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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你是一個堅定的異性戀，但並不意味着你要回避關於同性戀的知識。
今天的科學對待，只爲了明天的準備。
也許有一天，你的朋友、兄妹、子女會怯生生地對你說：“我是同志。”
“9月7日晚，由社會學系副教授孫中欣講授的‘同性戀研究’在光華樓開講。這是我校首次面向全校本科生開設涉及性取向和性別研究的公選課，課程內容包括社會性別與同性戀、同性戀的跨文化比較等。
這門課的選課名額爲100人，早在8月中旬就滿員，許多同學只能選擇旁聽。孫教授認爲，同性戀是一種不可迴避的社會現象，對其不能視而不見。與其讓學生被動地接受這一社會現象，甚至因爲不瞭解而對同性戀者產生歧視，不如積極引導學生正確認識這一社會弱勢羣體，並喚起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這也正是學校開設這門課的目的所在。”
這是復旦大學網站上的一條新聞，這條新聞刊發在復旦大學校刊第652期。
同性戀———公選課———復旦大學，一系列的名詞將這個在大學校園裏做學問的小女子推到了媒體公衆面前，不知不覺中，她的名字成爲了2005年初秋最讓媒體期待的一個詞語。而今年九十月間，全國媒體約定了似的對同性戀羣體進行公開報道，也多與這個名字有關。
在她之前，復旦大學的高雁寧教授已經面向研究生開設了有關同性戀的課程，但那畢竟是小規模小範圍的研究。而今，面向全校本科生公開選課，將這個多少年來人們諱莫如深的詞語公然拉到了前臺。
迴避已經躲閃不及了。
1997年，中國新《刑法》刪除了過去被用於懲處某些同性戀性行爲的流氓罪，這被認爲是中國同性戀非刑事化的另一個標誌。
2001年4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把同性戀從精神疾病名單中剔除，實現了中國同性戀非病理化。這比美國同性戀非病理化晚了整整19年，比世界衛生組織把同性戀從“ICD-10精神與行爲障礙分類”名單上刪除晚了7年。此前，同性戀被歸類爲性變態。
長期致力於同性戀問題研究的青島大學教授張北川說，在生物學的概念上，不分國家、種族、文化和貧富的差距，同性戀佔總人口的比例一般爲2%～5%。
據他估計，目前，我國15歲至60歲的同性戀人數約爲3000萬，其中男同性戀和雙性戀2000萬，女同性戀爲1000萬。當然也有部分同性戀是臨時性的，會轉爲異性戀。
開課 不只爲3000萬同志
快報：我知道可能很多媒體都問過這個問題，但我還是想再問一遍，你爲什麼要開這個“同性戀研究”？而不是別的什麼研究。
孫中欣：你最好別問我這個，我都被問了無數遍了。當大家問我爲什麼要開這個課的時候，就好像先前有一種假設，說開一門課就一定需要給出很多條理由，否則就不能開課。其實不是這樣的，我開一門新課是很正常很自然的。
快報：你是學社會學的？
孫中欣：對，我也開“性別研究”。在“性別研究”這門課上也會討論性別、性、同性戀等等話題。
快報：你選擇的都是和性有關的課題嗎？
孫中欣：是性別。比如婦女研究，性別社會學。
快報：同性戀是你研究當中的一個門類？
孫中欣：是一個很小的門類，我主要還是做性別研究的。當然我所以開這個課，還是覺得在我研究教學的過程中，有太多人對這個問題一無所知。“一無所知”可能絕對了一些，但至少是瞭解不夠。你對一個問題了解不夠的話就可能會有偏見，有偏見的話就會有歧視。如果我們對同性戀的問題了解得多了，就不會覺得這個人羣很特別、很噁心什麼的。所以我開這個課，也是想提高人們在這方面的認識，當大家的認識提高了，會對整個社會的文明，以及這個人羣的利益都會起到積極的意義。
快報：你希望通過開這個課來改變這一羣人的生活狀態？
孫中欣：我肯定沒有這麼神通廣大，我只是希望從知識的領域去改變目前很多人對這個問題不瞭解的狀態，因爲我身邊的很多大學生對這個問題都不瞭解。他們覺得同性戀不可能存在，在他們生活的圈子裏，在他們身邊的親朋好友中，是不可能有同性戀存在的。現在當然宣傳多了，人們可能覺得知道“同性戀”這個名詞，但是同學們還是會覺得自己的同學朋友裏不會有同性戀，自己的親人、兄弟姐妹裏不會有同性戀，自己上課的教室、吃飯的食堂、睡覺的寢室裏都不會有同性戀，但是事實上就是有。這也是因爲不瞭解而產生的一種誤解和歧視吧。
快報：這種誤解和歧視是造成這個羣體壓抑的原因嗎？
孫中欣：有很大關係。其實這個羣體是很多元的。並不是簡單地說我們要去“愛”他們，就可以解決他們所面臨的問題。他們跟我們沒什麼不同，僅僅是性取向不同而已。他們這個羣體跟我們一樣，也會有人很高尚，有人也犯罪，有人重感情，有人重性，跟異性戀沒什麼不一樣。我們既不應該把他們看得很低賤，覺得可恥；也不要把他們看得很完美，好像很崇高，這都是不客觀的看法。要記住他們跟我們一樣，僅僅是性取向不同而已。
快報：你現在一個班才100個學生，就算你每個學期都開課的話，每年纔有200個學生，你就是一輩子都開這個課，從你這裏獲得這方面知識的同學纔有多少？就這些同學，你覺得能夠改變人們成百上千年來對同性戀所形成的誤解嗎？
孫中欣：我覺得教育的作用並不在於僅僅是對這一個學生起作用，不是像師傅帶徒弟那樣。教育在現代社會中有很大的輻射作用，同學們上過我的課以後會去跟很多人討論，他們會將課上學到的東西拿去影響別人。另外我們還因爲教育而要編寫教材，同時會有更多的學者來關注這個問題，從而引發更多的討論，發表更多的文章。所以教育的作用不是單線的，通過我的這堂課受益的人羣也不是單一的。
研究 不會教學生變同志
快報：我們之前看過你的這個課程安排，基本上都是各方面的專家來做演講，而不是你自己主講。
孫中欣：只有第一次和最後一次是我講。
快報：你一般都是怎樣選擇演講專家的？
孫中欣：我在選取專家上還是很慎重的。比如我們後面有一個關於拉拉(女同性戀)的專題，這個專題對我來說也是一個新話題，我以前的研究只針對男同性戀，我自己對拉拉的瞭解也很少。我就覺得我個人的研究在這方面非常有限，決不敢稱自己是這方面的專家，所以我們講這堂課的時候就會有三個人來一起設計，其實三個人背後還會有更多的人來一起設計。到時候我們可能是三個人一起講，會盡量讓年輕人聽得很明白，知道該用怎樣的觀點來看。
快報：你一直在力圖用盡量真實、儘量科學的方法去還原一個真實的同志圈子嗎？你能夠肯定讓同學們看到的是真實的同志世界嗎？
孫中欣：除了讓他們看到比較真實的同志生活，還要讓他們知道這些問題都意味着什麼。比如剛纔講到的那個例子，一個外國的大學教授跟一箇中國女子結婚，教授是同性戀，女的是異性戀，教授想通過婚姻改變自己的性取向，但是最後不成功。我們從這個故事裏看到的應該不僅僅是同志的問題，更應該是性別的問題。其實在這種婚姻下，在現實生活中是隱藏着很多異性戀受害者的。有很多地位高的人，包括一些研究認爲，在中國結婚壓力比較大，那麼男性的同志就可以通過找些農村婦女、文化程度比較低的婦女來結婚。這其實是對婦女的不尊重，對不對？他根本就是把婦女當成了一種工具，拿過來用一用，也許對我有用，也許沒用，那就算了。所以我們在研究同志問題的時候，我們是希望同學考慮得更多、更全面。
快報：你覺得同學們與演講者有不同意見的時候，是好事還是壞事？
孫中欣：是好事呀。同學們會從每個老師的演講中吸收不同的東西，他們對這個問題的觀念和認識會通過不同老師的不同演講而得到完善。所以同學們對某位老師的觀點有不同意見，這恰恰說明同學們自己也在思考呀。
快報：當某些演講者的觀點不是非常客觀和科學的時候，會不會對你的學生在認識同性戀問題上產生錯覺，而形成錯誤的認知？
孫中欣：不會。因爲我們的課有很多人來講，這些老師在講課的過程中也會不斷更新他們自己的觀念。所以同學們會通過自己的辨別和吸收，不斷地修正自己的觀點。我對此不是特別擔心，因爲我是很小心地在選擇老師，絕大多數的學者都是我所篤定的，我對他們是很有信心的。
快報：你這個課最後有沒有什麼評分標準？
孫中欣：評分標準肯定是有的。因爲我們是從學術的角度討論這個問題，所以不論最後同學持何種觀點，只要有足夠的依據來支持他們的觀點，就可以了。但是這些資料是要他們第一手的資料，我最受不了他們抄襲。如果他們誠實、學術上嚴謹，基本上就沒有問題。
快報：你的學生有沒有不喜歡這個課程的，而不得已在這裏聽？
孫中欣：那他爲什麼要來？還有很多人選不上呢。我們這個是公選課，是面向全校同學開的，即使不選這個課也不會影響到他們畢業什麼的。所以這一點我還是有信心的，來聽課的同學都是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
快報：你在設置這個課程的時候有沒有受到一些阻力？我不是指學校，我是說家人、朋友。
孫中欣：沒有，真的沒有。比如我開設“婦女研究”這個課程，本身也是很前沿很邊緣的，當時有記者採訪我們學校領導，問他怎麼看，他說：孫老師很勇敢。其實對我而言，沒什麼勇敢不勇敢，開課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沒什麼特別。
快報：可是我看見有的媒體報道說一些家長很擔心，害怕這門課程會帶壞孩子，將他們變成同性戀。
孫中欣：我沒有聽到過任何這樣的擔心。因爲我們這門課不是一門性教育課程，也不是教他們怎樣去實踐性行爲，而是從學術的角度入手。因爲學術的東西就是教你用批判的眼光來看問題，那就絕對可以保證同學不會因爲上了這個課而去做這個事情，相反是會讓他們更冷靜地能夠去審視這個話題。
出櫃 中國同志的最大難題
快報：今天您請來了一位同志家屬。看得出來，這位母親雖然接受了自己女兒是同性戀的事實，但是她也進行了很痛苦的掙扎。在中國社會傳統文化的影響下，似乎中國的同性戀在“出櫃”(向社會公開自己的性取向)的問題上更加難以啓齒，如何面對父母成了他們最大的障礙。
孫中欣：我這裏恰好有一本書叫做《親愛的爸媽，我是同志》。這是一本同志子女寫給父母的書。我開這個課，也希望有更多人來做這樣的工作，向父母坦白，這的確是一個巨大的問題。一個同志“出櫃”了，實際是把難題拋給了父母，父母會特別難受。有的母親幾天幾夜睡不着覺，想不清楚這是怎麼回事。今天咱們請到的這兩個媽媽都是接受了，但還有很多很多父母，他們一輩子都不能接受這樣的事實。那麼這樣就是說，同志不但自己沒有解決好溝通的問題，反而把父母扔到一個痛苦的世界裏。像這兩個媽媽，她們主動找資料看，然後走在街上也會注意觀察，到底有多少人都是同性戀，她們還都比較主動。所以如果我們的社會能夠提供更多的信息，讓這些爸爸媽媽了
解更多，在他們的子女沒“出櫃”之前，他們就瞭解這個話題，那麼等到這一天，可能情況就會輕鬆多了。
快報：可是即使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當自己遇到這樣問題的時候也可能難以接受。
孫中欣：我們有很多教授在這些問題上都是很開明的，但是如果他們自己遇到，可能還是接受不了。不過有信息總比沒信息要好，如果爸爸媽媽能夠提前知道這樣的信息，那就好多了。所以希望國內有更多的人來寫這樣的書，讓爸媽把這些作爲知識去了解，年輕人也能夠彼此分享一些經驗，怎樣處理與父母的關係。
快報：剛纔講了很多，我們都是站在旁觀者的角度講的。所謂“當事者迷，旁觀者清”，你有沒有想過，假如有一天你自己的女兒是同性戀，你能不能接受這個事實？
孫中欣：我能接受。
快報：你想都不想一下？
孫中欣：我們做媽媽不是爲了讓她開心嗎？不是爲了讓她幸福快樂嗎？如果她是同性戀，沒問題，我同樣會祝福她，我會爲她高興。但是如果說她是同性戀，卻找不到一個同性的愛人，我可能要爲她擔心了，我可能要想辦法去幫她找到這個愛人。
痛苦 誰比誰會多一點
快報：好，我相信你說的是真話，我也相信作爲一個母親，你完全可以做到這一點。但是如果咱們假設你的先生在將來的某一天告訴你：親愛的，我是同性戀。這個時候，你還能這樣冷靜地接受嗎？
孫中欣：這個就不同了。至少說我們相識結婚這麼長時間以來，他給我的信息都是：他是異性戀，他愛我，我對他是有吸引力的。然後突然之間，他告訴我他是同性戀了，他有另外一個愛人，那麼不管這個愛人是男是女，我都不能接受。我會不高興的，不是說他的性取向，而是他背叛了我的感情，這是與我的感情相關的。無論此時他喜歡另外一個男人還是另外一個女人，對我都意味着背叛，所以我會生氣，我會介意，我會不高興。
我特別不能容忍同性戀者隱瞞身份娶一個異性戀妻子，然後又不跟她們過性生活，我特別不能容忍這個，這是對女性的不尊重。如果我是這樣的一個妻子，我會非常不高興。
快報：我們有的時候打開一些關於同性戀問題的論壇，會看到有的人留言說：“同性戀都是變態”，或者“同性戀都是神經病”這樣的話。他們爲什麼會這樣認爲？
孫中欣：同性戀當然也會有瘋子，同樣異性戀裏也有瘋子。我們還是要搞清楚一點，在性取向上同性戀和異性戀是平等的，不要因爲性取向而歧視他，更不能因爲性取向而說他是瘋子。
快報：剛纔有一個女生髮言，說同性戀是不需要被特別“關愛”的。
孫中欣：是的，有些同性戀是不需要我們去關愛的。因爲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生活得很開心，沒有經過自我認知的掙扎，也沒有遇到“出櫃”的問題，所以他們是不需要被關愛的。這個羣體是很多元的，有中產階級，有白領，也有社會底層人物。
快報：是不是社會底層的相對更痛苦一些？
孫中欣：也不能這麼說。一個身居高位的人可能很在乎被人家知道，而一個社會底層的人可能滿不在乎；但同時，這個身居高位的人可能更容易調動各種資源來武裝自己，有各種渠道去完善自己的生活，而社會底層的人可能連最基本的信息都不通暢，更找不到自己的愛人，甚至對自己性取向的問題還不能搞清楚，整天掙扎在自我認同的問題裏，這個是不是也很痛苦呢？所以誰比誰更痛苦，這個問題很難說。
快報：你說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有一天大家對待同性戀就像對待異性戀一樣，一點也不覺得稀奇。
孫中欣：當然有。
快報：那你再開這個課不就沒有意義了嗎？就沒有人來聽你的課了。
孫中欣：我又不會只靠這個課活命。我還可以開很多課呀。這個過程一定是漫長的，但是現在歐洲一些國家已經做到了，比如瑞典、挪威，所以將來我們也一定會做到的。這個過程需要時間，也需要很多人的努力。
快報：最後，你最希望通過媒體對讀者們說些什麼？
孫中欣：同性戀只是一種性取向的不同。不要以爲我們是異性戀纔是正常的，而他們是同性戀就是不正常的，我們都是平等的。
辯證觀點正在悄悄發芽———10月26日課堂親歷
跟國內外同行比起來，從時間上而言，我們的行動似乎是晚了一些。從9月7日至10月26日，復旦大學社會學系孫中欣副教授開設的面向本科生的“同性戀研究”公選課已經是第7堂課了。然而，也許正是因爲我們選擇了比國內外同行稍顯“遲緩”的時間來感受這堂課，卻在另一個層面上使我們獲得了比其他同行更多的信息。一位多次來聽課的同學告訴記者：“你真走運！今天是聽課人數最少，演講時間最短，內容最不精彩的一次。”
154個到場者
當天的課程安排在幾天前就通過復旦大學校園網絡通知了同學們，來自上海社會科學院的一位女士將進行題爲“感受同性戀：30年的歷史演進”的演講，演講後還有一位同志家屬到場講述個人感受。
就像我們預先設想的一樣，開課前一個小時，光華樓507教室裏的130多個座位已經被各種科目的教科書、筆記本佔滿。有的同學甚至將晚飯帶到這裏來吃，只爲了“保衛”好不容易得到的位子。從五點半到六點半的一個小時裏，陸陸續續仍有很多同學擁向這個教室，看到沒有空位，有人帶着遺憾走了，有人趕快把靠牆的空地佔上，擔心連這樣一個站着的地盤都會被人搶走。一個漂亮的女生一邊接電話一邊走出教室，“光華樓西邊的那個輔樓。對！爬樓梯上來，5樓，507。我等你們啊！”這堂課吸引的不僅是100名選課的本科生，還有很多沒選上課的同學，還有來自上海同志團體的拉拉(女同志)，還有媒體記者。當上海社會科學院的那位女士開始演講時，記者數了一下，一共有153個聽衆。
例證法式演講
“作爲一個異性戀，不管我們遇到的同性戀是男人還是女人，是年長還是年少，我們都應該本着互相關愛的心情，來真心握一下手。”贏得了同學們真誠的掌聲，於是在153雙真誠眼睛的注視下，這位女士的演講開始了。
她首先聲明自己不是專門進行同性戀研究，而是進行艾滋病研究的，但是她在多年的研究工作中偶然接觸了一些同性戀者，那麼當天的演講僅僅是她個人對同性戀的一些感受和認識。她首先從上世紀60年代談起，說她所看到的最早的同志羣體，是上海市九江路上當年的一個讀報欄，一些同志就是假借報紙來尋覓朋友的。接着，她講到了70年代，講到了同志活動的隱蔽性，例子是她所知的當年在某民宅舉行的私人聚會。她談到了當時人們對同性戀的恐懼和不解，例子是她在“文革”期間所識的一位戲曲演員，這位女戲曲演員向一個漂亮女同學示愛的時候，這位同學及她的朋友同伴都感到特別驚恐和不解。
接着，這位女士談到了同性戀者由於不能被社會理解和接受，所以內心十分苦悶和壓抑。這一次，她舉例是她所相識的一名多才多藝的醫生。這位男醫生爲了得到社會諒解，爲了能夠“自由生活”，曾經自殺，也曾經多次申請出國，但都沒有成功。最後，這位醫生只好鬱鬱寡歡，惡疾纏身，含恨而終。聽到這裏，記者忍不住問身邊一位同學，這位女士講的這種事是不是具有普遍性？那位同學用十分肯定的語氣說：“我想她見到的只是個案。”
從不專心到反戈
演講進行一半的時候，倒數第二排的一個女生收拾東西離開了；又過了大約10分鐘，倒數第一排靠近後門的位置上又有兩個同學離開；不過三五分鐘，第四個同學離開。雖然在講演過程中仍有同學進入教室，但先後共有7個同學離開的情況，據說在這堂課上還是第一次。除了中途退場，座位上的同學也表現出了不同程度的“開小差”。一些同學開始小聲說話，談論着與演講無關的內容，還有一些同學開始翻開本子背單詞、寫習題。
按照所有演講的慣例，在演講結束後總要留一段時間給同學提問題。演講人請同學們提問的時候，場下舉手者有三個人。一位自稱來自新加坡的女生髮言：“您剛纔提出作爲異性戀要‘關愛’同性戀，但是您沒有說明我們應該做些什麼樣的實質性努力。您能不能具體說說我們該做些什麼呢？”演講者自己似乎也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她只好重申了“要關愛同志”的觀點，然後表揚了這名同學提出這個問題很好，說：“這是需要我們所有人思考的問題。”
這時坐在最後一排的一位同學舉手，她提出了兩點不同意見，“您剛纔提到要對同性戀關愛、要消除歧視，我認爲這個提法本身就帶有歧視。我覺得同性戀需要我們做的不是‘關愛’，而是‘平常化’，是當我們提到‘同性戀’三個字的時候就像我們談論吃飯、喝水、呼吸一樣普通，那麼自然就達到了同性戀所需要的社會地位和社會認同，到時候也就不會存在歧視，同性戀也無需異性戀的‘關愛’了。第二，您剛纔講到有的同性戀所以會走上這條道路是因爲他們害怕會在異性戀裏受到傷害，特別是一些曾經有過異性戀的同性戀者，儘管他們有着高學歷、有着體面的工作，但是他們可能在感情上遭遇過失敗，因而害怕失敗，所以轉而選擇了同性戀。其實性取向是天生的，
而不是後天變來變去的，如果說一個同性戀有過異性戀的經歷，很可能是他還沒有清楚他的最終取向。至於您說害怕異性戀裏的感情失敗，在同性戀裏同樣有失敗的感情，也會有一些跟異性戀相同的欺騙等問題。我想您根本就沒有弄清楚這個問題，或者說還沒有深入瞭解過，所以纔會這樣講。”
在一陣熱烈的掌聲中，發言的女生緩緩坐下，身邊的同學們已經從竊竊私語變成熱烈討論，演講者的聲音幾乎被淹沒在了嘈雜聲中，只能斷斷續續聽見她說：“我不是這個意思……可能我剛纔沒說清楚……”
不科學的不鼓掌
當天課程的主要部分一共不超過90分鐘。
記者問身邊一位來自新聞系的同學，爲什麼大家會如此冷落這位演講者。“你覺得她講得好嗎？你會爲一個立場片面的人喝彩嗎？我們來這裏爲了聽到權威的聲音，爲了瞭解科學的、客觀的觀點，我想我們是有辨別能力的。”
一席話，問得記者啞口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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