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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全面貫徹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方針，要尊重和保護一切有益於人民和社會的勞動，尊重和保護一切爲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貢獻的勞動，努力形成勞動光榮、知識崇高、人才寶貴、創造偉大的時代新風，不斷增強全社會的創造活力。——胡錦濤
香港學者丁學良關於“國內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不超過五個”的言論，如果換一個角度去理解，它引發的實際上是公衆對知識分子財富路徑的關注。
人們對少數通過爲某些利益羣體代言而換取金錢、並喪失獨立學術品格的經濟學家鄙視的同時，也在探討知識分子該如何通向財富之路。
最近的另一些現象也引起了關注。千軍萬馬爭過獨木橋的公務員考試，使一些人認爲，中國知識分子今後的出路，仍然是爭取“仕途”。
但是，持此議論的人可能忽略了一個事實：在“十一五”規劃爲整個國家的財富增長方式作出新的描述的同時，在財富的增長越來越依託於知識的增值之時，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君子固窮”、“學而優則仕”、過分追求仕途的觀念也正在經歷重大的變遷。
零點調查與前景策略董事長袁嶽被認爲是新式知識分子羣體中的一員。新華社今年11月報道了他獲得2005全球華人企業領袖遠見中國獎的情況。另據《人民日報》報道，今年5月，北京市政府從回國創業的留學人員中遴選出袁嶽等17名優秀代表，授予北京市留學人員創業獎榮譽稱號。
袁嶽認爲，“我們所處的轉型社會，新的財富積累方式使我們的生活價值觀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一方面，在我們國家，對人的評價體系中，財富聚焦能力的排名比其他不少國家更靠前。在我國，七歲孩子的理想職業，‘總經理’常常排在前列；另一方面，人們全力追求Quick Money，想賺‘快錢’，社會機會很多，追求變化的動力也大。這種轉變帶來的有利方面是：社會轉型的突破口需要通過某種衝擊來實現；不利方面是：很多人把價值觀定爲追求財富，許多人也把社會負面因素歸結爲對財富的追逐。”他對《瞭望東方週刊》說。
而新型知識分子要探尋的財富路徑，卻是一條良性互動於社會的和諧之道。
知識分子邊緣於財富 意味着民族的危機
中國的知識分子，傳統上被稱爲“仕”，而與“商”在地位和名譽上有着巨大的反差。他們大多認同肩負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而把經商賺錢視爲不屑一顧的“蠅利”。
但正是財富問題，在市場經濟時代突然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巨大心結。留美博士餵豬、北大才子賣肉、工學博士辭職當歌手、36歲博導過勞死這樣的新聞，向人們展示了部分知識分子的生存危機。
圍繞怎樣看待財富，知識分子羣體內部也發生了失衡。20世紀90年代末，有關方面曾爲主流文學家與主流經濟學家安排了一次對話，當那些擔任着獨立董事、爲大公司做着諮詢甚至自己也開辦着公司的經濟學家提出“經濟超越道德”的命題時，多少有些憤怒的文學家與他們發生了交鋒，鬧得幾乎不歡而散。而與此同時，文學家們表現出的對當前中國重大經濟問題和事件略顯極端的隔膜，也讓經濟學家瞠目結舌。
而另一種危機存在於精神。如果在金錢的困窘與誘惑面前，出現心智的貧窮、理想的缺失、獨立品格的放棄，就意味着知識分子精神生命的結束。有學者就擔憂“中國知識分子正在邊緣化”。這也是“經濟學家爲誰代言”、“中國只有五個合格經濟學家”等質疑產生的道德背景。
倘若知識分子的危機不是少數人的危機，那就會釀成全民族的危機。有學者提出這樣的問題：如果寒窗苦讀20年，卻不能爲社會做出應有的貢獻，不能實現人生理想，不能獲得一個優裕的生活，那對後繼者會是怎樣不安的暗示？如果一部分知識分子不得不爲了利益，而劍走偏鋒，甚至出賣良心，那也該是怎樣的一種信用喪失？如果知識分子內部出現斷裂，那又會是多麼可怕的情形呢？
新知識階層的崛起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需要新知識分子的創生。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通常所說的知識分子多集中在人文科學，生產文化產品，而現在工程、經濟、專業技術人員也加入進來，可將他們統稱爲當代知識階層。”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李春玲對《瞭望東方週刊》說。
西方最早的知識分子，就像知識社會學創始人曼海姆所說，是“自由漂浮者”——一個沒有根基的社會階層，因爲不明確隸屬於某一個集團，因而有着自由思想的特點。“在沉沉黑夜中擔當守更人的角色”，這是對“人文知識分子”的經典闡釋。
早期的知識分子，以清貧、風骨、獨行乃至憤世嫉俗著稱。而今，這樣的知識分子羣體，在許多人看來已不復存在。衆多知識分子加入並形成了以知識謀生的職業羣體。知識階層與財富越來越密切已成大勢所趨，他們對財富的渴望並不輸於常人，他們與現代市場經濟社會更加兼容和諧。
現代的社會化、智能化生產需要大量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管理人員和辦公室人員，知識分子越來越多地成爲被僱傭者。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工業化國家中原來構成中間階層人數最多的社會集團——農村中的中小有產階級，在現代化潮流衝擊下明顯減少。隨着社會化勞動分層的加深，管理、情報、信息活動作用的增長，國家行政和企業管理機構膨脹，一個由中級職員、中級官員、專門科技人員等職業知識分子組成的新中產階級——白領階層，成爲現代社會中舉足輕重的中間階層，成爲實現社會控制和生產管理的不可替代的中介力量。
社會學家指出，值得注意的是，處在一個知識也是資本、科技就是生產力的時代，知識分子掌握着可以轉化爲社會生產力的知識、技術。他們通過專利、版權、專業許可等方式，更多的是通過工資制度，將知識資本和文化資本轉化爲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
在這種情況下，新型知識分子十分注重和商業保持良好關係，乃至以特有的方式深深介入其中。如李敖，他寫書掙錢，他拍賣收藏品掙錢，他打官司掙錢，他頻頻在媒體露面掙錢，深諳理財之道。
“李敖是一個怪物作家。他是知識分子與文化商人的混合物。他十分注重商業活動的效益原則和交換競爭原則。在某種程度上，他已經不再是單純的知識分子。”作家唐琳在《李敖與殷海光》一文中認爲。
李敖也從不諱言自己愛錢，“金錢可以保護我的自由，可以使我有抗衡的力量，可以使我能不爲五斗米而折腰。”
35歲的北京大學法學博士胡戎恩，一個身份是上海政法學院的立法學教師，另一個身份是上海歐晟置業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還有一個身份是上海溫州商會副會長。胡戎恩對《瞭望東方週刊》說，他致富後的理想是：賢者雲集，互相辯難，切磋學問。
“那種窮的知識分子我堅決不做。我現在做的是壯大自己的實業，等實業強大到一定程度，用足夠的錢成立一個基金，集合全中國最優秀的人才一起做學問。”胡戎恩說。
當中國努力實現現代化、快速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和國際社會的時候，知識分子地位的現實變化與特徵，已成爲一個既有普遍性、又有中國特色的問題。
有學問的人漸成創富主體
綜觀新中國創富主體的變遷，可以發現，第一代是個體戶。第二代是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的承包到戶者、農副產品加工企業主、鄉鎮企業主。第三代是城市改革過程中，通過承包制、採購鏈和服務體系轉型富起來的個人。第二、三代多是在當時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下時勢造就的財富英雄。他們當中當然也有利用壟斷經營、價格雙軌制等而暴富的人。第四代是鄧小平南方講話後，在幹部分流、教師下海浪潮中形成的企業家，主要涉足房地產、國際貿易、開發區投資產業。第五代是2002年黨的十六大後，在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國企改革、城市化加速、民營經濟加快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程度迅速提升的大浪潮中成長起來的企業家。
歷史正在促生第六代財富創造者。在他們中間，經過市場經濟洗禮的新知識分子，正在逐漸成爲創富主體。這批出生於上世紀60—70年代的正值壯年的新知識分子，由於其成年的時代是改革開放的黃金時期，他們面對財富更具能動性，他們正在通過創業獲得財富支配權，通過辦實業或治理公司實踐自己“平天下”的人生理想，通過大衆媒體獲得話語權。
他們中的不少人擁有博士或碩士學位，在本領域已小有名氣；他們中的不少人曾在國家機關工作過，然後跳脫出來，創辦企業或做職業經理人。
據國家人事部門統計，目前在全國3800萬專業知識分子中，約有1000萬在非國有企事業單位工作。他們正在成爲在衆多方面具有示範意義的社會羣體，也是中國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的一個重要社會載體。
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提供的一份2002年所做的有關自由擇業知識分子的調查顯示，上海正在形成一個具有高文化層次、工作穩定、收入豐厚、生活質量較好的社會羣體。這個階層的現狀，接近現代社會職業知識分子的特點。
調查還表明，這個羣體的分佈狀況如下：學歷，大專以上佔86.18%；調查對象涉及20種不同業務，可歸納爲中介機構中的專業人士、非公企業中的技術與管理人員和自僱知識分子三大類。他們謀職的方式86.70%通過市場，26.01%自主開業。
這是一個傳統體制外自主擇業、具有高文化程度、總體上收入較高的羣體。他們對目前工作狀況滿意的原因主要有“能發揮才能”、“感興趣”、“有發展前景”以及有挑戰性、報酬好等。他們中，近九成的人房屋擁有產權；閒暇時間較少，有限的閒暇多用於社交，高雅、舒適、文化享受是其實現閒暇生活的主要方式。他們具有較強的進取精神和精神需求，而單純的財富和權勢等功利性因素還不是體現個人價值的首選，事業的成功與受人尊重最爲重要，並願意爲國家做貢獻。大多數人認爲應依靠技術、知識、吃苦精神和膽量。
另據2005年11月的福布斯中國富豪榜顯示，新一代的富豪中更多的人擁有較高的學歷。《福布斯》雜誌分析，這些知識水平較高的富豪們，將更懂得利用國際合作夥伴的力量，並使用成熟市場上的財務工具，並且，新一代中國知識富豪對商業有更廣泛的興趣，他們積累財富的過程更有個性，也比前輩更懂得享受財富的快樂。
“進入90年代以後，文化水平對收益的影響明顯上升，知識和財富間的關係越來越密切，現在已經接近工業化國家的水平。”李春玲認爲，“當下的中產階層裏，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明顯增加。在富豪這一財富聚集的最頂端，知識階層所佔的比例雖然尚不明顯，但知識階層的總體收入已在全社會中處於中上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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