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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段個人家庭的災難史，是一個小康家庭因喪失醫療保障墜入深淵的故事。
9月，27歲的中學教師馬鑄銘帶着這段災難史走進報社。他揣着一份名單，上面有5位完全不認識的記者。他挨個詢問，前4位都不在。還好，第5位在。
當記者聽着他的訴說不自覺地點頭，他竟激動地叫了起來：“哈，你聽了還會點頭！
說明你還有同情心。你聽了能點頭，我就已經非常感謝了！”
當記者後來發短信告訴他決定採訪時，他回覆的短信是：“謝謝謝謝謝謝謝謝……”共有六七十個“謝”字。
“我們都覺得已經小康啦！”
這是中國億萬個普通家庭中的一個，居住在內蒙古赤峯市阿魯科爾沁旗的縣城裏，父親，母親，兩個兒女。這個家庭1996年以前的記憶是愜意的。
那時，馬鑄銘是個無憂無慮的少年，“整天想着怎麼玩”，騎着一輛七八百元的帶減震的山地自行車，遊蕩在縣城裏，出入遊戲廳。當時時興的電子遊戲“俄羅斯方塊”，他可以連續玩十三四個小時而不“斃命”。
父親馬國林是一家貨運公司的會計，並在一家日資小企業中謀了一份兼職。馬鑄銘直到現在還時常想起1995年的一天，父親去跟日本老闆談好薪水回家的情景。
父親故意問：“你們猜，我談了多少？”
“最高不超過500塊。”母親王翠霞說。“你再使勁往上猜。”
“800？”
“1500！”父親說。
馬鑄銘一下抱住父親的脖子：“是真的嗎！？”“你聽他的，騙人呢。”母親說。
這個家庭就這樣搭坐上這個國家前進的快車。父親的兩份薪水，加上馬鑄銘師範學校畢業後教書的幾百元收入，以及母親約300元工資，在全國城鎮年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不足5000元的那個年頭，這個四口之家的年收入已經有36000元左右。“我們都覺得已經小康啦！”王翠霞說。
一家人夢想着，到2000年，可以買上一輛私家車。
誰也沒意識到，這個家庭的災難即將開始。
1997年前後，母親的尿液變得像水一樣無色，無味，沫多。她渾身沒勁，吃啥吐啥。經確診，得了尿毒症。
什麼是尿毒症，尿毒症意味着什麼，馬鑄銘那時並不理解，“無非是要透析、吃藥唄”。
看病吃藥，對這個家庭來說，此前從來不是大問題。從上世紀70年代，馬國林在旗交通局下屬的貨運公司參加工作開始，一家人便與全國城鎮地區幾乎所有的勞動者一樣，享受着計劃經濟下的公費勞保醫療制度。即使是家屬生病，也能報銷醫藥費的一半。
但是，從上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一度紅火的貨運公司像無數國有企業一樣逐漸衰敗。王翠霞的醫藥費發票，一分錢也報不了了。
1997年，王翠霞從貨運公司調入了旗公路養護段。儘管這是由國家財政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但是，在這裏，王翠霞的醫藥費同樣一分錢也不能報。
“上級每年撥款130多萬，只夠這裏100多人一年的工資，”公路段段長說，“從情理上講，我們應該解決，可是我們沒有這方面的資金和財力啊！”
這家單位已經有10多年沒有醫療報銷規定，只是每年給職工發放一點醫療費：在職職工工齡10年以下的每年藥費30元，工齡11年～20年者每年藥費40元，21年以上者每年藥費60元。超出部分自理。
同樣糟糕的是，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那時還遠沒有確立。在2004年以前，這家單位未參加任何社會醫療保險。
王翠霞突然發現，自己完全喪失了醫療保障。她並不知道，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全國有半數左右的城鎮人口和七八成的農村人口，像她一樣，漸漸失去了醫療保障。
對於這個龐大的羣體而言，看病吃藥的擔子，完全落到了每個家庭的頭上。
王翠霞的病繼續惡化。“肌體全紊亂了，”馬鑄銘說，“心臟開始積液，肺部、肝臟積水，全身浮腫，高血壓，貧血……”
“沒想到，剛進醫院大門就把全家的積蓄交了出去，還遠遠不夠”
1998年1月，春節前，父子倆揣着2萬元，帶着王翠霞到北京治病。
診斷之後，大夫說：換腎吧。“那得多少錢哪？”“先交5萬吧。”父子倆頓時傻眼：“這麼多？！”醫生說：“至少也得4萬。”“你知道那時我們覺得2萬元不少了，怎麼着也能抵好一陣子吧。”馬鑄銘後來說。“沒想到，剛進醫院大門就把全家的積蓄交了出去，還遠遠不夠。”
馬國林趕緊回內蒙古籌錢。做着小康夢的這家人，自然不知道，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當人們的工資以10～20倍的幅度上揚，醫藥費用卻以100～200倍的速度上漲。
一下子，他們連小旅館也住不起了，“20塊錢一晚，真捨不得啊。”馬鑄銘說。於是，每天晚上，父子倆像“游擊隊員”一樣遊弋在13層高的醫院大樓裏，躲避醫護人員的巡視，找地方睡覺。“這家醫院我簡直太熟了，所有科室我都走遍了。”馬鑄銘說。
大廳，樓道，水房，地下室，從1層到13層，除了重症監護和特護病房區，馬鑄銘幾乎都睡遍了。
馬鑄銘抱怨醫院裏走道上的椅子，躺在上面硌得發慌，不能睡人。最難受的要數貼着樓梯間的暖氣睡覺。一面是盤旋在大樓內的呼呼冷風，一面卻是燙人的暖氣。
這曾是極其愛好乾淨的人家。他們吃的黃瓜、菜花都會用刷子刷洗。此前，如果進醫院，馬鑄銘從來不用手觸碰門把手，而是用腳將門輕輕頂開，然後側身閃入。
所以，你根本想不到，馬鑄銘此時最喜歡的睡覺地方，是醫院裏堆放醫療垃圾的污物間。那裏有將死人推到太平間用的推車，躺在上面就像睡在牀上一樣舒服安穩。
直到除夕，父親說：“過年了，咱上旅館裏好好睡個覺吧。”父子倆在一家招待所的地下室裏要了一張牀，兒子白天去睡，父親夜裏去睡，“好好奢侈了一回”。
王翠霞在北京第一次住院的71天裏，父子倆加起來在旅館總共只睡過3天。
1998年初，當王翠霞做完腎移植手術，他們租了一間9平方米的平房在北京住下，定期去醫院複查。接下來，這家人才真正發現，自己正滑向一個不見底的深淵。“原來換腎還不是最貴的，最貴的是沒有盡頭源源支出的藥費！”馬鑄銘說。他擰緊了眉頭，鏡片後的眼睛裏，透着一種找不到渲泄的怨恨。
爲了不讓身體對移植的腎臟排斥，王翠霞每月要吃兩瓶油狀的藥。馬鑄銘說，僅這一項，每月費用就要3400元。
這個家庭同時還遭受着另一種動盪：馬國林兼職的日資小企業倒閉了，貨運公司徹底解體了。這家人的月收入跌回了1000多元。
接下來的日子裏，馬國林一次次回內蒙古籌錢，親戚朋友都被借遍了，連家裏的房子也被抵押給了銀行。
那段時期，馬鑄銘偷過旅店的一塊毛毯，後來又在一家醫院偷過一牀沾着血跡的被子。
“現在我坦白承認，”這位中學教師低下頭，“我窮，我沒錢，我得活下去，那個時候我就這樣想，想得理直氣壯。”
他們沒想到，更慘重的打擊還在後頭。
“命都快沒了，還要臉幹什麼？”
2000年前後，王翠霞體內植入的腎臟開始被身體排斥。
這一次比上一次更糟糕。因爲腎臟已經不能良好工作，王翠霞體內再度開始積液，每週需要透析。同時，由於植入的腎臟還在體內，抗排斥藥也不能間斷。每月的醫藥費，上漲到六七千元。
“就是那段時期，我們家一下子徹底垮了。”馬鑄銘說。
馬國林儘管有中級會計職稱，但因爲沒有北京戶口，在這個偌大的城市裏，找不到一份固定的工作。只是偶爾幫一家會計師事務所打零工，一天能有100元的收入。
他撿過破爛。但沒多久，被一羣聯防隊員連板車扣下，要查看身份證，並威脅要處以罰款。
更緊要的是，他需要一日三餐照顧臥牀的妻子，幫她量尿液，掐着鐘點叫她吃藥。他不能朝九晚五地上班。
他最體面的一次收入，是在幫一家企業做過審計之後，企業給每個會計送了一張600元的購物卡。他考察了這家大商場之後，欣喜地跟兒子說：“這家商場的藥店不錯。”結果，這張卡全部買了藥。
漸漸地，馬鑄銘聽到有人悄悄跟他說：“你知道你爸怎麼跟人要錢嗎？”
他只知道父親一次次回內蒙古籌錢，卻不知道，父親一次次跪下給人磕頭。
在內蒙古籌錢，這位縣城裏體面的會計，在胸前掛上這樣一塊紙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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