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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首屆東亞峯會(EAS)將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召開。與會各方計有東盟十國、中日韓三個東北亞國家、傳統上屬於南亞地區的印度，以及東亞地區最南端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
計劃歷時僅一天的地區性峯會，卻在幾個月以前已經掀起了軒然大波。由於美國沒有被邀請與會，許多美國智庫學者和政府官員驚呼：中國試圖通過此類機制排斥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中國威脅論”一時再度甚囂塵上。中國外交部和中方學者在近兩個月來的許多國際場合中多次解釋、澄清：美國未被邀請，是因爲其未達成東盟主辦方的要求，並非中國的阻撓。但美方仍舊將信將疑。
對不少國際觀察家來說，美國的缺席以及中日、韓日關係持續緊張，爲此次峯會投下了些許陰影，更爲峯會議程與成果增添了不小的變數。
峯會話題幾許
從峯會的由來看，它並非出自一個或幾個亞洲國家的“突發奇想”，而是多年來東亞經濟合作的自然延伸。它是繼1994年東盟地區論壇(ARF)，1997年的東盟與中、日、韓領導人會議(“10＋3”)，以及在“10＋3”會議期間舉行的中國與東盟領導人會議(“10＋1”)之後，東亞地區合作進程中又一件大事。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東盟啓動了東亞峯會進程，並邀中日韓參加。
中國社科院亞太研究所主任張蘊嶺對《財經》說，韓國前總統金大中倡議成立的“東亞展望小組”，在2001年提交的報告中提出了由“10＋3”框架向東亞機制過渡、把建立東亞共同體(East Asia Community，簡稱EAC)作爲東亞合作的長期目標。東亞峯會最初的構想是成爲“10＋3”模式的替代。但這種轉變會改變東盟在地區合作的主導地位，因此，原先的設計演變成“10＋3”模式繼續進行，而峯會同“10＋3”互爲補充。
在今年11月下旬於北京召開的三邊委員會亞太組北京地區會議的發言中，韓國前外長韓升洲也指出，東亞峯會既非對“10＋3”模式的替代，也非它的衍生物，而是對“10＋3”模式的補充。
至於此次東亞峯會可能談論的議題，位於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歐洲政策中心(European Policy Center)高級政策分析師阿克塞爾博剋夫斯基(Axel Berkofsky)表示“並不樂觀”。他告訴《財經》，議題將非常模糊，峯會可能不會產生任何具體的結果。美國《新聞週刊》12月12日的一篇文章也持類似觀點，但同時指出，與會各方將可能不僅討論減少關稅及其他貿易壁壘問題，也會就如何在其他領域加強合作進行討論，類似領域包括能源合作、對抗禽流感以及反恐。
但是，新加坡前總理、資政吳作棟對峯會抱有相當積極的看法。在12月1日於新加坡接受《財經》專訪時，他認爲，本次峯會有太多的話題可供討論。從政治層面而言，如何處理地區內部的緊張關係，譬如臺海關係、中日關係等，都可以成爲話題。此外，會議還會討論如何在與其他國家的競爭中勝出，怎樣把下個世紀變爲亞洲世紀；換句話說，峯會將不僅涉及傳統的提升東亞地區經濟合作和一體化水平，更會涉及以往東亞多邊機制較少觸及的安全和政治問題。
對此，社科院亞太研究所主任張蘊嶺認爲，峯會所針對的主要還是非傳統安全議題，諸如災難準備和應急、大規模傳染病防治、打擊毒品走私犯罪等。鑑於美國同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及東盟成員內部菲律賓和泰國都簽有雙邊軍事同盟條約，東亞地區傳統的安全問題都與美國有關。而美國的缺席，顯然讓討論傳統安全議題變得不現實。
日益緊密的經貿聯繫推動東亞共同體的建立，但東亞國家究竟有多少政治意願建立一個東亞共同體，仍值得商榷。
據亞洲開發銀行統計，2003年，東亞區域內貿易額佔該地區總體貿易額的54%，這一比例接近歐盟區內貿易64%的水平，同時高過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46%的水平。54%的比例，同1992年歐盟國家簽訂《馬斯特裏赫特》條約時所達到的水平一樣。
美國《新聞週刊》的文章認爲，歐洲一體化的進程，首先發軔於二戰之後產生的政治決心。政治領導人們相信，區域內合作可以成爲避免另一場戰爭的途徑。但東亞的情況恰恰相反。席捲東亞地區的自由貿易潮，迫使該地區各國領導人追隨經濟界早已開始的一體化進程。政治人物主觀意願的缺乏，導致東亞共同體的建設過程顯得頗爲艱難。
中國國務委員唐家璇也在最近的一次講話中指出，東亞地區國家存在多樣性的特點，經濟發展程度不一，歷史文化傳統不一。到目前爲止，東亞合作仍出於發展的起步階段。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提升東亞地區各國政治人物的意願，從而進一步推動東亞共同體的建設，就成爲首屆東亞峯會亟需解決的問題。
吳作棟在接受《財經》採訪時，表現出了相當高的東亞認同意識。他指出，目前存在兩個整合的地區經濟體(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以及未來將會形成的美洲自由貿易區)同亞洲分離的各個經濟體的競爭，而東亞國家之間存在的高關稅和不同海關程序，阻礙東亞同上述兩個地區經濟體的競爭。如果能夠實現東亞寬泛的一體化，該地區就可以同歐美競爭，所以，一體化對東亞國家至關重要。
中日韓角色何在
但是，形勢的演變未必皆遂人意。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在即將召開的“10＋3會議”以及本屆峯會上，中日韓三國領導人會議將推遲至適當時候舉行。這也是一年一度的三國領導人會議在持續六年後，首次無法如期舉行。
中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崔天凱在11月30日關於溫家寶出訪和出席會議的吹風會上表示：“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方面希望一切照常，像什麼也沒發生過，是自欺欺人的，是不可能的。”所謂“這種情況”，即指日本首相小泉一意孤行參拜供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同時，三國外長的會晤也取消了，這在東亞外交關係史上也是比較罕見的。
許多觀察家認爲，作爲東亞地區兩個最重要的國家，中日當前互信的嚴重缺失，對東亞共同體建設的打擊無疑是致命的。
韓國外長韓升洲在11月下旬的三邊委員會北京會議上指出，日本對中國迅速增長的經濟實力以及潛在的軍事力量感到擔憂，因此並不希望中國成爲亞洲合作的主導力量。這也是在美國缺席的情況下，日本積極推動印度和澳大利亞參與峯會的原因——它需要藉助印、澳兩國來制約中國。日本國內民族主義的不斷高漲，以及日益增長的軍事實力，也引發中國的憂慮；況且日本同美國之間的軍事同盟關係，也加劇這種不信任感。
面對這樣一種嚴重困難的雙邊關係，中日兩國很難在目前形勢下承擔東亞共同體發動機的角色；因此，各方將目光轉向了東盟，希望藉助東盟的力量來拖動東亞共同體的前進。唐家璇曾經指出，無論是“10＋3”還是“10＋1”，這些有效的合作機制都是東盟倡導的。只有東盟發揮主導作用，才能最有效最妥善處理東亞各國間的矛盾，最能夠發揮協調作用。
但是，東盟依然受到諸多方面約束。韓升洲認爲，在建立東亞共同體過程中，東盟自身的完整性會受到影響，因爲在它從六個成員國擴大到十個成員國過程中，就遭遇了不少問題。而東盟對同東亞大國分享主導權仍有疑慮，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東盟邀請印度、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參與東亞峯會。
顯然，三國的加入會弱化東亞的一致性(coherence)，同時達到平衡(counter-weight)地區大國的作用。對於東盟的實力是否足以承擔大任，歐洲政策中心高級政策分析師博剋夫斯基則提出質疑。他認爲，東盟缺乏成爲東亞共同體發動機的必要手段和政治影響力，今後幾年內，在推動東亞共同體建設方面不大可能提出主要倡議。
內部困難重疊，引入外力來推動東亞共同體的建設就成爲一種選項。作爲惟一同東亞主要國家都存在緊密聯繫的區域外國家，美國是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對象，儘管美國在東亞共同體建設中的角色目前依然難以辨清。唐家璇表示，中國歡迎美國和歐盟有關國家參與東亞合作中來，東亞合作必須是開放性的，不能排外。
但是，美國方面對是否要參與東亞共同體建設、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介入這一過程，至今也沒有明確的表態。
由於美國有亞太經合組織(APEC)這座聯繫它同東亞國家的橋樑，所以，它並不急於置身於東亞共同體建設。另一方面，美國擔心東亞共同體會淡化以APEC爲代表的亞太合作的意義和有效性，同時，也擔心中國在東亞共同體中起主導作用。所以，美國曾在上世紀90年代初強烈反對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提出的東亞經濟核心組織的構想。
最近，前美國衆議院議長福利(Tho-mas Foley)在三邊委員會上也對《財經》表示，美國並不擔心“此次”東亞峯會將美國排除在外，美國真正擔心的是“這樣一種傾向”。
在多方束手的情況下，首屆東亞峯會的確可能成果有限，令那些期望地區一體化突破的人士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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