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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怎樣獲取收益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時候，知識分子多直接下海經商，進入21世紀以來，這種情況在慢慢發生變化。現在，知識分子更多地選擇了將自己的知識轉化爲知識產權，將科研項目轉化爲產品，出售給公司，而非親自下海。”李春玲對《瞭望東方週刊》說。
亦學亦商，正成爲高校的一道風景。邊教書邊做“老闆”的方式一般有三種：一是親自開辦公司，做真正的老闆；二是在企業做兼職，任顧問或獨立董事，其中以管理學專業和經濟學、法律等專業的教授居多；三是帶領自己的研究生爲其他企業做與其專業相關的項目。
“我們學校社會學系的一位老師開了個市場調查公司，收費一直比較高；管理學院的一些老師在企業做兼職；像我自己，也會接一些公司的項目來做。這些項目的經費，有幾萬、幾十萬，甚至近百萬的，一年做兩個十幾萬的項目是很方便的事情。”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一位教授告訴《瞭望東方週刊》。
現在，在不少高校，國家發的基本工資，在相當一批教師的收入中已不佔大頭，知名教授往往還有其他收入來源，“按照商業邏輯運行的企業也越來越渴望知識理論的指點，若想在外面獲得報酬，總歸是有路子的。”這位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的教授說。他認爲這樣可以把擁有的知識更好地回饋給社會。
管理學院、經濟學院的知名教授經常被各類企業邀請去做講座、開辦各種各樣的培訓班。老師出了課堂便進了高級轎車的情狀，高年級的學生似已習以爲常。
教授在外面的講課費，遠遠高於校內的收入。一節課同樣是45分鐘，在校內，講課費不過一兩百元；而在校外，則是1000元到1400元。講課費的標準以北京爲最高，上海、廣州次之。
即使是哲學這樣的冷門，人們也逐漸體味到思想和追問的魅力。2004年2月底，在南京大學舉辦的一場學術報告，門票售價600元。主講者爲著名哲學家、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的周國平。主辦單位有關人士說，中外名家系列講座確實是按商業化、市場化運作的。這樣高的門票，雖帶有商業氣味，卻標明瞭演講者的地位，更透出知識的價格和獲取知識的成本。
在完成在校學習過程後，那些沒有選擇留校任教的的知識擁有者，不少被各類企業僱傭，從而獲得他們滿意的收入，這樣的人佔知識階層致富人羣中的比例不小。
這些人，或成爲職業經理人、或進入營銷組織、或成爲金融機構的經濟分析師，爲企業帶來良好的收益，同時也依靠企業的發展提升自身的價值。
謝國忠，摩根士丹利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1997年香港迴歸前兩個月，他預測迴歸後的一段時間香港房地產會下跌五成。2003年9月，多數外資涌入中國等待人民幣升值時，他堅持年內人民幣不可能升值。2003年下半年到2004上半年，他數次提醒上海房地產泡沫有破滅的可能。近十年來，他對股市、匯市經常作出與衆不同但相對準確的預測。
“這樣的預測，十次只要錯兩三次，謝國忠大概就不會穩坐摩根士丹利亞太首席經濟學家的席位、拿着至少150萬美元的年薪了。”一位財經界人士這樣說。
在衆多的企業家中，有一批人被稱爲“儒商”。“有些知識分子在原來的舊體制下不能完全發揮才能，便直接跳出來，親自操辦企業。”李春玲說。
北京世紀羣學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圖書總監莫之許就將自己歸爲此類。在成爲出版商之前，他曾在媒體任職。而現在，過着商人生活，“做個知識分子已經是我的業餘愛好”。
莫之許告訴《瞭望東方週刊》，他做出版過程中對圖書的選擇，確實體現了他的興趣偏好，特別關注圖書的原創性，而非單純的按需編造。
比爾·蓋茨靠賣自己的技術成爲全球首富，雖然那是在遙遠的美國，但這樣的財富途徑也在中國顯現了。
王選，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北大方正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科技顧問。作爲漢字激光照排系統的發明者，被稱爲“當代畢昇”。他亦是北大方正的創始人之一，把自己的技術轉化成產品，被稱爲中國第一代“知本家”。
袁隆平，中國工程院院士，是世界公認的“雜交水稻之父”。1998年，湖南四達資產評估事務所對袁隆平進行了品牌價值評估，結論是其品牌價值爲1000億元。袁隆平是袁隆平農業高科技股份公司的董事和名譽董事長，據報道，因他的姓名被用於公司名稱和股票簡稱，袁隆平便獲得了“姓名使用權”費用580萬元。
另有一些知識分子既不僱傭別人，也未被他人僱傭，而是以“賣文”爲生，向讀者推銷自己的文筆和思想，例如作家、媒體的專欄作者等等。
已經被一些人淡忘了學者身份的餘秋雨，上世紀80年代任教於上海戲劇學院時，用八年時間完成了四部有過重要影響的學術著作。但真正爲他帶來財富的，卻是他自成一體的“文化散文”。
儘管其學術著作出版暫告段落，但《山居筆記》、《霜冷長河》、《千年一嘆》等在社會上卻產生了更廣泛的影響。就餘秋雨的文化創造力而言，確實爲他帶來了盛名，也爲他帶來了高額版稅。
有學者分析認爲，在新知識分子的產生過程中，最近有兩個方面值得關注。一個是，中國加入世貿組後後，受經濟全球化，特別是“中國熱”的推力，更多的知識分子進入高水準的跨國公司工作；另一個是，隨着中國經濟的崛起，社會對文化消費的需求增大，相當多的知識分子進入文化產業，而新興的以媒體、設計、藝術等爲主幹的創意產業，正吸引着大量的創造型知識分子。
有調查表明，目前，外商獨資、外企辦事處提供的白領年薪最具競爭力。而白領的薪金隨學歷增高而增長，其黃金分割線在MBA階段，工商管理碩士們的薪金遙遙領先，甚至高於博士。
一般認爲，時下，薪水最高的是那些工作10年左右，手裏拿着MBA文憑，在IT業、銀行、保險、證券、投資、專業服務領域(律師、會計師)工作的白領們。
2005年上海收入最高的五大行業是：金融業、諮詢業、信息技術和互聯網業、快速消費品業、能源化工業。排除某些行業一定的壟斷因素，這也確是高學歷人羣嚮往和雲集之處。
對社會的良性示範
在熱鬧一時的文人經商、教授下海等的浪潮中，也出現了魚龍混雜的情況，一些知識分子喪失了固有的道德，其行爲擾亂了經濟和人文秩序，這需要人們警惕。
另外一方面，也並不是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應該去與商業結盟。他們中的許多人，仍默默地堅守在象牙塔中，做那些在他們有生之年也不一定能看到現實回報的基礎工作。這對於文明的傳承和進步至關重要。在這方面，國家的扶持是必須和關鍵的。
也理應看到，新型知識分子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在新形勢下，一旦找到一條良性的財富路徑，必然會對社會產生巨大的良性示範意義。而大衆也會以知識分子的收入來觀察社會對知識的態度，並且也以市場需求來判斷知識的價值。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是創造財富的力量。這對國家形成競爭力和創新力，是非常重要的。
“百無一用是書生”，一度，人們用這句話來形容市場經濟下被邊緣化了的部分知識分子。但是，如今，不再盡是這樣了。
新知識分子創造財富，而財富的積累必然會反過來影響他們的價值觀，促使他們建立經世濟民或者探究終極的新學問。掌握了財富和社會資源的新知識分子，他們的世界觀和行爲正越來越深刻地影響着社會。
“財富知識含量的增多會直接導致富人結構的變化，商界的新知識分子和傳統的大老闆不一樣，他們對生活方式、對社會發展的看法都有獨到之處。”李春玲認爲，“他們追求品位，而少炫耀式的消費，精神上更傾向於理性、寬容。這樣的新面貌會爲中國正處在上升的人羣帶來示範作用。”
上海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的專家學者認爲，根據世界知識分子變化一般現狀和調查得出的有關結論，可以推測中國知識分子未來的可能走向：
其一，市場選擇將成爲知識分子職業獲得的決定性方式。
目前，人才的市場競爭已經成爲人們擇業的決定性方式。與國家公務員不同，自由擇業的知識分子羣體分化成爲具有不同職業地位、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社會羣體。從上世紀90年代起的10年間，大約有22%即20萬人從國有單位部門走出來。
其二，知識分子成爲專業領域中的專家，知識成爲獲得物質利益的基本前提。
知識分子從事的是高度專業化、技術化的工作，並具有專門從業資格。他們獲得了屬於他們的專利和高出其他人的經濟收入，其職業地位因此得到社會的肯定。
其三，職業知識分子是“中產階層”的主要組成部分。
據調查，在自由擇業知識分子中，約40%的人年收入在10萬元左右或更高，加上擁有房產，把他們視作中國社會“中產階層”是名副其實的。
自由擇業知識分子對現狀滿意、對社會穩定有強烈要求、看問題和處理事務態度等，都表現出一種普通的“穩重”狀態。因爲他們是當前社會經濟變革和社會轉型的受益者，因而是保持目前社會穩定運轉的“螺絲釘”。
目前，我國中等收入者在人口中所佔比例在15%到20%之間。中國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與自由擇業知識分子的收入相差還比較大。但不容否認的是，這羣人的比例在經濟發達地區正迅速提升。
“隨着改革開放穩定、深入地發展，人們有理由期望中國中產階層快速崛起，這不僅在一個層面預示着一個富裕時代的開始，而且，一個穩健、理性、實際和有力量的中產階層的出現，有利於推動中國經濟在21世紀走向新的繁榮。”上海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陸曉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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