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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年輕教師掠奪式地使用，會埋下很大的隱患”
“我感到很迷茫，不知道是不是還應該留在這裏。”劉非(化名)有點心灰意冷了，在大學任教一年的他領會到了起步的艱難，而從助教到教授這漫長的煎熬，總讓他感覺“難有出頭之日” 。
作爲重慶某高校教師，劉非很清楚：學術需要積累，絕非幾年之功。“問題在於，學校會給我時間積累嗎？能讓我安心地進行教學和研究嗎？”本學期，26歲的劉非被要求和系裏的一位教授及一位副教授競爭一門課，這種連兩位教授都覺得對他很不公平的競爭，結果可想而知。劉非因此失去了60個課時，而無法完成本學期120個課時的教學任務，崗位津貼因此將被扣掉一大部分。鬱悶的劉非最近什麼也不想幹，一有時間就泡在網上。
記者採訪了6所高校人文學科的6位年輕教師。低待遇、沉重的生活壓力、繁重的教學任務、稀缺的學術研究機會等等，讓這些年輕的老師們剛剛步入學術的殿堂，就開始喪失治學的熱情。
“讀研時想着工作後多買書沒想到，現在還是買不起書”
來自河南農村的李俊(化名)兩年前研究生畢業後進入西安某高校任教。兩年過後，他依然身負讀書時留下的近3萬元債務。基本工資加獎金1月1400元，這是李俊在學校的全部收入。這位讀研時酷愛買書的老師如今生活窘迫：如果每月抽出200元買書，吃飯就會成問題，不敢輕易請客，生了小病不敢看醫生。曾經有過的工作後接濟家裏的想法也化爲泡影。
近日有媒體報道稱，國家稅務總局將高校教師納入了高收入職業。北京一位經濟學教授2001年曾應邀去寧夏作經濟分析報告，提到那次報告的收入，他說：“幾萬元能入眼嗎？費用全包是規矩。”該報道還了解到，現在的高校知名學者、教授會通過經紀公司或培訓機構被介紹到各地講課，其講課收入一般都以現金的方式結算，或者直接打到其個人賬戶上，而每天的講課費用從幾千元到數萬元不等。
但是，外出講課、培訓和項目的收入與大多數年輕教師無緣。在記者採訪的6位老師看來，高校的收入差距已經很明顯，他們將自己歸結爲“高校的弱勢羣體”，除非在外校兼課，很難有其他收入。
今年的教師節，連中秋和國慶算在內，範中(化名)所在的學院給每位老師發了300元，這是一年來過節發錢最多的一次。去年春節前，盼錢過年的範中沒有從學院得到一分錢的過節補助。2000元左右的月收入還要養孩子，讓在湖南某重點大學教書的範中過得很緊張。“讀研時想着工作後多買書，沒想到現在還是買不起書。”但範中不敢去外面帶課，怕影響教學，“萬一被學生們打了低分，會扣津貼，影響職稱，面子上也不好過。”
“一個月2000元真的什麼都沒法考慮，這個後顧之憂不解決不行啊。”對於劉非老師的這種無奈，幾位老師很有同感，在他們看來，這個問題解決不了，實在難以安心做學問。學校不解決年輕教師的住房，只發一點補助。西安一位老師去年每兩三個月就要搬一次住房，爲的是找到更便宜的出租房。
學院的院長和一些老教授總以自己在20世紀80年代的經歷，要求範中和其他年輕老師克服經濟困難，這讓範中無法接受，“情況完全不一樣了。”
“除非下定決心當苦行僧，才能靜下心來做學問”
1995年從甘肅日報進入蘭州大學任教的王天定，當時的工資僅爲300多元。多年後的今天，身爲西安外國語學院教授的他，待遇已大爲改觀，但10年前相對寬鬆的治學環境卻讓他更向往。
“老師在學校的精神壓力沒有現在大，除了上課，可以集中精力做很多事情。”在那幾年，王天定讀了很多書，一篇論文他會精心地寫上半年，反覆推敲，寫完後也不去考慮發不發表。“如果當時就有現在的這些量化考覈，一些論文我可能也就湊合着發了。”在他看來，現在很多學術上有所成就的老師，當初如果面臨今天這種環境，恐怕也會心浮氣躁，焦慮不安，最終難有成就。
“大學要形成一種良好的學術氛圍，這種氛圍就像空氣一樣存在，無形中會給老師們動力和壓力。”但王天定教授很失望地發現，大學裏做學問的空氣非常淡薄了，“大家在一起常常議論的不是房子孩子，就是如何找關係發論文，甚至連學問都不提。”他痛心地說，大學老師包括年輕老師正處於一種比較萎靡的精神狀態。
今天的大學，在王天定眼裏，已經不利於真正有志於學術追求的人生活。因此，還在蘭州大學任教時，他就不鼓勵系裏的研究生畢業後去高校。他擔心：“一些年輕人抱着一腔熱情和學術理想進入高校，幾年後就會心灰意冷，等到爭取了教授職稱，當年的學術理想可能早已化爲泡影。”
這絕非危言聳聽。一直想紮紮實實做點學問的範中老師，兩年的經歷已經動搖了他的信念。“一些情況會逼着自己去急功近利地發論文，爭學位。”進入大學任教的第二年，範中就考取了一重點大學的博士。他所在的這所大學規定，青年教師沒有博士學位不能參評教授職稱。而他所在的學院爲了達到博士指標，在今年不需要老師的情況下，引進了兩名與專業無關的博士，並解決了他們的科研經費和待遇問題。
武漢某大學的一位博士生同時也是河北一高校的教師，他的學校規定：評副教授至少需要發表10篇論文。讀博的一年來，這位老師已經發表了8篇論文。不久前，這位博士生將一篇論文分解成了好幾篇投向了幾家雜誌社，材料差不多，只是主題略有變化，居然發表了。不過，讓他心疼的是：爲了發論文，得掏一筆數目不小的版面費。
從助教到講師需要3年時間，從講師到副教授至少需要5年，從副教授到教授又是5年，而每一次晉升都要求相應數量的論文或著作，這是許多大學通行的標準。“我特別能夠理解那位博士。”範中說。在大學，似乎除了教授，其他什麼都不是，年輕教師們認爲自己就是身處大學的最底層，不評上教授就沒有翻身的機會。
“我們這一批年輕教師，除非下定決心當苦行僧，特別超脫的人，才能夠靜下心來做學問。”才當了兩年大學教師的範中有點心灰意冷。
“強者通吃”讓年輕教師義務很多，權利很少
兩年來，範中沒有一次外出參加學術研討的機會，“想參加，只能自己掏錢。”學校也沒有針對青年教師的科研項目，申請之後就沒有下文。一直想好好做點實證調查的範中，也苦於沒有資金而無法開展。偶爾能夠參與的就是學院的一些橫向課題，“但難出成果，也不與職稱掛鉤”。
範中的這種尷尬在很多年輕老師身上也同樣存在。各種機會如申請科研經費、進修、出國、開會交流等均與職稱直接掛鉤。華東師大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員許紀霖將之稱爲“強者通吃”。
“這種資源分配上的不公正對年輕教師的成長很不利。”許紀霖認爲，年輕教師就像僱傭者一樣“義務很多，權利很少”，他們承受了不能承受之重。
“少掙錢也無所謂，但要生活得有意思。”西安某大學李俊老師的這種想法成了一種奢望。6個班的4門課，這是李俊本學期的任務。他幾乎每天都有課，嗓子都啞過幾次，下課後回到宿舍就閉着嘴巴不想說話。他還得想着考博、想着搞點科研，“壓力太大了，沒有了生活的樂趣”。
課時多，一些新開的課、難上的課、一些用範中的話說是“亂七八糟的課”大都會落在年輕教師頭上。備課，佔用了他們大部分時間。王天定教授多年來提倡一個觀點：上好一節課，要用6小時準備。在寒暑假和國慶等長假中，這位負責的老師一直不敢休息。因此，他堅決反對片面地以課時來要求教師，“對年輕教師掠奪式地使用，會埋下很大的隱患”。
沒有經費沒有時間，但是，年輕的教師們還得想方設法進行科研，畢竟這直接關係着他們的職稱和地位。“我們只能希望自己的課不要出什麼問題，能夠應付過去就行了。”一位老師告訴記者，他身邊的年輕教師大都對教學“馬馬虎虎”。
如今，站在講臺上，範中老師已經失去了初爲人師時的激情和神聖感。“和學生們談理想談抱負，我覺得沒有底氣，也是一種滑稽。”這種滑稽使得範中喪失了作爲一名大學教師的優越感。
“在國內大學，副教授沒有地位，但在國外，助教也很有尊嚴。”許紀霖希望能夠提高大學年輕教師的待遇，保障他們相應的權利和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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