美日關係的確如裕仁所想的，越來越密切，以致發展到今日美日同盟。
在麥克阿瑟發表對日戰犯維持原判後，世界各國將目光集中於何時處決這7名戰犯。11月24日，盟總涉外局長艾可爾炘宣佈，執行命令將於日內由麥克阿瑟授予美駐日陸軍第８軍執行。麥克阿瑟要求各國廢棄戰爭之聲明中講：“餘禱告萬能之上帝可以此悲慘之贖罪作爲一種象徵，使具有良心之萬民，明瞭人類最悲慘之災難及最重之罪惡之戰爭完全無益，終將爲萬國所捨棄。因此之故，餘要求日本全國及有各種信仰之人民，不論居家或在神祉之前，均應要求神明相助，使世界維持和平，否則人類即將毀滅。”麥克阿瑟是袒護日本的，當時甚爲日本人民所崇拜，時至今日，那些堅持到靖國神社參拜的議員們，應該重新讀讀麥克阿瑟的講話。對東條英機及其他6名要犯處決後，將“祕密埋葬，其墳墓不加標誌，以免日後有以彼等爲殉難烈士等等之行動”，這是盟軍總部決定的，堅持軍國思想的人更應該讀一讀，悟一悟。
中國法官梅汝璈當時在《朝日新聞》上發表了告日人書，講道，“遠東國際法庭之判決，不僅支持人道主義，爲對國際法之一種進步見解，且對中日未來之和平合作良多助益。”他非常理智地說：“日本人民可自此次審判中獲得日本軍界領袖之罪惡行爲及虛假之宣傳，中日過去交惡之主要責任即應由彼等擔負。”他特別強調，除非中日間首先獲得和平，否則亞洲即無和平可言。這些論述就是今日看來，也是很有意義的，時代不同了，其理念是常青的。
12月23日夜零時1分至零時35分，7戰犯在巢鴨監獄內伏法。執行者爲美國駐日盟軍陸軍第8軍中尉雷克斯羅德，各犯於絞刑前17個小時獲得通知。盟國對日委員會美、英、蘇、中四國委員均參與觀刑，中國爲商震。
7戰犯是祕密處決的，記者未被允許目擊絞決，未能和紐倫堡德國戰犯審判一樣，可以參加。審判之其他盟國並未參加執行，因此相當多數日人不爲現實所動，想入非非，認爲實際並未絞死，他們仍潛意識崇拜日本戰時首領，這成爲日本民族的悲哀。
遺憾的是不僅數以千計的戰犯逍遙法外，就是已在巢鴨監獄中尚未判刑之甲級戰犯19名也被麥克阿瑟開釋。許多戰犯都成爲“日本志願軍”的組織者和成員，被派往臺灣繼續從事侵華活動。這是東京審判的污點，但這不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罪過，是麥克阿瑟背棄了波茨坦協議，無視盟國管制日本的機構遠東委員會與對日管制委員會的應有職權造成的。
三、美國“養虎”政策的結果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一批一批的日本當政者始終不認錯，還到供奉有14名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去參拜，沒有罪惡感，這究竟是什麼原因？
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形成，由來已久，根深蒂固，盼着他們放下屠刀，立即成佛，是不實際的。盟軍佔領日本時期，是根除軍國主義思想的最佳時期，但是隨着冷戰開始，美國出於自己的戰略需求，採取了“養虎”政策。1947年5月6日麥克阿瑟對日皇裕仁說：“我將盡力保衛日本，如保衛美國一樣。”在麥克阿瑟袒護下，無論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在維持日本的舊秩序，日本軍國主義並未徹底肅清，構成軍國主義基礎的天皇制度，因新憲法加以法定的保障，不但沒有廢除，甚至加強。日本統治階級發過瘋，殺人無數,戰後依然瘋人在位。
客觀地講，戰後的日本沒有變，它的軍事工業基礎依然雄厚，它的社會結構，政治和宗教觀念都無重大變化。《大公報》在《戰敗可成天堂》的社評中，猛烈抨擊了美國對日政策：“我們直感着，東條及日本軍國主義對日本功德不朽，日本是上帝的新寵兒，美國正準備把日本變成天堂。”日本新的教育制度，仍然深藏黷武主義和極端國家主義思想，在各種教科書中都在粉飾過失，歪曲歷史，如講“兼併東北，純出偶然，而不是侵略的結果”。盟國對日委員會的英國、蘇聯、中國代表，都嚴重指出這一問題。日本海陸軍來源的貴族仍保持着他們廣大的采邑與領地。1948年11月日本警察8000名曾在東京進行軍事演習，其規模之大是16年來未有的，日本大批漁船再次侵入中國領海，1947年12月，長江口外屢屢出現日本的漁船。都是麥克阿瑟採取扶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政策，縱容包庇着日本的戰犯集團的結果。1949年1月麥克阿瑟還叫蔣介石政府，把日本侵華主要戰犯，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宣判無罪，其他260名戰犯也遣返日本。讓這樣的戰敗國怎能有罪惡意識呢？今日仍有不少國家的人民和歷史學家認爲，那是沒有審判的戰爭罪行。日本不能正視過去的歷史，美國的政策應負很大的責任，其對世界和平是一極大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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