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年前還未聞艾滋病大名的中國，今天已是內地31個省份均有蔓延的國度。
最新的官方數據顯示，中國的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已有84萬人，其中只有5%的人可以找到，而其他95%則隱沒在茫茫人海中。
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估算，如以每年30%的增長率計，到2010年，中國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將達到1000萬人。
這意味着，每130人中就有一個。
在西方國家，吸毒、針管注射等是病毒傳播的首要原因，而在中國，最大的禍首可能不是吸毒和不潔性行爲，而是因爲賣血、管理混亂而造成的集體感染。
——摘自《“艾”情緊急——來自艾滋病高發區的調查報告》
“以前我覺得艾滋病都是‘外國病’，離自己挺遠的。沒料到，它已經威脅到了身邊的親人。”
楊松，《“艾”情緊急——來自艾滋病高發區的調查報告》的作者，現在是浙江傳媒學院大二的學生。在最近一年多的時間裏，他先後12次自費到艾滋病高發區河南省上蔡縣、7次進入被媒體稱爲“艾滋病村”的文樓村進行社會調查，寫成了這份21萬字的調查報告。
10月，杭州，記者見到楊松。“你爲什麼會這麼關注艾滋病呢？”楊松對記者的直率一點也不奇怪，他講了自己的故事。
1999年，楊松中專畢業回鄉———山西省南部一個小縣城。“當時，我知道我們這邊賣血的情況挺嚴重的，大家總在說要喝鹽水什麼的。”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得知老家已發現有人因賣血感染艾滋病病毒，更讓他震驚的是，自己的學費中就有一位親戚賣血換來的錢！“以前我對艾滋病了解不多，覺得這都是‘外國病’，離自己挺遠的。沒料到，它已經威脅到了身邊的親人。”
從那時開始，艾滋病問題就引起了楊松的強烈關注。此後的幾年時間裏，他先後做當記者和教師，也利用這段時間查閱了大量關於艾滋病方面的書籍資料和媒體報道，並收集關於艾滋病方面的信息。“當時，我也在老家和附近的幾個省作過一些調查，發現幾個地區的艾滋病感染似乎都與賣血有着直接的聯繫，但是稿子卻發不出去。”
“我親自去過艾滋病疫區，震撼太大了，讓我欲罷不能。”楊松這樣解釋自己的行爲。後來，他發現一些中央媒體開始關注河南省上蔡縣的“艾滋病村”。“這是個契機，既然這個話題對文樓村放開了，我就可以通過這個開放的典型來研究艾滋病村的情況了。文樓村是一個縮影，控防政策也好，救助模式也好，無論是經驗還是教訓，都可以供全國很多有類似情形或跡象的地方參考。”
儘管有自己一心想做的工作，但爲了實現父親的心願，2004年楊松還是參加了高考，成了浙江傳媒學院新聞傳播系的一名大學生。此時，他已經23歲了。
高考一結束，楊松立刻開始了自己在河南省上蔡縣的實地調查。此後一年多的時間裏，每逢節假日，楊松就一個人悄悄地去那裏蒐集資料，短則兩三天，長則半個月。
學校對大一新生管得嚴，想請假並不容易。有時候，楊松坐週五晚上的火車，第二天中午到上蔡縣，然後在週一早上7時趕回學校上課。“自己想做的事，特別是有意義的事，一定要一步步去實現。”因爲年齡，明顯比同班學生成熟的楊松，臉上透着一種堅毅。爲了“自己想做的事”，楊松工作5年攢下來的7萬元錢，除了交學費，大部分都用在了對艾滋病的調查上。
第一次進村，文樓村村民對艾滋病的態度讓楊松有些吃驚：他們對陌生的來訪者並不隱瞞
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是被媒體廣泛關注的“艾滋病村”。據官方統計，全村3000多人口中，20%～30%被查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在這裏，楊松與艾滋病人在一起，吃他們夾的菜，喝他們釀的酒，握手、整夜促膝長談。說沒有恐懼是不可能的，但憑着對艾滋病知識的充分了解，他清楚地知道可能造成感染的情況，並且非常注意自我保護。“他們讓你坐就坐，他們讓你喝就喝！推推搡搡的話，受傷了有創口就有危險。”如果患了口腔潰瘍，他就不在村裏吃飯。“在那裏，走路一定要小心，路邊經常能看到一些廢棄輸液針頭，要注意不能被扎到。”
“文樓村發現病情之後，很多人的親戚都和他們斷絕了來往。此後儘管其他地方也陸續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被發現，但外村人還是對文樓村有着莫名的恐懼。”楊松告訴記者，過去，有人要搭車去文樓村，司機絕對不去，頂多勉強將客人送到離村口百十來米的地方；文樓村健康的人也很難和其他村的人通婚；艾滋病人摸過的東西用開水燙還不夠，乾脆都燒了……
“其實，艾滋病病毒不會通過空氣、飛沫、共餐等日常行爲傳播，這點非常明確，只要身上沒有創口，黏膜沒有接觸到血液、體液，就是安全的。”楊松說。
“我們幾個都有病。”第一次進村，這裏的村民對艾滋病的態度讓楊松有些吃驚：他們對陌生的來訪者並不隱瞞，一個已經患病的孩子甚至主動讓楊松爲他拍照。村民的坦誠讓楊松多了進一步深入瞭解的機會。
“現在，文樓村的患者與健康人相處起來已經相當自然。”楊松說，很多村民對艾滋病知識都瞭然於胸，患病者也都能夠積極配合治療。他認爲這應該與政府對艾滋病知識的宣傳有很大的關係。
這個偏僻、貧窮的村莊爲什麼會有大範圍的艾滋病感染？
“看，這個小孩多可愛啊，也感染了。他的爺爺奶奶都不在了，媽媽也得了艾滋病，爸爸是家裏惟一沒被查出問題的人，可他自己跑去外省打工再也不回來了。”
“這個是前幾天出殯留下的。村民們早就習慣了這樣的場景，他們知道，也許哪一天，躺在棺木裏的就是自己。”
楊松指着自己拍攝到的照片，向記者一一介紹道。
一年多的時間裏，他走訪了幾十名艾滋病人、衛生局退休幹部、衛生所醫生、鄉政府官員，用誠意打開了很多不願輕易打開的話匣子，對艾滋病進行了全方位的瞭解，拍攝了500多張圖片。
“死亡的威脅成了懸在村民心頭的一塊重石。”楊松說，只要不發病，部分人還是不願意去檢測，“就算明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但是還不想捅破這層窗戶紙，怕承受不了這個壓力。”儘管如此，文樓村村口不遠的田地裏每年都在添新墳，死者中絕大多數是因爲艾滋病。
這個偏僻、貧窮的村莊爲什麼會有大範圍的艾滋病感染？楊松說，是賣血，是瘋狂的“血漿經濟”。
包括6個自然村、3170人的整個文樓村，爲擺脫貧困，1995年之前有1310人常年賣血。按照1999年11月和2001年4月當地衛生部門的調查，43%左右的賣血者都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具體到其中一個只有800人的小自然村，按照村民們自己的統計，90%的青壯年———至少300人以上常年賣血，其中大概只有5個人得以倖免。
有村民告訴楊松，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在一些經濟落後的鄉村，賣血成了一種生存狀態。公路上站滿搭車去城裏賣血的村民，像趕集一樣成家成戶地去，走在路上還說：“這個胳膊是化肥，這個胳膊是種子。”
如今，村民們還清楚地記得當年那句風靡一時的順口溜“一彎一蜷，50大元”。
楊松說，他只去過河南等幾個省調查艾滋病，所以對全國的狀況沒有發言權。但在豫東某市，當地一家較大的醫院有醫生告訴他，這幾年他們檢測出的艾滋病人和病毒攜帶者上千例，全部是獻血和被動輸血者。
衛生部門有人告訴楊松，在血漿經濟達到登峯造極地步的時候，不僅是防疫站、衛生局和醫院，甚至是鄉鎮企業局、公安局、人武部、物資局，各種相干不相干的部門、單位都紛紛上馬血站。“最巔峯的時期，整個河南省血站超過200家。除此之外，未經批准的非法血站無從統計。”
“我們這裏很多人都是上午到縣城賣血，一扭臉又跑到外地賣去了。”一名老者親口告訴楊松。“我一年最少賣300次，平均差不多每天一次，實際上一天抽兩三管血是常有的事。”村民阿勳說。按照採血手冊的規定，單採血漿者每次至少要間隔半個月，但事實上，這個規定形同虛設。
另一方面，往最積極的方面猜測，可能是出於保密的考慮，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在賣血者中的出現沒有通報給下面的衛生防疫部門和血站，或者即使有人知道也不瞭解艾滋病怎麼傳播。上面的管理者雖然知道有艾滋病，但根本不瞭解下面的具體情況，所以意識不到可能大規模傳染的嚴重性，只認爲那是偶然的個別現象，不讓感染者再賣血就萬事大吉。“就這樣，由着艾滋病病毒隨着攜帶者像幽靈一樣在中原遊蕩，毀掉村民的健康，侵蝕一個個貧困鄉村的靈魂。”
“賣血給村子帶來的打擊是致命的。非法採血，除了讓少數人暴富之外，留給社會和村民的完全是災難。”楊松感慨，如今，國家和地方政府卻成爲替這場災難埋單的“冤大頭”。
爲了接待參觀者，孩子們站在校門口，早上迎接晚上歡送，中間還要表演節目，基本上一整天上不成課
今年暑假，楊松帶着另外8名同學走進了文樓村附近的艾滋病孤兒院支教。
從7月4日到17日，短短10天時間，楊松和他的支教隊伍已經和孩子們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16日的最後一節課，孩子們哭得不行，我們心裏也酸酸的。”楊松說，“本來我們打算17日趁着孩子們還沒起牀就悄悄地走，可早上6時剛準備出發，就看到孩子們已經站了滿滿一院子。”
這家孤兒院是在原養老院的基礎上擴建而成的，由於溫家寶總理曾經來視察過，這家孤兒院顯得備受關注。園內建有陽光小學，現有9名專職老師，都是教文化課的，音樂、美術等教師缺乏，所以學校相當歡迎這支支教隊伍。
“這種孤兒院與學校合在一起的模式有它自身的問題。”楊松告訴記者，在他們去支教的短短10天裏，這裏就接待了4撥參觀者，孩子們站在校門口，早上迎接晚上歡送，中間還要表演唱歌跳舞節目，基本上一整天上不成課。“六年級的學生，英語單詞念不出幾個。”他說，“這裏一共有兩個初中畢業生，但都沒有考上高中，就是因爲文化課底子太差了。”
“孩子大都有心理創傷，有的孩子不適應這樣的集體環境。”楊松認爲，除了政府設立的這種孤兒院以外，孩子們似乎更需要一些分散撫養方式，家庭的感覺，正常的環境。“我想，解決艾滋孤兒的撫養問題，是不是應該在方式上實現多元化？”他這樣建議。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受歧視、爲社會所不容的現象，是個很大的問題，這種觀念不改變將會導致更多的社會問題
按照計劃，今年世界艾滋病日(12月1日)之前，楊松的書就能出版了。但他卻說，“一切還遠沒有結束”。
事實上，楊松並沒有體會到完稿後的輕鬆和心血付梓後的欣喜，因爲這本書裏包涵着太多的苦澀和沉重，以及調查中他所瞭解到的那麼多令人驚訝、悲憤卻無奈的現實。
楊松很欣賞救助過多個艾滋家庭和艾滋孤兒的著名慈善家、香港智行基金會的杜聰先生所說的這段話：假如艾滋病是一場大火，這場大火已經開始在全國各地燃燒。目前最急切的任務是在火場中救人，即減少艾滋病患者所受的痛苦，讓患者的遺孤得到關愛和接受教育的機會。至於起火原因是意外還是蓄意縱火，是誰人放火等問題，相對來說顯得次要。與其隔岸觀火，高調炒作，追究責任，不如親臨火海，低調實幹，救火救人。
之前，楊松曾進行過一次簡單的調查，是在素質相對較高的大學生羣體中進行的，但結果，能夠完整回答出艾滋病的3種傳播途徑的人不到30%，至於其他的艾滋病常識則幾乎是空白。對於社會公衆，尤其是農民來講，情況更不樂觀。
楊松說，對當前的嚴峻形勢，絕大多數人還沒有充分認識，更有甚者仍然認爲艾滋病問題主要在西方國家。“很多醫務工作者也沒能完全改變對艾滋病患者的畏懼甚至歧視。直到現在，一些醫生、護士見到艾滋病人，都退的遠遠的，甚至是對待妓女、嫖客那樣鄙夷的態度。他們走到病人前面要繞個圈，不敢跟他們握手，就是握手也要看看自己有沒有戴手套。”
“另外，有關艾滋病方面的宣傳力度和廣度還有待增強，目前只能說是讓大家都知道有種病叫艾滋病，但談‘艾’色變的狀況並未有大的改觀，人們對艾滋病的錯誤認識或很多錯誤觀念仍然根深蒂固。”
“這就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艾滋病患者受歧視，爲社會所不容的局面，這種觀念不改變將會導致更多的社會問題。”作爲一位當代的大學生，楊松說，自己身上更多的是一種對社會的責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