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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期《瞭望》週刊載文稱，中國社會對同性戀的寬容度在一點一點地擴大，然而它依然是一個陌生而有着潛在禁忌的話題。
四年前，28歲的周丹在網站上以實名公開了自己的同性戀身份。他預料到了人們的驚愕、父母的痛苦引發的“家庭大地震”以及朋友的疏遠。但是，他沒有預料到，四年後他應復旦大學邀請走上《同性戀研究》的講臺。
這位口若懸河的律師坦言，復旦大學社會學系開設這門公共課，着實是始料未及。他說：“在中國，長期以來，同性戀都是人們私下談論的話題，同性戀羣體也一直被偏見和世俗倫理重重圍困。”直至今天，仍然有許多“圈內圈外”的人質疑“周丹”是否是他的真名。
如今，復旦大學首開先河，開設同性戀研究課程。2005年9月7日是開課第一天，只能容納100人的教室，至少擠進了180人。“到處都擠滿了同學和記者，連地板都看不見了”，復旦醫學院臨牀專業的洪長達回憶說，“在學生的夾道歡迎下，老師終於站到了被擠得不足幾平方米的講臺。”洪長達最後是靠在教室的窗口外，聽完了第一堂課。
“如此多的人選修這門課，說明很多人對同性戀現象是陌生的”，負責該課教學的社會學系副教授孫中欣說，“《同性戀研究》課程的目的，是幫助學生了解社會性別與同性戀、同性戀的跨文化比較等方面的知識，逐步消除對同性戀的忽視和偏見。”
“爲本科生開設有關同性戀的公共課，尤其是在非醫學專業以外開設，在全國高校中是史無前例的。這是大學教育對長期被忽視的社會羣體的一種‘反歧視呼籲’，更是對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的一種呼籲。”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高燕寧教授說。2003年以來，高教授一直任教一門名爲《同性戀健康社會科學》的課程。但是，該課程是爲研究生開設的。到目前爲止，只有1745名學生選修了這門課。
同性戀是以同性爲對象的性愛傾向與行爲。從被認爲是犯罪、被絞刑架處死，到被冠以性變態，再到被一些國家政府承認，社會對待同性戀態度的變化經歷了漫長的過程。
1997年，中國新《刑法》取消了“流氓罪”。這被有關學者看成是中國同性戀非刑事化的標誌。因爲該“罪行”曾常常被用來懲處某些同性戀性行爲。
2001年4月，第三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也將“同性戀”從精神疾病名單中剔除，實現了中國同性戀非病理化。而此前，同性戀被歸類爲性變態。
“同性戀的非刑事化以及不再把同性戀視爲病態，表明社會越來越進步和寬容”，香港智行基金會主席杜聰欣慰地說。杜本人就是同性戀。親身感受告訴他，對同性戀歧視來自於誤解和無知。因此，他決定資助復旦大學開設這門課程，從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和文化角度對同性戀進行全面研究。
限於中國傳統習慣、民族風俗、社會開放程度等原因，同性戀的性傾向和性選擇往往被人們視爲是與傳統道德秩序嚴重悖離的病態的性取向。同性戀羣體所帶來的一些社會問題更是遭到世人詬病。社會的偏見和歧視導致了同性戀者多不敢公開身份，從而選擇了違背自己性心理的所謂“正常人生活”，或是偷偷摸摸的進行“地下活動”。
據權威估計，中國約有3000萬的同性戀。著名的同性戀問題專家張北川教授的跟蹤調查表明，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隱匿了身份，仍然戴着面具生活。
中國傳觀倫理道德認爲，“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由於同性戀無法生育子女，因而屬於“大逆不道”的範疇。一些同性戀者違心地選擇異性配偶組成家庭，以減少社會壓力。
多數與異性結婚的同性戀者，都不會公開其性愛傾向，潛在危險隨之而來。中國協和醫科大學流行病學專家張孔來教授說：“如果丈夫與同性戀者發生性行爲而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傳染給妻子的概率就非常高。一旦病毒擴散，這就不再是單純的同性戀問題，而演變成了社會問題。”
因此，同性婚姻的合法化進入了專家的視野。2000年，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李銀河博士曾鼓動人大代表提交允許同性戀者結婚的議案。終因未能徵集到30位代表的簽名而擱淺。
作爲律師，周丹認爲同性戀婚姻立法的時機還遠不成熟。“儘管現在有許多同性戀者敢於公開站出來爭取自己的權益，但同性戀羣體的呼聲依然微弱。同性戀者固然應當正視自己的性取向。但是，倘若社會沒有形成開放、平等和寬容的大氣候，要求同性戀者這麼做，幾乎等於是強行他們‘在社會上自殺’。這是不切實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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