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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啓立
人的一生，或大或小，或深或淺，都要受到社會或他人的影響。在我七十多年的人生歷程中，如果有人問我，什麼人對你的影響最大、最深刻？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是耀邦同志！在我一生的許多關鍵時刻，耀邦同志用他的言傳身教，潛移默化地爲我指明瞭做人、處世的原則和道理，支持和幫助我走過人生坎坷之路。
團中央整個機關就像一個和睦的大家庭，毫無等級觀念和衙門習氣，是最沒有官氣、民主和諧的一個機關
我和耀邦同志相識於上個世紀50年代。那是1955年8月，全國學生聯合會第十六屆代表大會召開，當時耀邦同志已經是團中央書記，而我只不過是剛從學校畢業不久的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就在那次會議上，我被選爲全國學聯主席，並被告知要受到毛主席的接見。聽到這個消息，我又激動又緊張，見到毛主席時該說些什麼話？毛主席如果問我什麼問題該怎麼回答？哪些事該向毛主席彙報？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
也許體諒到我當時的心情，就在我苦苦思索的時候，耀邦同志找我來了。他先是解除我的緊張情緒，說毛主席是人民領袖，他老人家平易近人，尤其關心愛護青年人，完全用不着緊張，隨後又對我進行了具體細緻的輔導和幫助。他啓發我說，毛主席可能會問你們討論了什麼問題，同學們有些什麼意見和要求。我說，那問題就多了，不知道該反映哪一條好。耀邦同志耐心地聽取了我的敘述，不厭其煩地幫我歸納出幾個問題：要加強形勢的學習和教育，要增強社會實踐，要有應對困難的思想準備等。然後又教導我說，你是學生代表，要從學生的要求角度提出問題，不能從團幹部角度提問題。於是我又把同學們的意見歸納爲想聽形勢報告，但一些領導同志請不來；想參觀工廠，但因爲各種原因不讓去；畢業後走入社會，遇到困難容易悲觀失望等等。
到了毛主席那裏，我按耀邦同志幫我思考歸納的幾個問題，一一向毛主席作了彙報。毛主席聽了後很高興。針對青年對困難思想準備不足，遇到困難會悲觀失望的問題，毛主席專門講了一大段青年人應該如何對待困難的話。毛主席說：“整個社會的前途是越來越光明，不是越來越黑暗，但是也不會像探照燈那樣，筆直地照向天空。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戰爭時期有戰爭時期的困難，和平時期有和平時期的困難，和平時期的困難不一定比戰爭時期的困難小，甚至會更大。老一輩人死了，困難就是青年人的了，當然，那時候你們的條件會更好些……”
毛主席的話，當時我聽得似懂非懂，心想革命戰爭時期鬥爭真刀真槍，你死我活，要流血甚至要豁出生命，那該有很多艱難，和平時期也會有困難，但怎麼會比戰爭時期困難更大呢？半個世紀過去，經歷了反右運動、廬山會議、“文革”動亂等歷次政治運動的風風雨雨，經歷了革命鬥爭的曲折複雜和人世的興衰榮辱，我才真正懂得了毛主席這段話的分量。
回頭想一想，如果不是當時耀邦同志啓發我提出這個問題，也就聽不到毛主席對於這一問題的深刻論述。耀邦同志手把手地幫助我通過了這場考試，這是我離開學校步入社會後上的第一堂課。
第二年，我被調到團中央聯絡部當一名普通幹部。一進團中央機關大院，我就發現這裏跟別的機關不一樣。機關的同志不分男女大小，也不論資格深淺，對所有的團中央書記處的領導人，包括耀邦同志在內，都是直呼其名，不加官銜，絕沒有某某書記、某某部長的稱呼。在工作上，上下級之間，部門之間，同志之間，也是相互幫助，相互支持，團結協作，親密無間。整個機關就像一個和睦的大家庭，毫無等級觀念和衙門習氣，是最沒有官氣、民主和諧的一個機關。和很多同志一樣，我從一認識他就稱他耀邦同志，直到他到中央工作，後來當了總書記，我還是稱他耀邦同志，一直這麼叫了幾十年。這個稱呼，在我們是飽含着信任、親切和尊重，而他也很樂意同志們這麼稱呼他，絲毫沒有感到不自在，不舒服。
1964年，耀邦同志在團中央積極倡導培養選拔年輕幹部。在共青團九屆三次會議上，我被破格選爲團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在和平建設時期，以我當時的年齡、資歷和水平，走到這樣重要的領導崗位，無論在團中央機關、團系統內部還是社會上，震動都不小，讚揚、鼓勵的話也很多。
就在這時，耀邦同志和我有一次中肯的談話。他說，啓立啊，你是被破格提拔的青年幹部，這是黨組織的培養教育，是廣大團員、青年對你的信任，也是青年事業的需要。這副擔子很重，你要勇敢地挑起來。可是，你要懂得，職位的提拔不會對你的知識、品德、修養、本領有任何的改變，這一切都需要你通過刻苦學習、艱苦實踐才能得到。職位的改變好比你今天穿中山裝，明天穿襯衫，衣服變了，衣服裏的人絲毫沒變，你還是你，還是昨天那個啓立。職務、榮譽、地位都是身外之物，隨時可以改變，但你自己的人格、知識、道德、本領不會自然改變。你當了候補書記，可要謙虛謹慎，努力學習，好自爲之啊！
他的這些話，讓我服了一服清涼劑，使我懂得了對待名譽地位的正確態度，進一步確立了作爲革命者的榮辱觀，使我在走上領導崗位後，保持了清醒頭腦，正確處理了個人與組織、個人與羣衆、個人與事業的關係，始終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沒把當時的提拔看得多麼重，也懂得了黨和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名利、地位都不過是身外之物。有了這個人生態度，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關進牛棚，遭受殘酷鬥爭時，個人也沒有多麼絕望和悲哀。由於黨多年的教育，特別是耀邦同志的諄諄教誨，支持我度過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艱難歲月，承受住了在一般人看來是由九天之上直落九地之下的沉重打擊。
耀邦同志經常提醒我：要騰出主要精力來想大事，抓大事，不能每天忙於事務，一定要學會從事務堆中跳出來
“四人幫”被粉碎後，耀邦同志先後在中央黨校、中組部、中宣部工作。每到一個單位，他都以飽滿的政治熱情，大無畏的革命氣概，勇於創新的改革精神，大刀闊斧地開展工作。他頂住極大壓力，平反冤假錯案，解放了大批老幹部；爲了衝破“兩個凡是”，端正黨的思想路線，他率先組織和推進“實踐是檢驗真理惟一標準”的大討論。可以說，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在撥亂反正、推倒“兩個凡是”，平反冤假錯案，實現全黨戰略大轉移等許多重大問題上，耀邦同志的功績和貢獻是全黨同志所公認的，是不可磨滅的。也正是因爲他傑出的工作和成績，在1981年6月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耀邦同志當選爲黨的主席，1982年8月黨的十二大上當選爲黨的總書記。
我於1982年4月調到中共中央辦公廳任主任，並在十二大後進入中央書記處工作。從那時直到1987年初耀邦同志離開黨的總書記工作崗位的這四年多的時間裏，我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工作，親身感受和見證了耀邦同志的工作和人格，他的一言一行都給我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
到了書記處後，我感到從來沒有在這麼高的工作崗位上工作過，每天面對千頭萬緒的工作，兢兢業業，如履薄冰，晝夜難安，但究竟該如何工作，我心中無底。耀邦同志除了指點、幫助我幹好書記處交代的工作外，經常提醒我：要騰出主要精力來想大事，抓大事，不能每天忙於事務，一定要學會從事務堆中跳出來。他說，什麼是大事？就是中央的重大決策和戰略部署，中央已經決定了的方針政策，怎麼落實？要思考、研究；執行當中還有什麼障礙？要想辦法克服、排除；同時，還要考慮在貫徹落實中央決策的過程中會出現什麼新情況、新問題，如何應對，這些都是大事情。同時，還要考慮我們下一步該幹些什麼，每年我們中央總要辦成幾件大事。近期中央要抓的大事，一個是經濟發展、改革開放，同時要抓黨風，糾正不正之風，抓大案要案。這也是小平同志反覆強調的。
現在回想，耀邦同志對我的這些教誨，他都率先做到了。身爲總書記，耀邦同志每天日理萬機，可他始終牢牢抓住“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新局面”這個主題，牢牢抓住改革開放這件大事，按照小平同志的設計，精心規劃，精心部署，精心實施，一步一個腳印地把社會主義各項事業紮紮實實地向前推進。
他集中精力，抓了幾件事關全局的大事。
首先，他從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抓起。應該說，耀邦同志對中國的農業、農民問題一直高度關注。每年都要到農村去調查研究。在他主持下，中央每年發一個一號文件，連發五年，專門解決農業問題。上世紀80年代初安徽、四川等地開始搞聯產承包責任制，效果挺好，受到了農民的歡迎。但有人批評這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針對這種指責，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一號文件，即《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這個文件明確指出：“目前實行的各種責任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不管採取什麼形式，只要羣衆不要求改變，就不要動。”給農民吃了“定心丸”，一時間，實行其他工分制的生產隊，也紛紛改爲包產到組、到戶，到這一年11月，全國實行“雙包”的佔78.8%。
中央連續五個一號文件依次解決了農村管理上從原來單純依靠行政命令轉變爲市場調節，農民生產什麼，再也不用靠行政指令，而是根據市場需要。農民有了自主權，就有了積極性，開始了多種經營，產業結構也逐步調整了；然後逐步給農村經濟鬆綁，一步步放開了統購統銷，搞活並發展流通領域。今天看來，這些措施和規定似乎都算不得什麼，可在當時的背景下，每出臺一個文件都需要克服許多障礙和分歧。記得就農民長途販運問題，耀邦同志的意見是：認爲農民搞長途販運就是搞資本主義的舊觀念必須打破，農民不離開土地和家門，生產的東西到哪裏去賣？所以需要小商小販，他們收購農民的產品然後賣到城裏，有人把他們叫投機倒把分子、二道販子。什麼二道販子？我看是“二郎神”！是溝通城鄉、搞活經濟的“二郎神”。農民離開了他們就無法發展商品生產。那幾年，每當一號文件頒發，全國農民就奔走相告，歡欣鼓舞，如久旱之逢甘霖。農村改革經過這四年全面鋪開，農村經濟搞活了，農村走上了從自給半自給的自然經濟轉向面向市場商品經濟的道路，農民逐步富裕起來，城市的供應大大改善，全國人民看到了繁榮昌盛的希望，極大地調動了改革開放的熱情。
在農村改革如火如荼進行的同時，耀邦同志敏銳地感到以城市爲主的經濟體制改革如果不及時跟進，中國的改革是無法持續下去的，全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不可能取得最後成功。所以他在對農村改革做出部署後緊接着就着手抓以城市爲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按照他的意思，萬里同志和我專門到天津進行了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調研。萬里同志把城市改革的思路通俗地概括爲把“死、懶、窮”變爲“活、勤、富”。死：指管得死，當時企業的所有經濟活動都得按照國家計劃進行，管得死死的，這樣就形成了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職工吃企業的大鍋飯的局面，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不能獎勤罰懶，就不能調動人們的積極性，甚至使人變懶，懶就必然導致窮；改革就是要把死的變活，企業生產不再事事受到行政命令的束縛，逐步給企業放權，幹多幹少不一樣了，人們積極性調動起來了，就主動爭取多幹，這樣人就變勤了，勤了就會致富。耀邦同志十分贊成這個思路，他說，農村改革的核心是給農民自主權，城市改革的核心是給企業自主權；農民和企業有了自主權，就必然打破長期形成的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僵化模式，給整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帶來勃勃生機。
圍繞城市經濟改革，耀邦同志親自做了大量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經常與經濟學家、企業負責人和省市領導同志一起商討研究。按照小平同志指示，他和國務院領導同志齊心協力、幾經周折，終於在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農村、城市改革先後鋪開後，耀邦痛感教育事業發展的滯後和人才的缺乏，讓我組織力量，與教育部門一道着手研究教育體制改革問題。他認爲，農村和城市的改革爲我國兩個文明建設開闢了廣闊的道路，今後事業成敗的關鍵在於人才。而要解決人才問題，必須從改革教育體制入手，在加強宏觀管理的同時，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調整教育結構，把實施九年義務教育、提高國民素質擺在最重要位置。在加強基礎教育和發展高等教育的同時，要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加快培養現代化建設所急需的各類專業技術人才。要改革同社會主義現代化不相適應的教育思想、教育內容和教育方法。在他的指導下，我和教育部門的同志到幾個省進行了比較全面的調查研究，進一步明確了教育體制改革的目標、任務和指導思想。1985年5月，教育體制改革方案終於形成，經過各級黨委政府以及廣大教育工作者認真討論，在得到小平和耀邦同志贊同後，以中共中央決定的形式發佈執行。
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爲執政黨的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民羣衆對黨風中的某些不正之處反響強烈。耀邦清醒地意識到抓好黨的建設的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爲了實現耀邦代表中央在十二大上提出的三個根本好轉(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黨風的根本好轉)中後兩個根本好轉，在小平的關心和指導下，耀邦不失時機地親自主持抓黨風建設，並於1983年10月出臺了《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
在積極推進經濟體制、科技體制、教育體制改革的同時，耀邦同志又在思考、醞釀一個新的重大問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問題。他認爲，現在需要搞一個行動綱領，對精神文明建設的戰略地位、指導思想、根本任務、關鍵環節等都要作出明確的闡述，具體地說，就是要制定一個文件，這個文件是和經濟體制改革文件配套的，形成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民主法制整體推進、協調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格局。1985年年底，他把這件事正式提到了中央工作日程。爲此，他做了大量調查研究，開了一系列專題會議，光書記處就召開過多次會議。文件歷經多半年的時間，反覆推敲，反覆修改，直到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成爲我們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綱領性文件。
所有這些大事，耀邦同志都親力親爲。從中我也深切領會到耀邦同志在“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中所謂“全面”、“開創”的實際內容和深遠意義。這裏，我想要強調的是，對待中國的改革開放，耀邦同志是完全自覺的，是積極主動的。小平同志提出的每一項改革主張，耀邦同志都是全力以赴，全神貫注，全力推進。如何對待特區就是一個生動的例證。
特區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耀邦同志在1980年初到深圳和珠海考察後就提出：要在深圳搞個對外開放的窗口，窗口發展得好，就搞特區。他的這番話引起了極大的爭論。有些一時思想不通的人說，特區就是“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典型，認爲在特區社會主義已經變了性質，痛哭流涕，力陳不可。有的同志甚至當面指責耀邦同志說，你搞的特區實際是“租界”。耀邦同志面臨種種責難，不爲所動，他回答說，舊社會的租界，主權是人家的，而我們開始搞個窗口，現在搞個特區，主權都在我們手裏。我們搞試點，好就搞下去，不好還可以收，這和舊社會的租界根本不是一回事。圍繞特區姓“社”姓“資”問題，爭論一直沒停。從耀邦發表意見後，無論廣東、深圳出了任何一點問題，就有人說三道四，向耀邦同志發難。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支持下，堅決頂住，盡全力支持和保護特區的健康發展。當時，耀邦同志保護特區、保護廣東堅持改革開放的方向和探索，是需要極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的，稍有點私心雜念，就有可能使改革開放的大局受挫。
當然，開創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是全黨同志共同努力的結果，特別是小平同志高舉改革開放的旗幟，團結和凝聚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力量，形成了一種不可阻擋的潮流和態勢；但作爲總書記的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領導下，披荊斬棘，衝鋒陷陣，爲我國改革開放作出了重要的歷史性貢獻，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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