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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近年關，西吉縣吉強鎮L村的老秦兩口子卻愁喜交加。和大多數即將做公婆的人一樣，他們對兒子的婚事充滿了期待，但因兒子要在銀川安家，一切都得照“城裏人”的標準，老秦於是“增援”了2萬元的房款，給未來的親家8000元彩禮，訂親時又給了準兒媳800元的“掛鎖鎖”錢。東拼西湊籌集了這些款後，老秦已經兩手空空了。
而這僅僅只是婚禮進行曲的前奏，接下來將搬上日程的還有傢俱、婚照、迎娶、宴請、婚慶……每一項都要和一把把的票子掛鉤。一想到這，老秦就愁得“眼睛裏滴血”，不禁對記者慨嘆：“現在就算賣掉房子，我們老兩口在樹杈上安家都不頂事，已經變不出一分錢了！幸虧只養了一個兒，當初再多生一個，我這條老命真是保不住了。”
今年年底，老秦的兒子準備在銀川築起愛的小巢，他在興慶區購置了一套90多平方米的房子，首付需4萬多元。因工作短，自己和女朋友湊了2萬塊錢後，就再也拿不出來了，便向父母張了口。老秦和老伴抖光了所有積蓄，把家裏的胡麻和土豆變賣一空，又奔波於親鄰之間，最後給兒子湊齊了2萬元房款，此外還有8000元彩禮和800元訂親費用。
老秦今年剛過半百，因有了些年紀，如今一年只能打兩個月工掙1500元錢，其餘時間都在家操持10來畝土地，常年面朝黃土背朝天，他的身子已經佝僂。他的老伴也已48歲，爲了給兒子籌款結婚，瘦小的她便去給鄰居收裝土豆，把一整袋土豆裝好扛上卡車才掙3毛錢。有一天上午，她拼命裝了30麻袋土豆，等攥着9塊錢回到家時，腰怎麼也直不起來了，在炕上整整躺了一天。
孩子結婚，父母難道非得插手？有經濟能力的倒也罷了，既然沒有這個能力，爲什麼還要把雙方都“逼上梁山”？面對記者的提問，老秦擺出了3個理由。
首先，從個人良心上來說，做父母的不能對不住兒女。人養兒不就是爲了娶媳婦傳宗接代嗎？我把錢存下來，總不能帶進棺材吧？所以當兒子一提錢不夠，我就坐不住了，就算把身子苦成三截也願意。
其次，我兒現在銀川工作，結婚置辦不好，他會在同學和同事面前臉上無光。娃娃和爹媽是相互掙面子的，我兒能在銀川成家，說明他有能耐，這讓我在村子裏也很體面，我也不能讓娃娃爲難。
再次，相比之下，我親家還算比較開通，雖然要了8000元彩禮，但承諾給娃娃買“三大件”，這就很不錯了。不像村裏有些女娃出嫁，爹媽一張口彩禮就要一萬七、兩萬四，把男方家逼得直想上吊。
對多數人而言，結婚是人生大事，故而此項消費尤爲“慷慨”。據去年8月對北京、上海等10個城市3000多名常住居民的調查，2000年後的結婚花費是20世紀70年代前的46倍，由以前近70%%居民的1000元以下發展到如今90%%以上居民的數萬元。花費項目由實用性發展爲表現性，從婚宴和添置傢俱發展到首飾、禮品、拍結婚照、蜜月旅行、請婚慶公司等。雖說多數人都進行了仔細規劃，但仍有許多人超出預算，絕大多數新人都出現了負債情況(即結婚時貸款買房，婚後每月還貸)。
結婚費用的膨脹速度如此驚人，但據資料顯示，現在全國約有五成子女該項費用都由父母埋單。寧夏大學法律系王老師分析，形成這種“啃老”現象的主要原因是近年來結婚費用的迅速上漲；其次，越來越多的長輩對子女的經濟依賴性逐漸減弱。這些都造成了目前年輕人的結婚費用大都需由雙方父母共同承擔。
銀川市某律師事務所曹慈義律師說，我國《婚姻法》雖然規定了父母有撫養教育子女的義務，並且必須無條件履行，但這僅限指未成年或雖已成年但無獨立生活能力的子女，否則父母就沒有撫養的法律義務。對於子女結婚，從法律上講，父母沒有一定要提供物質幫助的義務。從民法意義嚴格來說，父母對子女提供物質幫助是一種贈予行爲，是一種單方法律行爲，贈予人是出於自願，受贈人沒有提出要求的權利。
現今，年輕人因經濟能力有限，結婚時“劫”窮父母已成社會普遍現象。經瞭解，老秦的兒子和女朋友每月收入共2500元左右，雙方又都來自普通農民家庭，新房的佈置卻與別人無異。但因爲缺錢，房子裏至今沒有一樣傢俱。老秦說，訂親那天準兒媳哭了，嫌她爹爲什麼要收下彩禮。我親家最後拍板說：“你別哭了，到時我給你把電視、冰箱和洗衣機陪上還不行嗎？”女娃當時來了一句：“那電視總不能放地上吧？！”
市民王建寧說，結婚費用一直攀升，這雖從側面反映了我國居民收入的增長，但不可否認其中存在攀比現象。兩個人的感情不是靠“房子、票子、老子”維繫，需要在歲月的長河中慢慢磨合。結婚時錢多就多花，錢少就少花，如果眼睛長在頭頂上，到頭來不但苦了自己還累垮了爹媽。
也有人對家長的做法提出異議。市民謝先生認爲，中國的父母從來都秉行“老黃牛”式的關愛，他們沒有從小教育子女自立，任何事情都一味地大包大攬，孩子結婚時“啃老”是這種畸形關愛的必然結果，家長只能自食苦果。
如此看來，應當反思的不僅僅是年輕一代，整個社會都應該積極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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