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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現實中的志願者
“如果能更全面理解志願者三個字的涵義，矛盾可能會小很多”；“我們要慢慢來，不能太急”。寬容、耐心、求大同存小異，被更多人所強調
東竹林寺活佛頂巴吉才說，迪慶藏區有些藏民連藏語都不會說，看起來就像漢人。
受文化交融影響，迪慶藏族自治州只會說藏語而不懂藏文的藏民超過了九成。作爲藏
族文化傳承載體的藏文字，在迪慶正在消弭，只有少數公立學校開辦有藏文課程，官方文件的正文都是漢文。
而美麗的白馬雪山自然保護區，同時也是中國最爲貧困的地區之一。近兩年，這裏才實施中小學“三免費”教育，今年則降爲“兩免一補”：免書費、雜費，補助生活費。即使這樣，還是有貧困孩子上不起學。
德欽縣4家藏文慈善學校就是在這兩個背景下出現和壯大的。縣教育局副局長曹品剛說，它們豐富了當地辦學方式，減輕了財政負擔，也受到部分羣衆的歡迎。但這些學校都沒有辦學許可證，這直接影響着官方監管的效果。
這種情況下，李逸杭覺得身爲志願者，應該代表捐贈人對學校進行監督，而不是隻滿足做一個支教老師，但當校方拒絕這種監督並有恃無恐時，志願者應該把真相說出來，以不辜負社會愛心。
隨着3名志願者的聯名指控，不僅僅是大衆慈善學校遭受到信譽寒流。一些人因此擔心孩子們就此失去藏文化教育的更多機會。於是，在力挺志願者的強大聲音中，有人發問：在對立、推翻之外，有沒有更合理的辦法？
“我相信他們所說，因爲很多問題從一開始就存在，但如果能更全面理解志願者三個字的涵義，矛盾可能會小很多。”北京女孩卞文說。2004年秋，她首先在大衆慈善學校支教。她的潛臺詞是，她不會像他們那樣激烈。
志願者馬驊事件之後，麗江周邊和梅里雪山下集合了大批志願者，以至於瀘沽湖景區內志願者老師爆滿，一些人只好專門在麗江古城候着輪換。他們中有些人是爲了逃避，有些人是因爲熱愛旅行，但都懷着類似的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可是究竟該做個怎樣的志願者，很多人想法不一。
“我以爲志願者是公衆角色，他們不是在爲自己做事，而是在幫助或者輔助當地人做，這樣理解有助於控制自己的情緒好惡，避免理想擴大化，否則既讓自己沮喪，也容易和當地人起矛盾。”卞文自稱是悲觀的樂觀主義者，那時她也看到了她的繼任者不滿事實的一部分，但自己更願意把這放在當時當地的複雜背景中來看待。“她是這麼多志願者裏相處最融洽的。”尼瑪說。
在與普利學校的老師相處中，張喬陽一直注意說話的分寸，生怕給他們一種指手畫腳的印象和壓過他們的優越感。“我必須正視雙方在知識文化上的差異，平等地與他們溝通，我不是施與者，我們是互助，是合作。”2年來，她覺得自己與學校共同成長。
一個普遍現象是，志願者覺得自己捨棄城市生活來到窮鄉僻壤做善事，容易生出一種崇高的使命感，並把它放大，轉而苛求被幫助方的道德。北京義工王心陽認爲，做半年一年與做一輩子是兩回事，對當地的一些不規範之處，志願者應學會寬容、平和地對待，求大同而存小異。
“雪山下的人性就一定純潔嗎？這樣要求是否泛道德化？實際上，隨着遊客蜂擁而至和商業負面文化的入侵，景區原住民的淳樸心態正在發生改變。從另一角度說，越是窮鄉僻壤，當地既得利益者越缺乏現代遊戲規則意識，就越抗拒外來力量的監控。”麗江一名旅遊界人士如是說。
在他眼裏，許多志願者與學校的衝突，一定程度上是農耕社會與市場社會、人情社會與契約社會的衝突。
張喬陽說，“矛盾是無處不在的，我們要慢慢來，不能太急”。在她的酒吧裏，她目睹過一些志願者因對學校心生失望，有時會扔下課程跑到雪山下散心。
有人問卞文，3個月的支教改變了什麼？她回答，只要有價值，做比不做強。王心陽說，有了這所學校，一些孩子的童年就不用在山上放羊了。
“國際大機構做慈善硬體投入時，很懂得求大節、舍小節的道理，只要大方向沒錯，可以容忍三成的資金被吃掉。這是一種對現實、對人性的妥協，但值得志願者學習借鑑。”一名熟悉NGO運作的人士說。
張喬陽的建議是，保持謹慎的懷疑，合理的監督，全力的輔助，不失希望和信心。
“那裏海拔3400米，天特別藍，雲特別白，小溪從雪山而下流經學校旁，孩子們的臉好像總洗不乾淨，笑容卻那麼動人。我曾以爲我找到了理想之地，但現在我不敢再回去了。”
廣東珠海女孩李逸杭在雲南迪慶藏族自治州白馬雪山腹地的德欽縣大衆慈善學校做了5個月志願者老師後，因與校方產生矛盾被“請”出學校。隨後，另兩名志願者也先後主動離開。最終，他們在網上集體“反水”，聯合指責外界的捐贈沒有被好好使用，學校管理混亂，而且校長有私吞部分善款的嫌疑。
3名志願者的聯名指控使靠捐助維持運轉的大衆慈善學校遭受到辦校以來最嚴重的信任危機。在力挺志願者的強大聲音中，有人發問：在對立、推翻之外，有沒有更合理的辦法？
實際上，在類似於“香格里拉已經不在”的網上驚譁中，被懷疑的不僅僅是這所學校，被呼籲的不僅僅是制度管人，而在越來越多的志願者奔赴邊遠地區的背景下，志願者的理想主義該怎樣與現實對接，則更是一個新鮮而務實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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