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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救性命
我妻子患尿毒症，住北京朝陽醫院急需手術醫療費，敬請幫我一些錢，救救她一條性命！
叩拜謝謝！
而在北京，當他對妻子說：“我上外面轉轉”，或者說“我去散散心”，再或者說，“我上外面找工作”，事實上，他卻跪在北京的街頭乞討。
經常，他早晨在家吃飯，然後找個藉口離開，中午不吃飯，只帶上冰糖充飢，一直跪到晚上再回家。
王翠霞最初不知道這些。她只知道，爲了能將透析次數減到最低，她每天儘量少進食，挺着不喝水，實在渴得受不了，便吞一口水在嘴裏含着，然後吐掉，絕不敢往下嚥。即使這樣，她也需要每週透析一次，一次費用500多元，正好抵得上馬鑄銘當時一個月工資。
當然她也不知道自己的病究竟花了多少錢。父子倆沒人告訴她。她問馬國林，得到的答覆是：小子知道，我不知道；她問兒子，兒子回答說：都是我爸管，我不清楚。
她在病痛的折磨中感到委屈。“我這麼難受了他也不來侍候我。”她那時這麼想，看見丈夫她就生氣。終於有一次她忍不住這樣埋怨丈夫，並責問他：你到底跑哪兒去了？
丈夫這才捋起褲腿給妻子看。妻子看到丈夫“膝蓋上黃一塊青一塊紫一塊”，那一刻，“我的心扎刀子啊！”妻子說。
於是，妻子也偷偷出去乞討。等丈夫出門了，她便拿了小板凳出門；丈夫回家之前，她先回了家。直到有一天，她把討來的錢交到丈夫手裏，丈夫這才知道。從此，兩人經常一起出門，他跪着，她坐在他的身邊，儘管每次透析完，大夫都會叮囑一句：回去注意營養，好好休息。
乞討的生活並不容易。總有人瞟老倆口一眼，說：騙子吧？於是，馬國林攤開他的會計證書和自學考來的大專文憑，擺上王翠霞的診斷書，而王翠霞則一次次向路人展示她透析多次被針扎翻了的胳臂。
他們的乞討還剩最後一點體面：在馬國林的面前，有三種救助牌，中文的，英文的和日文的。後兩種是請人翻譯的。不過，據馬鑄銘說，他的父親通蒙文、俄文以及一點日文和英文。
馬國林當年的老師在多年後，還對馬鑄銘說起他父親的優秀：“你的學習要趕上你爸就好了。”但馬國林高中沒有唸完，趕上了知識青年下鄉。他們一家來北京之後，第一個遊覽的是清華大學。幾年的乞討生涯中，最大的一筆收入是一位小夥子給的20元。這位陌生的小夥子，馬國林時常還會念起。
有時他們在住處附近的菜市場乞討，鄰居們見到都心酸得遠遠避開。房東太太記得馬國林曾這樣對她說：“嫂子，我把臉皮抓一邊去了。”
馬國林的家族在當地算得上體面。有人擔心，馬國林這樣的舉動，有損家族的面子。“命都快沒了，還要臉幹什麼？”馬國林說。
“你讓我成殺人犯啊？讓我怎麼跟孩子交待？”
窮人的日子可以想像，也難以想像。
馬鑄銘說，那段日子，吃的菜除了白菜還是白菜。一棵白菜能將就吃三天。除了油和鹽，家裏沒有其他作料。房東太太看到他們把大白菜切了，只捨得擱一點點油，“真跟餵豬食一樣”。偶爾來個客人，燒點肉食，就得到房東太太屋裏借醬油。方便麪吃完了，調料要省下來，用來炒菜。他們去撿別人遺棄的電話卡。每張卡，當卡里還剩一塊多錢時，馬國林就開始計算，總能想法將卡用得一分不剩。他們把鄰居給的舊衣服改一改穿上。拿回家的每一隻塑料袋，都仔細疊起來，綁好，小的用來裝垃圾，大的用來鋪桌面。
在北京的幾年，一家三口去過的旅遊景點只有天安門和動物園，前者免費，後者門票2元。當馬鑄銘2002年將自己的新婚妻子帶到北京時，他只帶她去了景山，門票2元，可以俯瞰輝煌的故宮。他們至今還沒有拍過婚紗照，儘管在當地只需要幾百元。
一年春節，兒子給母親買了幾隻蘋果。王翠霞捨不得吃完，給丈夫和兒子一人留了一隻。“過年了，大家都奢侈一回吧。”她說。丈夫和兒子很聽話地接過蘋果。可是幾天後，兒子又拿給她兩隻蘋果。她一看，正是她幾天前給爺倆留的。
每到假期，馬鑄銘就到北京打工。他擺過地攤，打各種零工，教外國學生漢語。
一次，他給一家公司掃描資料。他時常一天在電腦前工作16個小時，吃飯只花5分鐘。半個月裏，他一個人掃描完12年的資料，而另外兩個同夥加起來只掃完9年的資料。“我一點不覺得累，我心裏很高興：我可以掙錢了！”馬鑄銘說。他覺得挺可惜，要是這家公司不管飯，將那10元盒飯錢折成現錢給他，那纔好呢。
因爲，“每一分錢都要拿去救命的”。
除了腎臟，他的母親又得了子宮肌瘤，還有闌尾炎。前者做了3次手術，後者做了1次手術。“乾脆在你肚子上裝個拉鍊好了。”馬國林對她開玩笑。
她可笑不起來。在她將子宮切除後，醫生讓她接受輸血。“我不輸！不輸！”她嚷道，“哪來的錢啊？我不要輸！”
2004年初，植入的腎臟徹底壞掉，父子倆決定讓她第二次換腎。這一次，王翠霞拒絕治療。這時，因爲體內大量積水，她連睡覺都不能躺下。
王翠霞這樣的舉動讓跟着馬鑄銘學漢語的一位韓國學生感到不解：“中國人真奇怪，爲什麼有病不去看呢？”
馬鑄銘只能回答說：“這就是中國。”
來自衛生部的數據顯示在這個國家，生病的人們中約有一半不去就診，醫生診斷應該住院治療的患者中有三成沒有住院，主要原因是經濟困難。“你去給我買瓶安眠藥吧。”王翠霞央求丈夫。
“那可不成，你讓我成殺人犯啊？讓我怎麼跟孩子交待？”丈夫說。
“那你買兩瓶，咱倆一起死。”
“我可不這麼想。等你好了，我就出去掙錢，幫着孩子還債。”丈夫說。
父子倆幾乎是將她擡進了出租車，送到醫院，做第二次換腎手術。他們感謝一位叫韓修武的醫生，爲他們減免了部分醫療費。當他們根本交不起2萬多元手術費時，是這位醫生擔保先做手術再交錢。
這筆錢，到現在也還沒還上呢。
“他是心力交瘁而死”
但是馬國林卻不能像他原先計劃的那樣，幫着兒子還債了。王翠霞換完腎後狀況一天天好轉，馬國林卻開始腹痛、噁心、吃不下飯。
2004年4月底，兒子將父親領到醫院做了B超檢查，醫生診斷：胃癌晚期，連肝臟裏都佈滿了癌細胞，最多還有一個月生命。
兒子裝作若無其事，打算瞞着父親。但是一走出醫院，父親就用手碰了碰兒子，說：“銘子，你爸不傻。咱們趕緊回老家吧。”末了，又叮囑一聲：“不要告訴你媽。”
鄰居們看見他時常疼得攥緊拳頭猛捶自己的胸口，甚至有時他疼得哭出聲。夜裏，他怕呻吟聲影響妻子睡覺，妨礙她恢復，就到屋外溜達上一夜。
兒子要給他買杜冷丁，但連這幾塊錢一支的鎮痛劑，他也拒絕使用，兒子給他打點滴，他強行把針管拔出來。“他要把錢都拿去給我媽買藥。”馬鑄銘說。
半個月後，一家人收拾完畢離開北京回老家。出發前，把剩下的油倒了半鍋，吃了在北京惟一一頓炸帶魚。
1998年一家人剛到北京的時候，馬國林是個富態隨和的中年人，1米7的個頭，體重約180斤。6年後離開北京時，他黃瘦黃瘦，像個垂老的人，體重不足120斤。
幾天後，馬國林告別了人世。
臨去世時，兒子叫醒了他。他歪着臉看了兒子最後一眼，馬鑄銘看到那雙黃色的眼睛，特別黃，他嘴巴動着，卻說不出話。嚥下最後一口氣時，他的眼睛滴出兩滴眼淚，一滴沒有流下，頭歪着的這側，眼淚緩緩滴了下來。“他是被壓死的，”馬鑄銘流着淚說，“他是心力交瘁而死。”
按照風俗，人們將要給他穿壽衣，一種藍色的袍子。但是馬鑄銘堅持一定要讓父親穿着西服離開。“就穿這個好看，”他說。是的，西服，皮鞋，襯衣，還有一個日本朋友送的手工領帶。“就係這個吧。”馬鑄銘說。“真懷念以前那段時光，”馬鑄銘無限留戀地說，“那時父親出去參加朋友聚會，都會穿上西服，繫上領帶。”
馬國林留下了妻子的每一張醫療發票，總計40多萬元。他還留下一包零錢，全是一分兩分的硬幣和紙幣，這些見證了他的乞討生涯。
他留下了一個小本，封皮上寫着“請您留名”，記載了每一次捐助每一筆錢，本子裏夾着幾張捐助人裝捐款的空信封。
他竟然還留下了一萬多元錢。
他的遺囑上寫道：“一、全部家產用於妻子王翠霞的治療上，兒子、兒媳孝敬母親，否則不準繼承產業，衆親友爲證。二、喪葬改革，去世後不燒香，不燒紙，不燒花圈，廢除一切傳統喪葬習俗，喪事簡辦。”
“我一定不能讓我媽因爲沒錢吃不上藥而死掉”
最後，馬國林不得不把妻子的性命，也留給了兒子。
現在，每個月，王翠霞仍然需要三四千元的藥費來維持。“我父親去世也算是一種解脫，否則，他每天都會發愁。”馬鑄銘說。
每次提起父親的死，馬鑄銘就會連脖子根都漲得通紅，語氣裏會充滿怨恨：“爲什麼痛苦要讓我們一個家庭來承擔？”
承擔這種痛苦的，何止馬鑄銘一家。衛生部的統計數字顯示，這個國家的城鎮貧困戶中，有三成是因病致貧。像一位社會學家所說，今天的中國，就像一場馬拉松賽，每跑一段，都會有人掉隊，馬鑄銘們便在國家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被甩出了前進的方陣。
王翠霞至今也不知道自己看病究竟花了多少錢。“有時候我想，攤上這樣的丈夫和兒女，就偷着樂吧，可是心裏就是難受，不知咋的。我總想，好好活着吧，別添麻煩了，可就是睡不着覺，有時候就想大哭一場。”她說。
馬鑄銘說：“我爸這一生，註定是爲我媽活的，我也是。這樣說或者不準確，但至少我媽是我生命中至關重要的一部分。我總得讓我媽活及格吧，怎麼着也要活到60歲，現在還差3歲。加上我爸的4歲，至少還要讓她活7年。”“我這個人活得其實挺窩囊的，沒什麼學歷，沒有文化，沒有能力，也沒幹過什麼轟轟烈烈的大事，就是茫茫宇宙中的一個小分子，我就把好好待我媽當作一個成就來做。”
儘管馬鑄銘現在一個月的工資只有800多元，但“我一定不能讓我媽因爲沒錢吃不上藥而死掉，即使拼了命，否則，對不起我的父親。”他說。
幸好，遲到的醫療保障終於還是來了。去年，王翠霞得以參加基本醫療保險。儘管在當地這種醫療保險最高支付的限額只有9萬元，但畢竟現在每個月可以報銷藥費1500元左右。
但另外的2000多元，還得靠馬鑄銘“努力再努力”。
所以，“我在外面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我一定不能出事。我一定要吃飯，按時按點吃，因爲我的身體絕對不能垮。”這個家庭的重壓，從父親馬國林的肩頭，轉移給了他。
站在阿旗縣城的街頭，看着來來往往的車輛，馬鑄銘拉着他妻子的手，安慰似地說：“咱們也會有一輛轎車的。”
“好啊，”他的妻子有些勉強地笑了笑，“可是什麼時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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