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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2005年8月4日，本報刊發了《三十五年保釣夢》一文，重溫了35年前那場轟轟烈烈的海外保釣運動，該報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極大的反響。
文中提到，1971年的國慶前夕，這場運動中的五位骨幹成員組成的“保釣訪問團”第一次踏上祖國大陸，其間一場與周總理的傾談，從深夜至次日凌晨，整整持續了6個小時。不少讀者對這段塵封多年的歷史表示出極大的興趣。本報記者經過多方努力，今天得以讓他們中的三位打破多年的沉默，第一次站在我們的面前。
周總理要求，這次會面，第一不上報紙，第二不合影。
周總理說“小孩子在外打架，打輸了，就往家跑”，勸我們在外面多歷練，寓才於外。
1970年至1971年間，爲了抗議1969年《美日聯合公報》將釣魚島劃歸日本所有的聲明，美國高校的華裔學生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海外保釣運動。
彼時，中美尚未建交，大陸赴美的留學生寥寥無幾，所以參與者多爲港臺留學生，並與臺灣島內的保釣熱潮遙相呼應。但新中國政府並未袖手旁觀，亦積極介入。
尤其是1971年4月10日華盛頓大遊行後，舉世震驚，新中國政府公開聲援海外學子的愛國義舉。1971年4月24日《人民日報》第六版，打破沉默，率先對此事進行詳細報道；5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中國領土主權不容侵犯》表示，廣大海外僑胞正在紛紛掀起的維護民族主權的愛國正義運動，“將獲得祖國人民的堅決支持”。
與此同時，一個由5位保釣學生組成的歸國訪問團，也正悄然往來於美國與新中國之間，鋪設起了特殊歲月裏海外愛國學子與新中國政府的溝通管道。多少因爲他們的影響，一批批海外學子得以循着相同的管道，競相訪問大陸，並催生了新中國第一撥海外留學生歸國報效的熱潮。
1971年的國慶前夕，由海外保釣運動的五位骨幹成員組成的“保釣訪問團”首次踏上祖國大陸，其間一場與周總理的傾談，從深夜至次日凌晨，整整持續了6個多小時。基於當時的兩岸形勢，這次訪問自始至終，“不上報紙，不拍照片”，成爲一段被塵封的歷史片段。
而緊隨其後的1972年訪問團纔始爲人知，被當時媒體誤以爲“第一團”，這使得真正的第一團便成了親歷者眼中的“第零團”。
2005年7月，久違的歷史記憶被本報記者重新發掘。這更像是一場與時間賽跑的搶救行動。當年的訪問團員，一共5人，已有一位與世長辭，其他四人大多流散國外。本報記者多番努力，得以找尋到四人中的三人：團長李我焱、團員陳治利、王春生。他們均已近七十高齡，定居於美國，在整整34年的沉默後，第一次站在了公衆面前。
1971年下半年，海外保釣運動在最初遊行示威的激情過後，進入了反思和總結階段，取而代之的是各地留學生競相開展的國是討論會，議題也漸深入至中國前途的討論上，促使兩岸統一成爲許多留學生的共同選擇。這一年9月的安娜堡國事大會上，“去新中國看一看”成爲許多與會者熱切的願望。
幾天後，當時的全美保釣運動委員會總召集人李我焱，獲悉了新中國政府擬邀請海外保釣學生組團訪問祖國的信息。因爲當時中美關係的微妙，這一邀請並未公開表示，而由當時新成立的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委託李我焱的同學伍經元代爲傳達，對外名義是參加1971年的國慶觀禮活動。
1971年9月中旬的一個深夜，伊利諾伊大學研究生陳治利突然接到電話，“是東部李我焱打來的，說要組團回中國參觀，徵求有美國永久居留權、學業不致受影響的人加入”。
其時美國還未完全承認新中國，但兩國關係已經有所緩和，美國剛剛通過一議案，允許美國公民去中國大陸旅遊，這成爲訪問團順利成行的利好背景。“之所以需要永久居留權，大概是爲了萬一出現意外，團員依然能夠回到美國。”李我焱回憶說。
陳治利在徵得妻子同意後，又主動推薦法學院的陳恆次同學參加，陳恆次得以成爲訪問團裏惟一的臺灣本土籍留學生。
加州伯克利分校的劉大任等人也接到李我焱的電話邀請，在與朋友的一番深思數慮後，他選擇了放棄，理由是“條件尚不成熟，避免不必要的麻煩”。
而正在威斯康辛大學讀社會學博士的王春生則沒有太多的猶豫，她是經由師兄程明怡的舉薦得以入選的，“當時出於性別考慮，希望中西部高校出一個女性代表，我正好適合。”她回憶說，“我的父親王民當時是臺灣《新生報》社長，也算是國民黨高幹，我並不害怕什麼迫害。”
最終成行的訪問團一共5人，李我焱爲團長，四位團員分別是陳治利、陳恆次、王正方和王春生。“這5人均來自臺灣，基本都是保釣運動各個地區的聯絡人，做了很多工作，算是實至名歸。”陳治利說。
王春生至今記得當年的意外與興奮雜糅的心情，“我們在臺灣自小受過反共教育，在美國讀書又身受反戰運動的感染，對於當時的左派思潮十分嚮往，可是新中國的廬山真面目究竟是什麼？”正是懷着這樣的期待與好奇， 9月底，保釣訪問團“祕密”啓程了。
“當時的唐人街還沒有一家旅行社開辦去大陸的業務，我們委託的那家應該是加拿大大使館特意安排的，但老闆依然很小心，把我們叫到店鋪後面的屋子裏纔開始辦。”王春生說。
爲了趕在國慶節前到達，訪問團5人和美中友好協會、華僑代表團一行三十幾人，經香港，從羅湖進廣州，再至北京，下榻北京華僑大廈。
在飛機上，王春生遇見了也去中國訪問的美國黑豹黨創始者、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領袖休伊·牛頓，“當時美國的許多左派團體與新中國關係頻繁。”
出發前夕，5人特意經紐約參加支持新中國進入聯合國的集會，並在旅途中傳來中國加入聯合國的消息。訪問團羣情激昂，“這是一次名副其實的破冰之旅。”34年後的今天，陳治利提及往事依舊難捺激動。
國慶遊園活動後，保釣訪問團被單獨安排在了民族飯店，靜候會見安排。
“但恰逢加入聯合國的影響，國務院各單位異常繁忙，座談會時間難以敲定，一拖再拖。本來我們預計在國內停留35天，結果被拖延，多逗留了一個月。”
這一個多月裏，保釣團被安排在國內各地參觀旅遊，以便對新中國建設成就加深瞭解，他們的足跡遍佈上海、南京、杭州、大寨等地，瞻仰了南京中山陵、雨花臺烈士陵園等紀念勝地，11月初回到北京，繼續等待。
“10月底吧，在遊玩途中，一天，隨行的接待人員拿了一份報紙給我們看，是《中央日報》海外版，把我們五個人的名字全登出來了，列爲‘文化特務’，說是‘回大陸接受培訓’，取消了我們的臺灣護照，這反而令我們有了一份爲歷史犧牲自我的悲情。”
座談會是經由國務院單位一級一級往上開的。第一次會談，接待訪問團的是海協會祕書長唐樹備先生。“我們提了許多問題，包括海外學生回國服務，釣魚島問題、中美關係等，唐先生不停地記筆記，並答應回去研究。整個會見持續了約三小時。”
其後，統戰部羅長青同志會見，大抵詢問了海外留學生在美國的情況以及臺灣目前的狀況。
又過了幾天，當時的外交部軍代表馬文波邀請他們參觀頤和園，“頤和園當時還未對外開放，接待那天，整個頤和園就我們五個遊客，有點冷清，但景色優美。”
會見期間，五人不止一次提出會見周總理和毛主席，但一直沒有肯定或否定的回覆。“我們也沒有抱太大希望。”
“直到一天吃晚餐時，接待人員叮囑我們晚上不要離開房間。我們隱隱覺得可能會有什麼事情發生。晚上9：30，有車接我們到人民大會堂，我們終於從隨行人員那裏知道，晚上週總理要接見我們！”
“與周總理的會見被安排在新疆廳，我們問能不能安排在臺灣廳，回覆說，臺灣廳還在裝修，沒有佈置好。大約晚上十點多，周總理從新疆廳偏門出來，身着灰色呢布的中山裝，氣色很好。”陳治利回憶說。
“我們立即起立，總理挨個過來握手，我是最後一個，總理說‘歡迎你們’，一雙溫暖的手充滿力量。
“總理詢問我們，留學生在國外各地區留學工作的情況，臺灣現在的局勢，他還親自介紹國內的建設情況，說‘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
我們當場建言，官方有關臺灣的談話，最好不只是言及臺灣是中國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同時也應該提到臺灣人民是我們的骨肉同胞。對海外學生而言，臺灣問題是情理並重的事情。”
兩天後，陳治利發現《人民日報》對臺文章已經引用“骨肉同胞”的稱呼了，速度之快讓他吃驚。
“有關釣魚島，我們向總理建議，現時不妨仍交由臺灣管轄，將來時機成熟一併迴歸。我們更建議，中國對世界公開宣佈，釣魚島是中國的領土。”
團員陳恆次爲了這次訪問，還特意準備了一篇論文，主要闡述在兩岸統一的基礎上，如何保障臺灣人民當家作主的問題，“他希望在統一之後的臺灣，行政管理機構能更多任用臺灣人。”王春生依稀記得。
以後的形勢發展，使這類建言只能高束樓閣。乒乓外交之時，日本與中國建交，基於大局考慮，釣魚島問題被延擱下來。而在臨回美國前，陳治利在張貼報紙的櫥窗裏，看到了《人民日報》對這個導彈靶場的建議有一篇兩寸見方的報道。
訪問團團員還將海外學子渴望回國的願望告訴周總理，希望依照錢學森的例子，再度組團回國服務。出乎李我焱意料，周總理的回答是國內當時的形勢不適合海外歸來的學子一展抱負，“周總理幽默地以‘小孩子在外打架，打輸了，就往家跑’作比喻，勸我們在外面多歷練，寓才於外嘛，打消了我們組團回國服務的念頭。”
“我們不甘心，提到個別情況，總理說個別情況個別對待。”陳治利說。
繼而話題一轉，周總理說到中國就要重返聯合國，倒是十分需要中英文俱佳且熟悉國外辦事方法的華裔留學生，經過考試參加聯合國祕書處的工作。“他說，這也是報國之途，大家不妨考慮。”
王春生當年才25歲，因爲緊張和靦腆，沒有多發言，她的注意力被總理身邊的陪同人員吸引着，“凌晨的時候，總理還在滔滔不絕地講，但那些隨同的幹部都在打盹，有些人甚至都睡着了。”但周總理並不計較，這讓年輕的王春生覺得不可思議，“我當時就在想，要是這樣的場景出現在臺灣，這些下屬不知道會受到什麼處理呢！”
事過境遷，許多會談的細節，王春生已經記不清楚，但她對總理的一段話記憶猶新，並坦言深深改變了自己。“提及美國當時正如火如荼的反戰運動，總理說，既然在外面留學，不要把自己當作外國人，應該多參加美國社會的活動，主動融入美國社會。”
等到話題終結，會見即將結束時，陳治利看了一下表，嚇了一跳，“已經是凌晨四點了，不知不覺居然談了6個小時。”
這時，周總理笑着問大家是不是餓了，招呼廚師給大家做碗餛飩，但廚師說，沒有餛飩了，只有稀粥，於是就着鹹菜，訪問團團員與總理共進了一份白粥加鹹菜的早餐。
第二天，陳治利專門查看《人民日報》等報紙，翻遍也沒有會見新聞，事後才從接待人員處知道，爲了保護團員們回美國後的處境，周總理特別交代，此次會見不登報紙，不拍照片，一切從簡。因爲通訊不便，在大陸訪問期間，訪問團無法與美國學校和同學聯繫，眼看時間超出預定歸期越來越多，無不心急如焚。
“接待的同志擔心我們馬上回去會有危險，一直拖到11月中旬才辦護照，返回的路線也與來時完全不一樣了，借道歐洲，從北京先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在這裏因故逗留了一個禮拜，再至巴黎，到加拿大多倫多，最後開車回到密西根，回程整整花了十天時間。”
“妻子已經心急如焚，見到我不禁熱淚盈眶，說，如果不再回來，她已打算畢業回中國找我。”陳治利說。
因爲既定的歸期被延擱，訪問團成員回到美國後，“沒辦法交代，失業的失業，失學的失學，可算是樂極生悲了”。
李我焱的研究室老闆勃然大怒，停了他的教職和研究工作(當時他已在哥大畢業取得博士學位，留校任教並作研究員)。而王春生的父親王民則因爲女兒的“反叛”，被迫辭去《新生報》的職務，寫悔過書，並在報紙上公開與女兒斷絕關係。
返美后不久，訪問團團員在各地留學生的要求下，四處演講，陳恆次和陳治利兩人，更是開着一輛破舊的老爺車，在中西部、南部學校間穿梭，將他們在國內的所見所聞，義不容辭地告知大家。
不久之後，李我焱響應周總理的號召，經聯合國考試錄取到聯合國祕書處工作，“人生一下子發生了重大的轉折”，而受訪問團演講的影響，去往聯合國工作以作報國之途的留學生共有80多人，“他們幾乎都有博士碩士學位，大多是放棄自己的專業，改而從事語文工作，並不計較個人得失。”
王春生也畢生記取周總理當年“融入美國社會”的教導，致力於美國社區民權凡二十餘年。
保釣第零團的訪問成功，更是開通了海外學子與祖國定期溝通的渠道，其後1972年，1975年，保釣第一團(見報)，第二團(見報)，接連循着他們的足跡，跨過大洋。
陳治利說，這一批海外學子及僑胞，雖然至今未見“保釣”在單一事件上的結果。但的確參與了三十年來中國改革開放的變化。這是一個歷史的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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