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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閉幕的“21世紀論壇”上，政府在行使職能上存在的越位、缺位和不到位的問題引起了與會專家的高度關注。吳敬璉、厲以寧、林毅夫、陳清泰等經濟學家紛紛發言，不約而同地把矛頭指向了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體制。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陳清泰認爲，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週期與政府換屆一直保持着明顯的相關性，說明政府主導經濟增長的狀況沒有根本轉變。當前不惜代價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不協調的增長方式已經無以爲繼，應當向政府調控、市場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基於歷史原因，我國過去20多年的經濟高增長基本上是靠投資尤其是政府的投資拉動。由於不受市場規律制約，不考慮投入產出比，投資損耗極大，華而不實的政績工程比比皆是。據世界銀行估計，“七五”到“九五”期間，中國投資決策失誤率在30%左右，資金浪費損失大約在4000億到5000億元。以“國際化大都市熱”爲例，目前中國的600多個城市中，竟有183個城市提出要建國際化大都市，30多個城市提出要建中心商務區。在2005年7月21日召開的城市總體規劃修編工作座談會上，建設部部長汪光燾批評有的城市在城市定位上不切實際，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標準。這實際上是透支和浪費日漸缺乏的發展資源。
提出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的口號，事實上已成爲一些地方領導人獲取政治資本的手段。安徽阜陽就是一個標本。20世紀90年代初，原阜陽地委書記王懷忠提出了將阜陽建成淮北大都市的設想，耗資3.2億元建一個國際大機場，政府官員、教師、農民人均被攤派數百元機場建設費。但機場勉強運營一年後，就被迫關閉，現在雜草叢生、野獸出沒，而地方財政欠了許多債。
各種各樣的政績工程，都有可能爲一些地方官員撈取政績、中飽私囊鋪平道路，形成典型的權貴經濟。據統計，截止到2004年底，全國各地政府投資的建設項目拖欠的工程款高達700億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估算，全國地方政府債務至少在1萬億元以上。
政府主導型經濟在少數地方已經演變成典型的雙向掠奪經濟：一方面是掠奪自然資源，大量圈地卻拋荒無數，工廠竣工之時即是停工之日，土地價值無法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另一方面則是對普通百姓的掠奪，野蠻徵地、野蠻拆遷業已成爲基層的最主要矛盾。早在2003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錫文就公開指出：“改革開放以來通過低價徵用農民的土地，最少使農民蒙受了2萬億元的損失。”
這種慷國家、百姓和子孫後代之慨，謀小集團私利的權力資本化行爲，在製造出虛幻的GDP高歌猛進的同時，無疑也在給我們的未來埋下定時炸彈：腐敗低效，貧富差距拉大，資源與環境的污染、破壞，土地及其他各種資源的閒置浪費等。
由不可持續的政府主導型權力經濟，向可持續的公民權利主導型經濟轉變迫在眉睫。政府應該全面從微觀經濟活動中退出，全面履行其公共安全、公共服務、公共保障職能，由無限政府轉變爲有限政府；由權力政府轉變爲責任政府；由政府自定規則自己執行，轉變爲重大公共決策由立法機構決定，政府只是執行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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