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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東亞峯會將於12月14日召開。此次峯會源於2000年11月在新加坡召開的第四次東盟10國和中日韓3國“10+3”首腦會議。召開東亞峯會在此次首腦峯會上僅被視爲一箇中長期課題，但是僅僅5年之後就已成爲現實。可以認爲，東亞峯會的召開是東亞地區合作和一體化進展的具體成果之一，如果這種機制得以進一步發展，東亞共同體的夢想將成爲現實。
無論是區域合作還是區域一體化，事實上都是經濟的一體化。雖然東亞地區內的貿易依存度尚沒有達到歐盟60%的高水平，但已經從上世紀80年代的30%上升到目前的54%。事實上的經濟一體化是有具體進展的，在貿易方面已經有東亞自由貿易地區(EAFTA)，在金融領域裏已有以防止貨幣危機爲目的《清邁倡議》，亞洲債務市場乃至於區域性貨幣也已經啓動。當然，合作與一體化的進展不僅在經濟領域，在安全保障領域中也有發展。比如，東盟區域論壇(ARF)和朝核問題六方會談等多邊協商已經常在召開。
取得以上進展的原因很多。第一，各方對推進東亞地區合作與一體化有着共同認識。全球化背景下的歐盟一體化的進展和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是促進有關各方就區域合作形成共識的兩件大事。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使人們認識到，不只是發展需要區域合作，而且由於危機也會蔓延，克服危機也需要區域性合作。
中國對區域合作採取積極推進的姿態是第二個原因。中國過去在多邊經濟合作上是積極的，而隨着朝核問題六方會談的舉行，可以認爲中國正在加強與周邊國家的政治、安全多邊合作以及協調。
第三個原因在於日中兩國對推進東亞區域合作必要性所形成的共識。日中兩國佔了東亞地區國內生產總值(GDP)的85%，對區域經濟、區域政治和區域安全有着巨大影響力。日中兩國都認識到兩國的合作是東亞區域合作所不可欠缺的。日本不認爲中國是“威脅”，把中國視爲是東亞安全和繁榮的機會，一直在努力促進對華合作。中國也同樣如此。2000年10月，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基就表明：中國“重視作爲亞洲大國日本的作用”，希望在東亞合作的框架下，加強同日本的友好，以使兩國在東亞合作的關鍵領域中跨出實質性步伐，爲亞洲的崛起作出貢獻。2003年10月初，日中韓3國又發表了加強三國合作的共同宣言，三國領導人一致認爲：中日韓3國友好是東亞合作不可缺乏的，三國要爲東亞地區的穩定和繁榮以及促進東北亞的經濟合作與和平對話。
但是，不能不指出，目前仍然存在着一些影響東亞地區政治與安全合作的因素。
第一是冷戰痕跡仍然存在，例如朝鮮半島南北分裂，臺灣海峽兩岸仍未統一。
第二是各大國關係複雜，從而影響了東亞地區的政治與安全合作：作爲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對東亞地區影響巨大；由於一部分國土在亞洲，因而俄羅斯是東亞的重要周邊國家；作爲地區性大國的中國同日本的關係波折不斷。
第三個因素是對中國的疑慮。中國要像其一再表明的那樣，爲了維護區域和平和安全，作爲一個“負責任的大國”開展“具有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慎重對待周邊國家因其實力增強而產生的擔心。
第四個因素在於東亞地區的多樣性。在東亞地區一方面是合作與一體化已成潮流，另一方面是歷史、民族、文化、宗教和經濟發展，政治體制的差異遠遠超過歐洲。
最後第五個因素是日本的戰略不明確和遠見不夠。日本在爲東亞合作而積極努力，小泉首相在2002年1月已經提出“一起邁步合作推進共同體”的口號。但是，在自由貿易區談判上，日本因受國內問題干擾而落後於中國，在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上行動遲緩。而且，小泉首相不顧中國的批評每年強行參拜靖國神社，從而使區域合作所不可缺少的“日中友好”步履艱難。
儘管有這些障礙，但是東亞合作的潮流已經使東亞峯會順利召開。當然，因爲東亞峯會比人們預想得要早，因此峯會的“乘客”、“駕駛員”對東亞共同體的內容以及如何重視東亞共同體的方式和途徑可能還有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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