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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學府，古已有之，但把高等學府稱爲“大學”，在我國則是清朝末年之事。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被譽爲“東方康乃爾”的天津北洋大學堂(現天津大學的前身)創立，這就是我國第一所新式大學。在當時，其頭等學堂的畢業生可免試進入美國哈佛、耶魯等著名大學。有意思的是，出任該學堂的首任督辦，也就是我國的第一位大學校長，竟是素有中國“商父”美譽的盛宣懷。以“銅臭”之身，聚書香之氣，盛宣懷在中國教育史上的地位的確耐人尋味。
科舉場上的失意人
盛宣懷，字杏蓀，別號愚齋，江蘇武進人，1844年出生。祖父盛隆，舉人出身，當過浙江海寧州知州；父親盛康，進士出身，當過布政使。盛家雖也可謂是書香門第，但祖父兩人都比較注重社會實際問題的研究，對孩子的“學歷”教育抓得不是很緊，盛宣懷有時隨父親居住官邸，開闊眼界，增長見識；有時回到老家盛氏府第，攻讀經書，接受傳統教育，其間，他也並非心無旁騖，而是經常參與設義莊、增祭田、建義學、修宗譜等具體事務的規劃。
成長於這樣一種環境的盛宣懷，八股文章了了，應試能力平平，所以他在1866年考中秀才後，鄉試三次不中。然而，盛宣懷落榜不落志，慨然以匡時濟世自期，從此絕意科舉，積極致力於“有用之學”，對天下之事，均“事事研求”。
洋務派中的佼佼者盛宣懷畢竟是一個有家庭背景的人，雖然沒有正規文憑，但“找工作”並非難事，1870年經人推薦，盛宣懷來到湖廣總督李鴻章幕府做了機要祕書。一方面有貴人提攜，另一方面盛宣懷也確有真才實學，所以隨侍李鴻章期間，他“磨盾草檄，頃刻千言，同官皆聯手推服。歷練日深，聲譽日起。”受垂青的盛宣懷在亦官亦商的道路上，特別是洋務事業中如魚得水，其匡時濟世的抱負也得以施展。
據史料記載，在洋務派掌握的輪、電、煤、紡四大企業中，盛宣懷直接管理的有三大企業；在出任郵傳部右侍郎時，該部主管的鐵路、電報、航運、郵政事務中，前三項皆爲盛宣懷創辦。而且他還創辦了中國第一家電信企業、第一家內河航運公司、第一條南北鐵路幹線、第一家國人自辦的中國通商銀行、第一個鋼鐵聯合企業等等，作爲中國當時最大的工商業資本家和全國首富，盛宣懷享有“商父”之譽，實不爲過。
在當時，清政府當權者也都給予了盛宣懷很高的評價。李鴻章自不必說，屢屢向朝廷推薦：盛宣懷必能幹濟時艱，爲國大用；洋務派的首領人物張之洞也稱讚盛宣懷是通曉“官法”、“商業”和“洋務”的能人；甚至連慈禧太后也曾說過：今日看來，盛宣懷是不可少之人。所以，在仕途之上，盛宣懷也很順利，曾先後任天津海關道、大常寺少卿、會辦商務大臣、郵傳部尚書等職。
盛宣懷的經世之才也得到孫中山的賞識，在成立中華民國之後，身爲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通過其代表招募盛宣懷，並表態“外間輿論過激，可代爲解釋”，然而盛宣懷卻認爲孫中山在興辦實業方面“有理想而無經驗，不足與謀也”。
教育史上的留名人
盛宣懷與中國現代教育有着不解之緣，其創辦北洋大學堂僅僅是一個開始。盛宣懷爲什麼如此熱心教育事業，究其原因，恐怕與他自身的經歷有着非常重要的關係。一方面他是傳統科舉制度的受害者，另一方面，與“西學”相似的經世之學使他終生受益，特別是通過從事洋務事業，他深知“西學”的重要，卻又深感自身知識的不足，在具備一定經濟基礎之後，捐資建學便是順理成章的事了。所以說，盛宣懷堪稱我國捐資創辦大學的始作俑者，而且在他的整個辦學理念中，莫不閃現着“經世致用”的光輝，他爲北洋大學堂定下的校訓就是“實事求是”，這個治學理念延續至今，始終未改。
甲午戰爭後，盛宣懷更是堅定了自己的信念，他認爲國家欲圖自強，籌設學堂、培育人才是關鍵。他在給朝廷的奏摺中說：“自強首在儲才，儲才必先興學”、“西國人材之盛皆出於學堂”。在他的倡議下，1895年10月2日，光緒帝御筆欽準設立北洋大學堂，這一天也成爲中國第一所大學建校紀念日。
北洋大學堂創建後，盛宣懷秉承“事事研求”的人生宗旨，不斷豐富和完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辦學方針，形成了“西學體用”的思想理念。首先，他採用專家辦學模式，奏明皇帝“須遴選深通西學體用之員總理”，聘請美國教育家丁家立具體掌管設在天津的大學堂，並聘請了一批外籍教員。其次，針對當時清王朝在處理內政外交上急需熟悉法律的人才，以及急需開發礦業資源、發展機械加工工業的實際，開設了法律、土木工程、採礦冶金、機械工程等學科，並隨着事業的變化，及時改變專業設置，添設新的專業。第三，盛宣懷認爲“師範、小學尤爲學堂一事務中之先務”。所以他又開始了培植師資和生源的工作，1897年他建立了我國教育史上第一所新式師範學院，以及第一所外院(即小學)，連同相當於大學附中的北洋大學堂二等學堂，形成了較爲完善的三級學制，爲中國新式系統學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礎。第四，盛宣懷注意因材施教，因人而異，培養專門人才。學生入頭等學堂先學習第一年基礎功課，學完後，由總辦、總教習察看每一個學生的資質，酌定今後的學習內容；即便是出國留學，也要根據每人的資質，選其專門學科去深造。第五，確立了“嚴謹治學，嚴格教學要求”的校風。
盛宣懷除了創辦了北洋大學堂外，他還創設了南洋公學(今上海交通大學)、南洋公學附設譯書院、電報學堂等。爲適應清政府經濟特科的選拔，他精心開辦了“特班”，專門培養政府官吏，如爲發展鐵路事業，開辦了“鐵路班”。
盛宣懷與大學教育的淵源並不只體現在他親自創辦的這些學堂上，1916年4月27日他去世之後，其十餘萬卷的藏書被民國政府一分爲三，分別給了聖約翰大學、上海交大和山西銘賢學校。解放後，這些藏書的分配又被作了重新調整，安徽大學、華東師大、山西農大成爲新的受益者。甚至連盛宣懷與朋友來往的六百封信札，也被香港中文大學所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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