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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府設立‘慈善醫院’或‘平民醫院’，專門爲低收入者提供醫療服務，不是一把萬能鑰匙。”12月13日，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顧昕在“2005中國醫療機構改革·首屆醫院品牌與發展論壇”上作主題發言時說，慈善醫院如何能鑑別誰是低收入者？如果慈善醫院數量很少，而低收入者居住分散，這些醫院如何能有效地爲他們服務？把解決低收入者醫療服務問題的思路侷限在醫療服務提供方，是一條死衚衕。醫療費用的超常快速增長，已經導致低收入人羣醫療服務可及性的下降。
顧昕認爲，看病貴、看病難是我國醫療體制的兩大重症。對於弱勢羣體來說，看病貴問題尤其具有殺傷力。而解決這個問題的鑰匙在於爲低收入人羣提供正確適當的醫療保障。
他說，自1989年醫療服務機構開始“自主化改革”以來，政府公立醫院門診和住院費用的增長勢頭，遠遠超過城鄉人均收入的增長。從1990年到2004年，全國綜合醫院的門診費用上漲大約11倍、住院費用上漲約9倍。“推動醫療費用上漲的因素很多，但供方誘導需求是一大因素。這是醫療服務提供者(主要是醫院)追求收入最大化造成的。這也是被民衆普遍質疑並且深惡痛絕的現象。”顧昕說。
對此，顧昕教授引用了《中國衛生統計年鑑》上的數據：2004年醫生人均年業務收入在中央屬、省屬、省轄市屬、地轄市屬和縣屬醫院中分別是1990年的11.6倍、11.7倍、8.2倍、6.8倍和5.5倍。“哪怕是在上升幅度最小的縣級醫院，這一幅度都超過了當地居民收入的增長幅度。”
他說，醫療費用的超常快速增長已成爲當今中國最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低收入民衆因“看病貴”而怨聲載道。資料顯示，在1993年，民衆因經濟困難而放棄就診的情況並不嚴重，但隨着時間的推移，無論在城市還是農村，這一問題突出起來。2003年，每5名自我感覺有病的城市居民就有1名因經濟原因放棄就診。
顧昕指出，根據最權威的國家衛生服務調查數據，2003年，64.5%的城鄉居民沒有任何醫療保障。根據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結果，無任何醫療保障的城市居民比例隨收入水平的降低而明顯增加：1993年，最低收入組別中的城市居民約50%沒有任何醫療保障；到1998年，攀升爲72%；而到2003年底，這一比例高達76%。
由於沒有醫療保障體系支持，低收入家庭在很多情況下的應對辦法就是有病不醫，結果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導致進一步貧困，最終陷入惡性循環。他分析說，在醫療保障體制改革進程中，這一問題不但沒有緩解，反而變得越來越嚴重。放棄門診者的比例攀升速度更快，從1993年40.0%變成2003年的62.5%。
據悉，1993年，城市中收入最低組內僅37.5%的人有病卻不就診，但到2003年，該比例升至60.2%。
他認爲，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醫療救助只提供大病開支報銷，這對於改善貧困人羣初級醫療服務可及性沒有任何助益，反而會讓貧困人羣因看不起病而小病拖成大病，整個社會爲此支付的醫療費用會更高。
在會議上，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教授魏衆說：“中國公共衛生投資缺乏公平性。城市遠高於農村，東部遠高於西部。醫療支出的公共資金大都集中於發達的城市醫療部門。”魏是在“2005中國醫療機構改革·首屆醫院品牌與發展論壇”上作上述發言的。
他呼籲，政府應採取措施引導醫療補貼更多地流向農村地區、西部地區。
魏衆說，世界衛生組織2000年對191個國家的衛生系統按籌資貢獻公平性排序，中國被列第188位。“在中國，政府的醫療補貼大都集中於大城市。富裕的東部城市居民平均醫療總支出達到貧窮的西部農村的11倍。”
他介紹說，這一現狀的造成是有歷史原因的。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農村地區建立了合作醫療制度，縣和鄉鎮級醫院逐步建立，鄉村也有很多赤腳醫生。這一時期，農村地區醫院牀位總數已與城市地區持平。但隨着後來農村合作醫療體制的瓦解，農村醫療保障的覆蓋面積迅速縮小：從1980年的80%降爲1998年的6.6%。
“上述變化也意味着政府從醫療部門籌資者的角色後撤。”魏衆說。
據瞭解，衛生部門支出在公共預算中的份額，1991年爲2.6%，1999年已降到不足1.6%。
根據衛生部門的相關資料，魏衆還發現，即便是在佔有公共醫療資源較多的城市，也只是少數城市家庭受益。“說的更直接一些，就中國整體而言，醫療補貼是不成比例地補貼給了富裕人羣而不是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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