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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藥性”和“副作用”是艾滋病抗病毒治療必須解決的問題。中國艾滋病患者在第18個“世界艾滋病日”來臨時表示，希望儘快得到更好的抗病毒藥物，使他們更快地迴歸社會，象正常人一樣生活。
抗病毒藥物對延長艾滋病患者的生命、降低患者的死亡率起到關鍵作用。在藥物治療過程中，一旦病人對一線藥物產生抗藥性，就必須改服抗病毒效果更強的二線、三線藥物，以此類推。目前，國際上艾滋病抗病毒藥物已開發至四線。
1995年被查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北京患者孟林，由於有堅實的經濟基礎做保障，一直自費購買進口抗病毒藥物，在過去幾年中花費超過200萬元。這筆錢需要一名普通中國工人連續工作至少150年。即將開始服用三線藥物的他身體狀況良好，成立了一個名叫“愛之方舟”感染者組織，現已成爲中國民間“抗艾”著名活動家之一。
孟林1日在接受採訪時說，中國艾滋病患者服用一線治療藥物的時間短則已數月，多則已超過3年，對一線藥物產生抗藥性的患者正在不斷增加。然而目前對大多數艾滋病患者來說，如果產生了抗藥性、需要換吃二線藥物，還是很難實現的願望。
由於知識產權保護協定，中國內地藥廠目前還不能仿製國外生產的二線藥物，因此無法向國內艾滋病患者提供廉價的二線藥物。價格高昂的進口二線藥物正在給中國的“抗艾”事業製造“藥物之困”：一方面中國政府無法大量採購，貧困的病人拿不到免費藥物；另一方面，其它沒有享受免費治療的患者買不起。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治療與關懷室專家文毅說，要進口好藥免費提供給患者，中國政府承擔不起，患者更無法承受。
的確，在中國內地已知的三萬多艾滋病患者中，像孟林這樣有能力自購進口藥的人鳳毛麟角。事實上，中國很多艾滋病患者是來自一些經濟落後地區的農民。
河南省睢縣36歲的趙愛萍上個世紀90年代因賣血而感染艾滋病病毒，2002年7月發病。一開始，趙愛萍服用的是國內允許仿製的一線藥物，如去羥肌苷、司他夫定，但服後出現噁心、嘔吐、肚子痛等症狀，還吃不下飯。今年7月起，她得到了一種叫拉米夫定的進口一線藥，副作用小了很多。
趙愛萍的丈夫趙振也是感染者，尚未開始服藥。趙振夫婦都是農民，以前年收入可達三五千至萬元，在睢縣這個國家級貧困縣裏來說算是收入不錯的家庭。然而自從2002年趙愛萍發病後，由於體力等問題家裏逐漸斷了經濟來源，現在只能依靠政府救助。
趙振說，醫生告訴他，如果情況糟糕，趙愛萍最快明年就可能產生耐藥性，需要換吃更好的抗病毒藥。“但自購進口二線藥物每月藥費大概要一萬元，我們負擔不起。”衛生部最新數據顯示，截至今年9月底，中國內地累計報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35630例，其中艾滋病患者31143例。已發病的患者中，20453名得到了國家提供的免費抗病毒藥物，這些病人大都是像趙振夫婦這樣的經濟貧困者。
然而，包括拉米夫定在內的20多種抗艾滋病病毒藥物，專利權主要掌握在四五個跨國公司手中，進口這些藥物的價格高昂。據中國疾病控制中心專家介紹，中國內地製藥企業有能力仿製國際上絕大部分的艾滋病抗病毒藥物，但中國政府出於保護知識產權的承諾，禁止國內藥商仿製這些藥物。
趙愛萍能幸運地服用拉米夫定，緣於中國衛生部去年與拉米夫定的生產商——英國葛蘭素史克公司(簡稱GSK)達成的降價協議：GSK將在2004-2006年間以優惠價格向中國艾滋病免費抗病毒治療項目提供拉米夫定。
據孟林介紹，包括趙振在內的中國艾滋病感染者患者羣體中的積極分子今年7月和9月分別在北京和昆明舉行了藥物治療會議，會議呼籲跨國公司大幅降低抗病毒藥物，尤其是二線用藥的價格，確保他們用得起藥效更好的進口藥。
據專家介紹，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巴西和泰國等，抗病毒藥物價格低廉，原因在於它們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有關協議和文件，啓動了“強制許可”，允許國內藥商仿製這些藥品，使得專利藥物的市場壟斷被打破，藥物價格大幅下降。
“如果國際製藥企業拒絕降價，我們希望政府也頒發強制生產許可證，允許國內企業仿製這些抗病毒藥品，使更多的艾滋病患者得到更有效的藥，再續生的希望。”趙振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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