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段個人家庭的災難史,是一個小康家庭因喪失醫療保障墜入深淵的故事。
9月,27歲的中學教師馬鑄銘帶着這段災難史走進報社。他揣着一份名單,上面有5位完全不認識的記者。他挨個詢問,前4位都不在。還好,第5位在。
當記者聽着他的訴說不自覺地點頭,他竟激動地叫了起來:“哈,你聽了還會點頭!說明你還有同情心。你聽了能點頭,我就已經非常感謝了!”
當記者後來發短信告訴他決定採訪時,他回覆的短信是:“謝謝謝謝謝謝謝謝……”共有六七十個“謝”字。
“我們都覺得已經小康啦!”
這是中國億萬個普通家庭中的一個,居住在內蒙古赤峯市阿魯科爾沁旗的縣城裏,父親,母親,兩個兒女。這個家庭1996年以前的記憶是愜意的。
那時,馬鑄銘是個無憂無慮的少年,“整天想着怎麼玩”,騎着一輛七八百元的帶減震的山地自行車,遊蕩在縣城裏,出入遊戲廳。當時時興的電子遊戲“俄羅斯方塊”,他可以連續玩十三四個小時而不“斃命”。
父親馬國林是一家貨運公司的會計,並在一家日資小企業中謀了一份兼職。馬鑄銘直到現在還時常想起1995年的一天,父親去跟日本老闆談好薪水回家的情景。
父親故意問:“你們猜,我談了多少?”
“最高不超過500塊。”母親王翠霞說。“你再使勁往上猜。”
“800?”
“1500!”父親說。
馬鑄銘一下抱住父親的脖子:“是真的嗎!?”“你聽他的,騙人呢。”母親說。
這個家庭就這樣搭坐上這個國家前進的快車。父親的兩份薪水,加上馬鑄銘師範學校畢業後教書的幾百元收入,以及母親約300元工資,在全國城鎮年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不足5000元的那個年頭,這個四口之家的年收入已經有36000元左右。“我們都覺得已經小康啦!”王翠霞說。
一家人夢想着,到2000年,可以買上一輛私家車。
誰也沒意識到,這個家庭的災難即將開始。
1997年前後,母親的尿液變得像水一樣無色,無味,沫多。她渾身沒勁,吃啥吐啥。經確診,得了尿毒症。
什麼是尿毒症,尿毒症意味着什麼,馬鑄銘那時並不理解,“無非是要透析、吃藥唄”。
看病吃藥,對這個家庭來說,此前從來不是大問題。從上世紀70年代,馬國林在旗交通局下屬的貨運公司參加工作開始,一家人便與全國城鎮地區幾乎所有的勞動者一樣,享受着計劃經濟下的公費勞保醫療制度。即使是家屬生病,也能報銷醫藥費的一半。
但是,從上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一度紅火的貨運公司像無數國有企業一樣逐漸衰敗。王翠霞的醫藥費發票,一分錢也報不了了。
1997年,王翠霞從貨運公司調入了旗公路養護段。儘管這是由國家財政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但是,在這裏,王翠霞的醫藥費同樣一分錢也不能報。
“上級每年撥款130多萬,只夠這裏100多人一年的工資,”公路段段長說,“從情理上講,我們應該解決,可是我們沒有這方面的資金和財力啊!”
這家單位已經有10多年沒有醫療報銷規定,只是每年給職工發放一點醫療費:在職職工工齡10年以下的每年藥費30元,工齡11年~20年者每年藥費40元,21年以上者每年藥費60元。超出部分自理。
同樣糟糕的是,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那時還遠沒有確立。在2004年以前,這家單位未參加任何社會醫療保險。
王翠霞突然發現,自己完全喪失了醫療保障。她並不知道,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全國有半數左右的城鎮人口和七八成的農村人口,像她一樣,漸漸失去了醫療保障。
對於這個龐大的羣體而言,看病吃藥的擔子,完全落到了每個家庭的頭上。
王翠霞的病繼續惡化。“肌體全紊亂了,”馬鑄銘說,“心臟開始積液,肺部、肝臟積水,全身浮腫,高血壓,貧血……”
“沒想到,剛進醫院大門就把全家的積蓄交了出去,還遠遠不夠”
1998年1月,春節前,父子倆揣着2萬元,帶着王翠霞到北京治病。
診斷之後,大夫說:換腎吧。“那得多少錢哪?”“先交5萬吧。”父子倆頓時傻眼:“這麼多?!”醫生說:“至少也得4萬。”“你知道那時我們覺得2萬元不少了,怎麼着也能抵好一陣子吧。”馬鑄銘後來說。“沒想到,剛進醫院大門就把全家的積蓄交了出去,還遠遠不夠。”
馬國林趕緊回內蒙古籌錢。做着小康夢的這家人,自然不知道,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當人們的工資以10~20倍的幅度上揚,醫藥費用卻以100~200倍的速度上漲。
一下子,他們連小旅館也住不起了,“20塊錢一晚,真捨不得啊。”馬鑄銘說。於是,每天晚上,父子倆像“游擊隊員”一樣遊弋在13層高的醫院大樓裏,躲避醫護人員的巡視,找地方睡覺。“這家醫院我簡直太熟了,所有科室我都走遍了。”馬鑄銘說。
大廳,樓道,水房,地下室,從1層到13層,除了重症監護和特護病房區,馬鑄銘幾乎都睡遍了。
馬鑄銘抱怨醫院裏走道上的椅子,躺在上面硌得發慌,不能睡人。最難受的要數貼着樓梯間的暖氣睡覺。一面是盤旋在大樓內的呼呼冷風,一面卻是燙人的暖氣。
這曾是極其愛好乾淨的人家。他們吃的黃瓜、菜花都會用刷子刷洗。此前,如果進醫院,馬鑄銘從來不用手觸碰門把手,而是用腳將門輕輕頂開,然後側身閃入。
所以,你根本想不到,馬鑄銘此時最喜歡的睡覺地方,是醫院裏堆放醫療垃圾的污物間。那裏有將死人推到太平間用的推車,躺在上面就像睡在牀上一樣舒服安穩。
直到除夕,父親說:“過年了,咱上旅館裏好好睡個覺吧。”父子倆在一家招待所的地下室裏要了一張牀,兒子白天去睡,父親夜裏去睡,“好好奢侈了一回”。
王翠霞在北京第一次住院的71天裏,父子倆加起來在旅館總共只睡過3天。
1998年初,當王翠霞做完腎移植手術,他們租了一間9平方米的平房在北京住下,定期去醫院複查。接下來,這家人才真正發現,自己正滑向一個不見底的深淵。“原來換腎還不是最貴的,最貴的是沒有盡頭源源支出的藥費!”馬鑄銘說。他擰緊了眉頭,鏡片後的眼睛裏,透着一種找不到渲泄的怨恨。
爲了不讓身體對移植的腎臟排斥,王翠霞每月要吃兩瓶油狀的藥。馬鑄銘說,僅這一項,每月費用就要3400元。
這個家庭同時還遭受着另一種動盪:馬國林兼職的日資小企業倒閉了,貨運公司徹底解體了。這家人的月收入跌回了1000多元。
接下來的日子裏,馬國林一次次回內蒙古籌錢,親戚朋友都被借遍了,連家裏的房子也被抵押給了銀行。
那段時期,馬鑄銘偷過旅店的一塊毛毯,後來又在一家醫院偷過一牀沾着血跡的被子。
“現在我坦白承認,”這位中學教師低下頭,“我窮,我沒錢,我得活下去,那個時候我就這樣想,想得理直氣壯。”
他們沒想到,更慘重的打擊還在後頭。
“命都快沒了,還要臉幹什麼?”
2000年前後,王翠霞體內植入的腎臟開始被身體排斥。
這一次比上一次更糟糕。因爲腎臟已經不能良好工作,王翠霞體內再度開始積液,每週需要透析。同時,由於植入的腎臟還在體內,抗排斥藥也不能間斷。每月的醫藥費,上漲到六七千元。
“就是那段時期,我們家一下子徹底垮了。”馬鑄銘說。
馬國林儘管有中級會計職稱,但因爲沒有北京戶口,在這個偌大的城市裏,找不到一份固定的工作。只是偶爾幫一家會計師事務所打零工,一天能有100元的收入。
他撿過破爛。但沒多久,被一羣聯防隊員連板車扣下,要查看身份證,並威脅要處以罰款。
更緊要的是,他需要一日三餐照顧臥牀的妻子,幫她量尿液,掐着鐘點叫她吃藥。他不能朝九晚五地上班。
他最體面的一次收入,是在幫一家企業做過審計之後,企業給每個會計送了一張600元的購物卡。他考察了這家大商場之後,欣喜地跟兒子說:“這家商場的藥店不錯。”結果,這張卡全部買了藥。
漸漸地,馬鑄銘聽到有人悄悄跟他說:“你知道你爸怎麼跟人要錢嗎?”
他只知道父親一次次回內蒙古籌錢,卻不知道,父親一次次跪下給人磕頭。
在內蒙古籌錢,這位縣城裏體面的會計,在胸前掛上這樣一塊紙牌:
求救性命
我妻子患尿毒症,住北京朝陽醫院急需手術醫療費,敬請幫我一些錢,救救她一條性命!
叩拜謝謝!
而在北京,當他對妻子說:“我上外面轉轉”,或者說“我去散散心”,再或者說,“我上外面找工作”,事實上,他卻跪在北京的街頭乞討。
經常,他早晨在家吃飯,然後找個藉口離開,中午不吃飯,只帶上冰糖充飢,一直跪到晚上再回家。
王翠霞最初不知道這些。她只知道,爲了能將透析次數減到最低,她每天儘量少進食,挺着不喝水,實在渴得受不了,便吞一口水在嘴裏含着,然後吐掉,絕不敢往下嚥。即使這樣,她也需要每週透析一次,一次費用500多元,正好抵得上馬鑄銘當時一個月工資。
當然她也不知道自己的病究竟花了多少錢。父子倆沒人告訴她。她問馬國林,得到的答覆是:小子知道,我不知道;她問兒子,兒子回答說:都是我爸管,我不清楚。
她在病痛的折磨中感到委屈。“我這麼難受了他也不來侍候我。”她那時這麼想,看見丈夫她就生氣。終於有一次她忍不住這樣埋怨丈夫,並責問他:你到底跑哪兒去了?
丈夫這才捋起褲腿給妻子看。妻子看到丈夫“膝蓋上黃一塊青一塊紫一塊”,那一刻,“我的心扎刀子啊!”妻子說。
於是,妻子也偷偷出去乞討。等丈夫出門了,她便拿了小板凳出門;丈夫回家之前,她先回了家。直到有一天,她把討來的錢交到丈夫手裏,丈夫這才知道。從此,兩人經常一起出門,他跪着,她坐在他的身邊,儘管每次透析完,大夫都會叮囑一句:回去注意營養,好好休息。
乞討的生活並不容易。總有人瞟老倆口一眼,說:騙子吧?於是,馬國林攤開他的會計證書和自學考來的大專文憑,擺上王翠霞的診斷書,而王翠霞則一次次向路人展示她透析多次被針扎翻了的胳臂。
他們的乞討還剩最後一點體面:在馬國林的面前,有三種救助牌,中文的,英文的和日文的。後兩種是請人翻譯的。不過,據馬鑄銘說,他的父親通蒙文、俄文以及一點日文和英文。
馬國林當年的老師在多年後,還對馬鑄銘說起他父親的優秀:“你的學習要趕上你爸就好了。”但馬國林高中沒有唸完,趕上了知識青年下鄉。他們一家來北京之後,第一個遊覽的是清華大學。幾年的乞討生涯中,最大的一筆收入是一位小夥子給的20元。這位陌生的小夥子,馬國林時常還會念起。
有時他們在住處附近的菜市場乞討,鄰居們見到都心酸得遠遠避開。房東太太記得馬國林曾這樣對她說:“嫂子,我把臉皮抓一邊去了。”
馬國林的家族在當地算得上體面。有人擔心,馬國林這樣的舉動,有損家族的面子。“命都快沒了,還要臉幹什麼?”馬國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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