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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來，一些西方知名媒體連續拿出黃金版面，以“中國的世紀”即將或已然來臨爲主題，對中國經濟發展濃墨重彩，驚歎褒獎有加。西方輿論的這一輪中國報道熱潮，與言猶在耳的“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一道，構成一種頗具觀賞性的風景。
這些報道用飛揚的文字和炫目的照片，向不知情的讀者們展示了中國欣欣向榮的社會現實和氣勢磅礴的經濟規模，把身價億萬的房地產大亨、爲美國市場縫織衣服的打工妹和“特立獨行”的電影人都拿來做例證，最後得出結論:中國在世界強國中再次找到了自己應有的位置,“未來屬於中國”。
有意思的是,與此相對應,中國國內的一些媒體，卻拿出同等的黃金版面，報道了中國的“落後”。比如,權威的《瞭望》週刊指出“中國競爭力名大於實”,稱2001年中國人均GDP與美國和英國的差距超過100年;2000年中國產業結構大致與美國1913年和英國1870年相當;2000年的就業結構,大致與美國1870年相當,比英國的1820年還要低;2001年中國經濟現代化水平僅爲發達國家的16%—22%。綜合年代差爲，中國與美國和英國的差距超過100年。就這樣,差距還在繼續擴大。2000年，中國與美國人均GDP的差距擴大了793美元,與日本擴大了914美元,與英國擴大了772美元。
又比如，《新京報》等以中國“城市高端讀者”爲對象的市場化媒體，首次報道了“環京津地區目前存在大規模的貧困帶”。在國際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圍，竟環繞着3798個貧困村、32個貧困縣、272.6萬貧困人口。“環京津貧困帶”已成爲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城鄉差別最嚴重的地區之一，甚至，“環京津貧困帶”的某些發展指標比中國最貧困的“三西地區”還要低。這一報道引起了震驚。繁華與貧困如此涇渭分明地比鄰而居，而許多中國人尚不知情。公衆輿論超越了城鄉差距這一簡單判斷，從體制及技術、中央與地方關係、整體利益與個體權利等層面，及時而深入地探討了“環京津貧困帶”的成因及解決路徑。
新出版的《求是》雜誌也指出，本世紀頭20年，中國面臨着嚴峻的資源環境形勢和巨大的國際競爭壓力。從資源稟賦看，中國是總量上的大國，人均上的貧國，“中國環境污染日益嚴重”，而隨着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過渡期的結束，競爭將更加激烈。目前，中國在出口產品結構中，初級產品和原材料仍佔較高比例，處於國際貿易分工的下端，非關稅壁壘日益凸顯，對我國發展對外貿易特別是擴大出口產生了日益嚴重的影響。
他者的譭譽，本不必縈懷。但同是關於中國的報道，不同的視角，不同的結論，在報道對象那裏卻得到了不同的反映，這一事實才最引起人們的關注。尤其是，習慣於用高唱讚歌的手法作“成就報道”的一些中國國內媒體，能夠以如此冷靜甚至有些嚴酷的筆調，爲中國經濟的現實塗抹上一些“陰影”，讓人覺出了平衡和真實的可貴。當然，從效果上講，這爲“中國的世紀”一類宏大敘事降了溫，也爲我們這20多年來習以爲常的一些說法，引進了一個新的向度，提供了一個新的參照系。
先哲說，未經反省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作爲一個與中國未來密切相關的話題,關於“中國的世紀”的話語，也同樣沒有理由未經反省就照單全收。它是對中國現實的準確描述嗎？它客觀嗎？它在多大程度上不過是領先者出於潛意識中的焦慮而對追趕者速度的誇大？對這種可能的誇大信以爲真,會不會扭曲我們對自己真實處境的認知？在“環京津貧困帶”等現象刺目地走來之際，對這些問題的討論與回答尤具現實意義。因此，“中國的世紀”，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世紀？它的一部分流轉時光，或已進入了現代乃至後現代,而有一部分,是不是可能還停留在近代甚至中世紀？
上世紀80年代,當美國人驚呼“日本威脅論”時,日本卻突然陷入了長達10年的蕭條;90年代,當全世界驚呼“亞太時代的來臨”時，亞洲卻很快陷入了一場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機。老子曰:“道者反之動”。循此,“中國的世紀”唱得分外嘹亮的時分，正應是我們用“講實話”的態度,重新直面國情的最佳契機。
然而，這不僅僅是反省了。在“十一五”計劃制訂之際，從關於“中國的落後”的報道和討論上面，也可窺見中國的某種縝密的戰略考慮。
8月19日至23日，胡錦濤總書記在河南、江西、湖北三省考察工作。這是他又一次考察他去得最多的中西部欠發達省區。他提出要準確認識中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徵，準確認識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並再度強調“要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
中國的憂患當然不僅僅是中國的。如果說“中國的世紀”已成爲了世界經濟和政治之重整的一部分，那麼，“中國的落後”也依然是這地球村中的一個現實。相較於“中國的世紀”，“中國的落後”在某種意義上倒是更加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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