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中華醫學會精神科分會2001年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接連兩週持續性表現下列症狀中的四條以上,就可以被診斷爲抑鬱症:興趣喪失,無愉快感;精力減退,或疲乏感;運動性遲滯或激越;自我評價過低、自責、或有內疚感;聯想困難或自覺思考能力下降;反覆出現想死的念頭或有自殺、自傷的行動;睡眠障礙,如:失眠、早醒、睡眠過多;食慾降低,體重明顯減輕;性慾減退。如果社會功能受損,給本人造成痛苦或不良後果,就可視爲嚴重抑鬱。
六個“沒有”
有醫生把抑鬱症狀歸納爲幾個“沒有”,“沒有樂趣,沒有辦法,沒有能力,沒有動力,沒有希望,沒有意義”。
抑鬱症的發病機理至今未能明確。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精神衛生研究所周東豐教授認爲,抑鬱症的發病並不僅是患者受了精神刺激,還有一定的生理病理基礎,有可能是體質和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在體質方面,經研究表明,30%-41.8%的抑鬱症患者具有家族史。環境上看,兒童期不良的成長環境,所處的社會環境,特別是不愉快的生活事件如喪偶、離婚、婚姻不和諧、失業、工作變動、嚴重軀體疾病、家庭成員去世或長期心理衝突等,都可能會誘發抑鬱症。
據世界衛生組織最新發布的信息,目前全球抑鬱人口多達1.2億人,幾乎每4個人中便有1人在一生中某個階段出現精神或行爲問題,至2020年時,抑鬱症更會發展成全球疾病排行榜的第二位,僅次於心臟病。
今年6月,在北京召開的亞洲精神科學高峯會上,又公佈了另一個驚人的消息―――目前中國有超過2600萬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鬱症。
而據中國心理衛生協會一項最近調查結果顯示,與抑鬱症的高發病率鮮明對比的是,90%的抑鬱症患者沒有意識到自己可能患有抑鬱症,並及時就醫。
沉默的大多數
是什麼原因導致我國九成患者未獲治療呢?
在亞洲精神科學高峯會上,美國加州大學衛生經濟學教授胡德偉總結了三個原因:“一個是文化和社會背景造成的,使抑鬱症患者不好意思就診,也不想讓別人知道他去看這個病。第二是患者沒有意識到這是病,也就是說,患者根本不知道通過看醫生治病吃藥可以治癒。第三可能是沒有足夠的經費。”
而周東豐教授認爲,我國抑鬱症患者就診率低的主要原因,是當前社會上廣泛存在對精神疾病的歧視以及病人的自卑感。
在美國,抑鬱症的發病率是20%到30%。得了抑鬱症,人們無須掩飾。而我國對心理健康的認識起步較晚,主要存在兩方面誤解:一是把抑鬱症看成是現代社會病,事實是,古已有之;二是過分強調心理致病的作用,輕視根據病人具體情況正確服用藥物。
另外,非精神科醫師對軀體疾病患者的心理問題重視不夠,據統計,全國地市級以上綜合醫院對抑鬱症識別率不足20%。
還有一些病人遭遇着親人和朋友的不理解,這尤其讓他們痛徹心扉。抑鬱症患者大多從外表來看和正常人並沒有太大的區別,也許還有一定的經濟實力,有美滿的家庭,有稱心的工作。“爲什麼日子越過越好,他們卻高興不起來呢?”離他們最近的人也想不通。
2004年,國家公佈一組數據顯示:自建國以來截止到2003年,全國平均每年有240萬人因抑鬱症實施自殺,實施成功的有10%,即24萬人。這240萬人中有80%在實施行爲前都有導致抑鬱的重大生活事件出現。但其中只有8%到10%的人在自殺前向別人求助過。
心病之醫
北京回龍觀醫院副院長鄒義壯教授接受記者採訪時強調:抑鬱症是一種疾病,就像糖尿病、高血壓一樣需要治療。
“對患有抑鬱症的人,不能籠統地說性格不好、受過刺激,或者是家庭教育、背景有問題,這些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或是誘發因素之一,而實際上抑鬱症的原因更多是生物學上的―――生物學的因素一般要佔50%上,所以需要進行藥物治療。”
雖然目前的醫療手段還不能給出這樣一張化驗單量化抑鬱患者體內的生物代謝異常,但醫學研究發現人越來越抑鬱,體內五羥四胺、多巴胺分泌就會越來越少,五羥四胺等分泌減少,反過來又會引發越來越抑鬱,導致一個惡性循環。
鄒義壯教授認爲,治療抑鬱症,目前最好的方法是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並重。“大量實驗表明,兩者結合治療優於只使用其中一種方法。”
北京惠澤人心理諮詢師周振基告訴記者,常規的心理治療方法有認知療法―――調整改變病人的認知。“我曾發現一個21歲的女病人,讓她在兩張紙上各自寫下自己的優點和缺點,結果憋了整整3天,優點的那張紙上是空白,而缺點的那張紙上密密麻麻有30條。”
此外還有音樂療法、行爲療法、生物反饋治療等多種方法。音樂療法主要是通過音樂讓病人放鬆並干預他的潛意識,把其中太多負面的東西逐步去除。行爲療法就是讓病人堅持做一些放鬆肌肉的鍛鍊,保持經常性的運動。這時需要外界力量的督促,運動後人的機能釋放出良性物質,從而改善他的情緒。
周振基醫生特別建議,每個人都要建立自己的心理支持系統,尋找內心苦悶的排遣渠道。“如尋找安全型的人傾訴,安全型的人善於傾聽,能客觀的分析問題,同時會替你保密。”
一組數據說,抑鬱症在中國造成的直接經濟負擔爲141億人民幣,間接經濟負擔481億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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