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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架抽菸成風的班級
案發前，受害人所在的班級有43名學生，其中男生8人。學生們大多來自鎮江本地，外地的學生主要來自淮安和安徽等地。
該班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學生接受了記者的採訪，他形容他所知道的一些同學是“從來不上晚自習，在校內外打架、抽菸、喝酒、談戀愛”，這些現象不僅在男生身上有，一些女生並不比男生“差”。即使上課，一些學生也是我行我素，“講話，打手機，老師拿這些學生一點辦法都沒有。”“壞學生”帶來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該班第一學期有一名做班級委員的學生表現很好，但在同桌的影響下，第二學期便成了一個別人眼中的壞孩子。
如果說這些只是品行或者紀律問題的話，另一些現象則已經顯現了犯罪的雛形。
一個典型且普遍的現象就是敲詐。小華的家人告訴記者，去年的一天，小華和兩個小親戚走在鎮江市的鬧市區，迎面走過來了同班級的兩個同學，其中一人走到他面前，張嘴就要香菸抽，遭拒絕後就揚言：“星期一我找人在校門口打你。”而該班有學生在課間就公然敲詐別的學生錢，“有個學生被敲詐了五元錢，沒給，當場就被打了嘴巴。”
這種現象蔓延到了校外，鎮江S技校附近一個商店業主告訴記者，S技校有學生敲詐別校學生，結果引發了兩幫學生當街羣毆。“抽菸，男女學生在街上摟抱甚至當街親嘴的現象經常可見。”據這名學生稱，就在今年上學期放假前，該校的多名學生衝砸了學校內的小賣部，並將小賣部內已懷孕的女工作人員打傷，小賣部因此關門約一個星期。
學校管不了的孩子們
該校副校長在接受記者的短暫採訪中不否認學校的管理存在問題，但他僅僅用了“不是完全到位”來作評價。
他同時抱怨管理的難度：“這些孩子沒法管。”他舉了一個例子：“比如說一個學生上課時搗亂，老師勸說無效後，讓學生離開教室，但是學生就是不離開，你說老師有什麼辦法。”他稱，該校的老師們在作出指令性的命令時，會先掂量一下學生會不會聽自己的話，“說出去，但學生不聽，反而是老師自己難堪。”鎮江S技校的另一位負責人舉了學生遲到的例子，“有的學生遲到了根本不用經過老師批准便大搖大擺進入教室，順便還會做個鬼臉，引得整個班級的同學鬨堂大笑，這樣他就會覺得自己很有能耐。”
去年，鎮江S技校做出了一個規定：學生每次遲到罰款五元。據說執行這個規定後效果很好，要遲到的學生下了公交車就拼命往學校跑，常引來路邊行人駐足旁觀，遲到現象得到了遏制。但不久，學生就將此事捅到了媒體，被曝光後學校停止了罰款，遲到現象再次回潮。不能罰款，似乎鎮江S技校就沒有辦法控制學生。據該校的學生稱，S技校爲了控制學生在校園內抽菸，就罰被抓住抽菸的學生做勞動，但學生“就不去勞動老師也沒有辦法。”
鎮江S技校一負責人稱，不輕易開除學生的一個原因是，少了一個學生就少去了一份學費。這無疑爲生源緊張的學校所在意，但他強調這並不是主要原因。
孩子們怎麼變成這樣
該副校長稱這些孩子就是“品行有問題”，他認爲，“問題學生”惡行的形成大多是在初中階段。
“不要說一般的普通初中，就連一些有名氣的重點初中，也都是抓重點，放棄後進的學生，”他說，應試教育造成的後果是，初中老師關注一些好學生的成績和表現，全力讓這些“好孩子們”能進入重點高中。而一些成績不好的學生則被放在了沒人管的地位，“一些初中到畢業班時，缺課的現象很普遍，對初中學校的老師而言，沒有可能進重點高中的學生來不來都無所謂。”初中畢業，成績不好的孩子考不上重點高中，也考不上有繼續深造可能的中專，很多家長並不敢把孩子們放到社會上去，怕孩子們變壞，放在家裏卻又“十個有九個管不住”，便將這些孩子放進了門檻不高的中技或中專學校。“說是初中畢業了，但實際上一些學生的文化水平至多也就是初一的水平。”副校長稱，實際上這是些不合格的初中畢業生。
而複雜的社會環境，也被他認爲是孩子們變“壞”的一個原因，一名家長認爲，“一個班級有幾個不好的學生，平時壓制着老實的孩子，有時甚至用暴力手段，就逼着他們學壞。同時，表現不好的學生在學校並不會受到處罰，就越加有恃無恐。”
該副校長認爲，孩子們現在表現出來的“壞”只是階段性的一個現象，經過加強教育，特別是這些學生畢業經過社會的磨鍊後，“轉變的可能性很大。”但4月28日發生案件中的幾個被告卻沒有等到自我轉變的那一天，在上學期間就在校園內觸犯了刑律，人生蒙上了一個很大的污點。鎮江S技校副校長認爲這只是個“偶發”的案件。但有此案涉案學生的家長認爲，說是偶然，不如說是必然：“只是可能不是在教室裏發生罷了。”
京口區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喻副庭長則認爲，此案雖是孤立案件，但案件背後的現象值得深思。9月2日上午，新學期開學的第二天，記者前往鎮江S技校採訪，正好遇見該校在教學樓前廣場上開法制教育公開課，主講人是來自鎮江市京口區人民檢察院的董露，她正是“4.28強姦案”的主控檢察官。一輛警車停在學生所列隊伍的旁邊，這時學生們看起來老實了很多，但公開課一散，就有學生邊走邊掏出香菸，吞雲吐霧起來。在裊繞的煙霧後面，一張張稚氣卻玩世不恭的臉若隱若現。
他們是家長眼中的乖孩子
第一被告小云
16歲，一審被判強姦罪成立，需服刑兩年，刑期至2007年7月20日
小云的爸爸是個看起來很精幹的中年人，他和記者約在鎮江市的一個茶館裏見面。
談話從小云入監前留在家裏的一封信開始，因爲是未成年人，小云在被捕後與其他幾個同案犯一樣被取保候審，“信是在她被收監後發現的，藏在了枕頭底下。”他說自己看了那封信後哭了出來，但他不願透露信的內容，只稱小云在信中有悔意，並對父母表達了歉意，“我現在不想回憶信的內容，說起來就想哭。”
在父母的眼中，小云是個乖乖女，“初中在鄉上鎮上的學校讀的，成績雖然不大好，但是老師從來沒有說出來一個不字。”入讀鎮江S技校後，小云每個星期回家一次，每次回家只是待在家中，除了到超市買東西，很少出門。家裏人以爲自己的女兒還是初中的那個乖女兒，所以當女兒犯事的消息傳來時，“一家人受到的打擊是受不了的。”
小云的爸爸有點後悔當時的選擇，是不是不應該把女兒送到鎮江S技校去？小云在上了第一學期時曾經向家人抱怨：“這個學校很亂，感覺同學都不像好人。”她要求不上學了，但家人並沒有理會，只是告訴她“不要惹事，別人瞎玩，你不要管。”案發前不久，小云一次打回家電話說：“學校又有人打架，110也來了。”家人在不放心的同時，也有些寬慰，孩子看不習慣這些事，應該沒有學壞。接到派出所通知時，小云的爸爸自稱當時就懵了。
第二被告小麗
16歲，一審被判犯強姦罪，需服刑兩年，刑期至2007年7月20日
一審判決後，小麗的家人向鎮江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其父母拒絕了記者的採訪要求。
第三被告小華
16歲，一審被判強姦罪成立，需服刑一年六個月，刑期至2007年1月20日
“小孩可老實了，怎麼會這樣子？”小華的奶奶說這話時得到了一家人的附和。被用來形容小華老實的一個例子在幾天採訪中一再被其家人提及：小男孩個子不過1米6多一點，卻有170斤的體重，很壯實的他卻不敢一個人去超市買東西，每次都要有姐姐陪同。他的家在緊鄰鎮江S技校的一個小區內，家中很簡陋，沒有什麼擺設，並不是一個經濟寬裕的家庭。小華的父親解釋說，自己對一審判決不服卻沒有上訴的原因就是沒錢。小華的父親從外地來到鎮江後，經過多年打拼才讓一家人在鎮江立足，眼看兒女就快成才，卻“攤上了這麼一攤既丟人又窩囊的事”。
他形容小華是自己的“一塊寶”。小華的父親是個在外面攬活幹的建築工頭，母親無業，夫妻倆經常在外面的工地上忙活。爲了養活這個家，他回憶自己當年是“白天在外面打工，晚上還要到一個一個垃圾箱去撿垃圾賣錢”。他對小華一直灌輸的理念是“我們是外鄉人，不要惹事。”而當小華犯錯時，他會被父親要求跪在牆邊，面壁思過。在小華父親的眼裏，小華一直很乖巧，“如果我在外面幹活不順心，小華會看我的臉色行事，馬上把香菸、打火機還有茶水端到我面前來。”被稱爲“膽小，不惹事”的小華怎麼成了一個少年犯，一家人想不通，也一致認爲是受另外兩個同案女孩的唆使所致。
小華的臥室還保留着他走前的樣子，記者在書桌的雜物裏發現了一個練習本，這是小華的記賬本，小華在上面記着自己的日常開銷，在每天的早飯、午飯、洗澡等開銷的後面，都有一欄寫着“煙”。從賬本來看，小華幾乎每天都買香菸，價格從4元到7元不等。但這一切，他的父母並不知道。快報記者言科張大衛
法制教育缺失
釀成的悲劇
在分析這個案子時，南京財經大學從事法學教育的朱彤老師更願意從教育的角度來觀察。
“環境影響了孩子們處理問題的方法，顯然他們選擇的是不正確的方法。”朱彤認爲，和“問題少年”一樣，此案中的涉案者所處的學校、家庭以及社會環境都需要承擔責任。朱彤從事刑法研究已有數十年時間，經常見諸於報端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報道讓她印象很深，“這些事情在一些類似於鎮江S技校的中專、中技學校，甚至一些生源較緊張的高等院校中，都普遍存在着。”
她認爲，這與學校的學習氛圍、學生的素質以及學校管理的方法有密切關係，“生源差的學校往往會忽視，甚至是縱容學生違紀以及輕度違法行爲”。雖然不一定到刑事犯罪的程度，但一些小的違法中，犯罪的苗頭卻很普遍，“比如說敲詐勒索，以暴力解決同學間的糾紛，都很容易轉化成犯罪”。
同時，未成年人本身對外界事物的認知能力較差，沒有形成健康正確的價值觀也是另一個主要原因。“此案中，男孩被家庭嚴厲管教，他可能因此變得膽小怕事，願意去順從於暴力或者是脅迫，加之沒有正確的法律意識；而那個離家寄宿在學校的女孩，因爲沒有了家長的管教，如果她自我約束能力較差，所處的學校環境又沒有好的氛圍，放縱自己的可能性就非常大。”家庭教育是孩子成長中最重要的組成，過於嚴厲絕不是最好的教育方法，家長對孩子心理以及所處環境的正確判斷，並加以引導也同樣重要。
朱彤認爲，一些時候，處於青春叛逆期的孩子們往往想用標新立異去引得別人注意，以藉此得到心理上的滿足，但其選擇的卻不是積極健康的行爲。比如抽菸，再比如此案中以暴力去“征服”同學，以獲得同學“尊重”和畏懼的那兩個女生。從以上這些角度分析，朱彤認爲此案的發生並不是偶然。
她呼籲中小學應當對學生加強法制教育，“如果讓我評價現在中小學的法制教育，我只能說是做得遠遠不夠，這是肯定的。法制教育並不是要告訴孩子們我們國家的法律體系，而是要告訴孩子們什麼是他們容易觸犯的法律，什麼樣的行爲已經走在了犯罪邊緣，如何保護自己不受傷害。”朱彤替孩子們惋惜，因爲無論如何，四個孩子，四個家庭將因爲教育的欠缺而面臨無法迴避，也無法挽回的傷害。
(因涉及未成年人，文中受害人、被告人及在校學生均爲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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