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媒體冠以“敢講真話”的教育部前副部長張保慶,日前又有驚人之語。他在接受採訪時說:“中國目前最大的問題是政令不通,中南海制定的東西有時都出不了中南海。像解決困難學生助學貸款的事情,下邊根本就不聽嘛,連這樣的政策都不執行,還說別的嗎?”
張保慶又一次講了真話。以教育亂收費爲例,中央發了多少文件?但仍有不少地方的教育官員和學校巧立名目,照收不誤。有教育專家保守測算,最近10年來,教育亂收費總額已超過2000億元。
對此,張保慶頗有點遺憾地對媒體說:“真話我是一直在說,不過以前我一般只是在教育部門內部說說,而沒有在社會上公開說。如果這幾年你們出席過教育部年度工作會議,你們就知道我怎麼看待教育形勢,怎麼看待擴招,怎麼看待收費,怎麼看待亂收費,怎麼看待資助困難學生。總之,我都講了,反覆講,但社會上不知道。”
“張保慶的遺憾”讓人遺憾。由於“社會上不知道”,所以公衆就無法呼應他的真話;官員們雖然都知道,但因爲如果照辦的話就會損害自身的利益,所以他們就當成了耳旁風。張保慶許多極有價值的真話因此也就變成了純粹的空氣振動,這實在令人惋惜。而爲張保慶帶來“敢講真話”的聲譽併產生了良好社會效果的,只有他退休前不久的那次“公開點名批評8省區”,這一次他不是“內部說說”,而是“在社會上公開說”的。
張保慶的經驗和教訓都證明,如果要讓“中南海制定的東西走出中南海”,那麼官員,尤其是高級官員,有了真話就應該儘量“在社會上說”,而不要僅僅是“內部說說”。“內部說說”因爲沒有效果,等於沒說,所以不是真正的真話。只有“在社會上說”才能起到動員社會輿論和公衆監督政府的作用,才能真正維護中央的權威。
中山先生有言:“政治兩字的意思,淺而言之,政就是衆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衆人的事,便是政治。”管理衆人的事,不讓衆人知道和參與,怎麼可能管得好呢?
當然,“在社會上說”真話,可能會觸犯了官場的某些“潛規則”,可能會給講真話者帶來一定的風險。但在現代政治文明的理念日漸深入人心的今天,情況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觀。張保慶剛卸職的時候,有很多公衆對他的命運表示關心。如果不是因爲他敢講真話,還會有這麼多人關心他嗎?張保慶自己有詩云:“最壞無非芹與薯,不是落魄是國憂”。我希望那些潛在的“張保慶們”,有了真話,在社會上但講無妨,如此才能免於像張保慶那樣,退休之後才感到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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