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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這位93歲的老人，可以有很多種說法——高級領導幹部，兩院院士，世界著名石油化工科學家，我國石化工業技術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世界石油大會中國國家委員會名譽主席……無論哪一個頭銜，都沉甸甸，光燦燦。但，只有一個是從他青春年少一直到今天，真正影響和決定了他人生道路和方向，也是唯一讓他自己經常掛在嘴頭上的：我是個共產黨員。
我知道我所經歷的人生道路，也是相當多的中國知識分子走過的路，我的一生無處不打下深刻的時代烙印。——侯祥麟
不知是否冥冥中命運使然，侯祥麟人生的開始以及青少年時代的每一個重要階段，幾乎都和中國近代史上的標誌性事件息息相關。
他出生那年，“中華民國”宣告成立；他上小學時，意義深遠的“五四”運動爆發；他剛剛邁進大學校門，“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侵華戰爭開始；而1937年的一天，他第一次表達了自己堅決加入共產黨的願望後不久，“七七事變”就震驚了全國上下！
也許，這是每一個和他同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曾經歷過的歷史滄桑。20世紀初的中國，國弱民貧，連年戰亂，在列強的欺凌和軍閥混戰中風雨飄搖。
身爲一個篤信基督的普通人家的第8個孩子，侯祥麟的童年生活雖不富裕，卻也快樂。但若要憶起他幼時的社會時局，侯祥麟印象中只有“兵荒馬亂，不知誰跟誰打。”
他最爲深刻的記憶，是席捲全國的“五四”運動。他的班主任老師是萬千熱血青年中的一個，不僅在課堂上給孩子們講日本侵略中國、陰謀滅我中華的種種罪惡行徑，還帶着這些小學生加入遊行隊伍，帶着他們振臂高呼“打倒列強！”“還我青島！”侯老說，至今他都忘不了老師“個子很小，卻慷慨激昂”的樣子，因爲，“他是第一個在我心靈中植入抗日救國信念的人”。
這個信念，隨着侯祥麟年齡的增長，閱歷、學識的增加和對國家愈加衰敗的苦悶而日益強烈，以至於在他整個青年時代的求學、就職和政治追求、社會活動等一切重大選擇上，都成爲最強有力的“支點”。
一生與化工科技爲伍的他，最初對化學的興趣，起自中學時代一位化學老師的“跑題”，他對學生們講到，原子核中蘊藏着極大的能量，倘若釋放出來會有極大威力。少年衝動的侯祥麟，聽了十分興奮，他設想着：“要是用這種能量對付日本鬼子就好了！”沒弄清楚這是物理學而非化學研究的他，就此“迷上了化學”。
他與石油和煉油的緣分，直接緣於抗日鬥爭。1940年，爲了中國軍隊戰時最急需也最短缺的油料，他和兩位燕大同學一起，在重慶一個極爲簡陋的工棚裏第一次開始“煉油”。從就地取材的桐油和菜籽油裏，他們每天爲戰車煉出一兩千公斤寶貴的汽油和柴油。
同樣，他之所以從1936年起就迫切地尋找共產黨，是因爲他意識到“只有共產黨是真的抗日救國，真正救勞苦大衆於水火的。”
侯祥麟大學一年級第一次從一位江西同學那裏聽到關於紅軍的真實故事，“以前，總聽說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專門殺人放火，非常可怕，想不到他們打土豪、分田地，都是爲了鄉下貧苦農民”。從此，他開始關注這個似乎很遙遠的黨和軍隊，經常在圖書館的英文雜誌中尋找有關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報道。
從1935年到1937年的兩年間，他通過各種渠道大量閱讀馬克思、列寧等人的理論著作和關於辯證唯物主義、社會主義的書籍，《資本論》《反杜林論》《大衆哲學》等都曾讓他徹夜不眠：“讀到會心之處，心中的激動難以言表”，侯老說，“我完全被吸引住了。我信仰馬列主義首先是從理論上接受的，我認爲，這些纔是真理。”
滿懷報國熱情的侯祥麟，經過青春時代的上下求索，終於在一片黑暗、混沌中找到了光明，找到了實現他抗日救國夙願的希望，也找到了自己終身不渝的信仰。
1938年4月，硝煙瀰漫的抗日烽火中，在長沙的一間小屋裏，面對列寧的畫像，侯祥麟莊嚴地舉起右手宣誓：“我自願加入中國共產黨……”
從此，他的一生和黨的事業、黨的需要、黨的使命、黨的託付融爲一體。
我是一個極爲平凡的人，我所做的一切，不過是一個共產黨員、一個科技工作者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半個世紀中所遇到，多做過，所應該完成的工作和使命。——侯祥麟
侯老總說，自己是個普通的科學家，是個平平常常的人。但他這個普通而平常的人身上，卻擁有足以讓人驚羨的許多榮耀和許多業績。也是他這個普通而平凡的人，在91歲高齡之際，受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重託，擔當起“國家可持續發展油氣資源戰略研究”的課題組組長。
在世界性的能源問題到了幾乎每個普通消費者都感同身受的今天，這項研究之重大不言而喻。侯老自己明白，承擔如此重大的課題對自己的年齡和身體是多大的挑戰，但刻骨銘心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卻不容他推卻：“那天溫總理和徐匡迪院長一起來我家，溫總理希望我來牽頭做這項國家重點課題研究。我知道這個研究項目很大，涉及面很寬，情況也很複雜，我的身體和年齡似不適宜。但總理十分懇切，我覺得無論對國家還是對我們石油石化行業都義不容辭，就接受下來了。”
面對黨和國家的需要，不惜一切地去努力，去拼搏，去實現，在侯老一生中成了習慣，成了一種深入血液中的自覺。
半個多世紀前，侯祥麟帶着美國卡乃基理工學院化學工程學博士學位，放棄麻省理工學院化工系燃料研究室副研究員的職位和優越的科研工作條件，返回他無時無刻不在想念着的祖國。從年輕時一直仰慕愛因斯坦的他，也想施展才華搞科學研究，“但當時新中國百廢待興，國家建設需要立即恢復和建立自己的工業生產，我就搞上工業技術工作了。”
這一搞，就成了一輩子。
侯老一輩子的事業，涉及的大量科學技術和工業技術問題，可能用幾大本專著都無法盡述，但以我們純粹業餘眼光來看，他和一大批優秀的科技工作者嘔心瀝血所做的似乎是這樣兩件事情：
在大慶油田發現前，爲了解決當時國家嚴重缺油的狀況，他們主要是從不是油的物質中提煉、合成出油來，如讓煤生油，頁岩生油等；而大慶油田的發現終於結束了中國“貧油”的歷史，他們由開始爲把原油煉成國家所需的各類軍用和民用油品，如汽油、柴油、潤滑油等而持之不懈地攻關了。
外行人想不到或根本不知道的一個事實是，並非有了石油就有了不同用途的油料。“伊朗盛產石油吧，但它的許多油品，包括潤滑油至今要大量依靠進口，就因爲沒有煉油技術。”中國石化潤滑油公司經理宋雲昌的這番話，讓我們一下子明白了50多年前擺在新中國面前的境況。
舊中國幾乎沒有煉油工業，就連老百姓點燈的油，都是“洋油”。侯祥麟他們這代科技人員，可以說白手起家，篳路藍縷，開創了中國自己的民族石化和煉油工業，無論怎樣的甘苦艱辛也只有靠他們自己勇敢地承擔。
經歷過共和國成立初期石油短缺的人可能都還記得那一幕，無油可用的汽車頂着沉重的煤氣包穿過大街小巷。而更多人們不知道的情況是，油料缺乏正直接威脅着國家的經濟建設和國防安全……
這是1960年8月16日聶榮臻副總理寫給石油部部長餘秋裏的信：“航空油料仍完全依賴進口，煤油的技術問題還未解決，汽油只能生產部分型號，潤滑油也有不少問題。這些情況使人擔心，一旦進口中斷，飛機就可能被迫停飛，某些戰鬥車輛就可能被迫停駛。”
從國家領導層到每一個與此有關的部門和有關的企業，都爲此憂心忡忡。尤其是解決軍用和民航飛機使用的航空油料，已經到了極其緊急的地步。由於中蘇關係惡化，以前完全依賴進口的航空煤油日漸減少，而國內試產的油料，在地面試驗和空中試飛時均出現噴氣發動機火焰筒嚴重燒蝕問題，無法投入使用。
“如果我們的戰鬥飛機因爲缺油而無法起飛”——這是誰也不敢想卻又不能不想的後果。
侯祥麟記得，餘秋裏那時每次見到他幾乎都要問航空煤油研製情況：“搞不出航空煤油來，我們過天安門都得低着頭啊！”有一次他甚至“威脅”侯祥麟：“你們再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我就把你們研究院的牌子倒過來掛！”
“他實在着急啊！”侯老說他十分理解餘秋裏的心情，因爲他自己也同樣心急火燎。自他就任石油科學院副院長和石油工業部新型材料領導小組副組長以來，這樣的“國家急需”項目他已經面對了很多。軍隊系統1958年開出的140種特需油料清單，一年之內他們就試製成功了102種。
但此時此刻，他前面是國產航油嚴重燒蝕火焰筒這隻頑固的攔路虎，後面是刻不容緩需要航油的戰鬥飛機，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侯祥麟組織起6個研究室的百餘名科技人員背水一戰。中國工程院院士侯芙生那時在石油部煉製司工作，他記得，那段日子，侯老帶着科技人員幾乎每天泡在現場，研究、試驗、失敗；再研究、再試驗、再失敗，不知疲倦、百折不撓，最後終於找到了火焰筒燒蝕的原因，攻克了這個難關。
1961年，我國自己煉製出合格的航空煤油，並於1962年正式供應中國民航和空軍部隊。
回顧侯祥麟這代“煉油”專家的經歷可以發現，每一項載入共和國史冊的重大成功背後，幾乎都有他們的心血、才華和奉獻。新型噴氣飛機的飛翔，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第一顆導彈發射的成功，遨遊太空的衛星和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等等，都離不開他們特別研製的特殊的“油”。
作爲一位卓有能力和科學家，侯祥麟1955年就當選爲中國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後改稱院士)。也曾有朋友關心地勸他，院士要多搞研究，才能多出成果。“可國家的生產任務那麼重，我實在顧不上了。”侯祥麟就這樣一門心思地急國家所急，個人的名利榮辱被他置之腦後。
“我和中國一起走過了20世紀幾乎全部的歷程，作爲一箇中國人，我爲今天的中國感到驕傲；作爲一個有60多年黨齡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我對我的政治信仰終生不悔；作爲一名新中國的科學家，我對科學的力量從不懷疑，我爲自己一生所從事的科學工作感到欣慰。”
這是侯祥麟回顧自己一生時的內心感慨，也是他自認爲沒什麼“傳奇色彩”的人生道路的真實寫照。從愛國的青年學子到國家的科技中堅及至今天還老驥伏櫪擔當重任，他的人生追求始終以民族的解放、祖國的強盛爲目標，他的科技研究始終以黨和人民的需求爲主線，他的才華與心血無怨無悔地貢獻給國家和社會的發展進步。
他用一個共產黨員全部的忠誠和一個科學家最富創造性的勞動，書寫了自己革命一生、奉獻一生而又功勳卓著的世紀傳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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