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什此次訪華的首要議題很可能是中美間的貿易。”美國智囊組織外交關係理事會亞洲研究項目主任易明對《華盛頓觀察》週刊說，“我的預測是，在推人民幣升值上，雙方不會達成什麼協議，但是在保護知識產權的談判中，中國政府其實是知道自己在這一方面做得不夠的。從根本上有效保護知識產權意味着中國的地方政府要逐漸走向法治、透明。這實際上是個政治問題，需要長時期的努力。”
11月10日，在期待以久的布什亞洲行前夕，美國商業部公佈了2005年的最新貿易赤字。其中，中美雙邊貿易赤字又創了新高，2005年的前三個季度累計爲1463億美元；日本則以612億美元名列第二。中、日同樣是美國的貿易逆差大國，但在美國總統的形容中卻有微妙的差別。11月8日，當布什在白宮接受中、韓、日及蒙等4國媒體的採訪時，他一邊將中美關係定義爲“重要和複雜”，一邊又十分看好和小泉首相的“私人友誼”。
“美日若想在經濟上對付中國可能有些機會，比如知識產權問題，但是我幾乎沒有看到這一趨勢的發展。”同樣來自外交關係理事會的亞洲和經濟事務高級研究員愛德華·林肯在接受《華盛頓觀察》週刊採訪時分析說，“更廣泛地講，如果人們對中國有什麼經濟軟實力發展的顧慮，那麼最好的方法並不是強調美日關係，而是通過WTO和APEC的框架，以多邊協商的方式將中國納入經濟議題的討論。”
中美經濟棋盤面對汽車零件、赤字和IPR糾紛
“我不是政治學家，但我知道布什總統現在面臨着很多來自國會的批評。”美國布蘭迪斯大學經濟系教授卡德·波恩對《華盛頓觀察》週刊說，“國會議員們非常關心對華鉅額貿易赤字問題，並威脅說，如果布什不做些什麼的話，他們會採取措施。因此，我猜測布什一定會把貿易問題帶到中國的談判桌上，表達國會的憂慮。這是布什背後的政治壓力導致的。”
林肯預估道：“布什會在訪華時會提及人民幣升值和知識產權問題(IPR)，也會對最近中美剛剛在紡織品貿易中達成的協議表示歡迎。但所有的討論將會被非常小心地限制在對華謹慎接觸的大框架下。布什不會因爲要在中美不斷增長的貿易逆差上壓對方妥協，而不顧中國在六方會談中扮演的關鍵而積極的角色。這是複雜外交關係中一個典型的事例，政府必須不斷在各種不同的目標中尋找平衡。”
對此，易明將之總結爲：“中美雙方已經建立了這樣的共識：兩國關係的長期穩定是大目標。坐在談判桌兩邊的布什和胡錦濤都有各自的國內觀衆，需要做出一些事情讓他們滿意。胡錦濤會表達中國需要出口來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布什會轉到美國國會對外包、因貿易赤字而造成的失業問題、中國的貨幣政策、勞工、環境等問題的關注。這等於是向國會做做姿態：瞧，我努力過了。”
“即便都要向國內交代，雙方首腦也明白，中美需要合作的領域比爭議的地方更多。尤其是在國際能源、健康等跨國議題上，中美是兩大參與者，要分享地球未來的命運，需要多合作。”易明說，“中美首腦還會討論如何在下一輪六方會談上取得進展，以及兩國間更多的軍事合作。”
目前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的日本修道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王偉彬從中國的心理剖析道：“貿易問題實際是中國手裏的一張牌。布什訪華肯定希望中國能更大地開放市場，允許美國企業在華直銷產品。但對中國而言，除了有具體國情考慮外，也希望借貿易讓步換來美國在臺灣問題上更多的支持。這樣的利益交換不會寫在紙上，卻是中美在尋求的一種默契。從兩國長期的發展趨勢中，我們往往能看到雙方以經濟籌碼換政治利益的跡象。”
雖然具體的會談結果很難預測，但是波恩說：“上週中美剛剛在紡織品問題上達成了協議，美方將繼續用貿易壁壘抑制中國的紡織品進口，但是中國仍在一定條件下繼續向美口出口衣服鞋襪。我的推測是，緊隨着這一談判模式而來，汽車零件很可能是中美貿易戰的下一個主角。美國的通用汽車公司零件廠商就要因爲中國快速增長的高質量產品進口而倒閉了，美國國會對此自然壓力重重。”
談到貿易逆差，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鮑泰利在《華盛頓觀察》週刊採訪時，勾勒出一副宏觀的世界貿易圖畫：“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增長遠遠快於對其它任何一個國家。中美之間的雙邊貿易赤字雖在繼續拉大，但如果布什總統要讓中國負擔起貿易赤字增加的責任，或是威脅對中國的進口加徵25%的稅作爲制裁，那他就錯了。從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代表了一個相對低的附加值，商品到達中國之前在亞洲其它國家進行的加工的成本都被算到了中國頭上。其實這是美國和整個亞洲(主要是中、日、韓、臺灣)的貿易赤字。”
“其實，布什這次訪華應該更多地在保護知識產權問題上着墨，這是一個重要的法律擔憂。但他不應該越過之前美國財政部長斯諾訪華時陳述的範圍。”鮑泰利建議說，“布什此行是個好機會，能讓美國全方位瞭解中美間大量的政府限制出口和技術合作的現狀。其中有些限制早就沒有了安全上的顧慮，應該被解除了。即使那些仍被貼上安全標籤的也應該在更廣泛的中美關係領域中被重新思考。美國需要的是一個戰略性的、全面而長期的中國政策。現行對華政策既短視且無效，經常因爲一些非理性的恐懼和特殊利益集團的需要而左右。很多年以來，美國在中國問題上一直缺乏一個明確的行政領導權。”
美日無法在經濟上遏制中國
“美日經濟關係幾乎或根本無法抑制中國‘軟實力’的崛起。”林肯的話一語中的，“所有國家，包括美國，都已經看到他們在華投資或貿易的巨大增長前景。就像中國已經成爲日本和韓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一樣，它也跨越大洋，成爲美國最大的海外貿易伙伴，取代了過去日本的地位。”
然而，從微觀角度看，美日針對中國的經濟聯合也不是完全無跡可尋。回到波恩舉出的那個汽車零件案例，他說：“受害的並不就是美國汽車企業。日本豐田在美國的零件廠也在因爲從中國進口產品而罷工。在這個例子中，美國和日本兩大盟友是從經濟的角度站在一起反對中國了，更何況日美本來就是政治盟國，在貿易以外的政治、安全問題上本就堅定地站在一起。”
宏觀上，林肯仍然認爲：“經濟和安全問題是要分開看的。在安全領域，美國一直鼓勵日本尋求更高的國際地位，但不能脫離美日安保條約的約束。但是我不認爲日本走向世界的目標是爲了對付中國。由於歷史和地緣政治的原因，中國和韓國肯定會爲日本的軍事強大感到擔憂。我雖然不能完全同意這一點，但覺得布什心中可能相信一點：中國不應該爲日本的軍力上升感到威脅。美日的安全合作是爲了保持東亞地區的力量平衡。”
“相反，在經濟層面，所有的國家，包括中國在內，都會經歷一個貿易迅速增長的過程，這是中國融入世界的必經之路。”林肯說，“即使這樣的經濟實力上升衝擊了日本、韓國，乃至美國和歐盟，從根本上講，它仍然是個全球問題，應該放在多邊框架內協調解決，而非建立所謂的日美經濟聯盟來應對。”
縱觀國際政治史，王偉彬道出了他的擔憂：“冷戰之後，所有的國際同盟都是在走下坡路的。只有美日安全同盟在不斷加強。美國就是在利用日本牽制中國在東亞的力量發展，而日本也希望藉此走向世界。”
“如果你分別觀察一下中日關係和日美關係，會發現一些非常有趣的現象。”王偉彬提出了獨特的解釋，“中日關係最近一直是經熱政冷。無論兩國政府在外交領域鬧得多麼不愉快，雙方的經濟往來卻依然蓬勃。相反，從1970～1980年代的美日關係中，經濟摩擦不斷，但是兩國的政治軍事關係卻非常穩定，幾乎沒有什麼變化。”
他說，“在這兩個雙邊關係中，經濟都獨立於政治關係了。這也是外交上成熟的表現。日本民間發展對華貿易的力量非常強。他們不像德國等歐洲國家一樣，需要政府出面幫助拿訂單，而是自己對中國的市場做了深入的研究，讓產品自己打入中國消費者的日常生活。於是，日本的官員們訪華時，幾乎不需要談什麼經濟條件了。”
“在這一點上，美國企業真的應該好好向日本同行學習。”王偉彬強調，“雖然日本在地理上離中國更近，中美貿易間又缺乏互補性。中國出口美國的都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美國的強勢則在高科技產品上。然而，日本企業也和美國企業一樣，由於受到美國政府的壓力，而不能對華進行高科技出口。但是美國企業不如日本的是，它們不會細心研究中國人的購物心理，在汽車、機械和家電等很多有優勢的行業中往往拱手將市場讓給了日本人。”
他總結說：“中日貿易和中美貿易一樣迅速發展，但日本對華的貿易逆差僅僅佔美國對華逆差的十分之一。美國人在高呼限制中國貿易的時候，爲何不從自身找找原因。要知道，在中國之後，同樣還會有別的國家成長起來，以鉅額的貿易打擊美國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