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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深刻地啓發了我：外事無小事。一件看來似乎不起眼的工作，做好了，就可能成爲中日關係的積極因素；做不好，就可能化爲中日關係的消極因素。我們每天辛苦工作，其實不就是在努力增加中日關係中的積極因素，化減其中的消極因素嗎！)
一禍從天降
1998-2002年，我在駐日使館從事領事保護工作。時值日本一些媒體熱炒中國人犯罪問題。就在這樣一種背景下，2000年3月，在日本山形縣發生了一起中國人特大殺人搶劫案：三名中國人在日本人同夥的指引下，大白天闖進該縣某鎮一個古樸的農家大院打劫，將女主人一刀捅死，將聞聲而至的長女刺傷後用膠帶封嘴並捆綁在椅子上，然後搶掠而去。事件迅速傳遍日本列島，引起不小的震動。
死者的丈夫叫佐藤彰。佐藤有一個姐姐叫關口良子，姐夫叫關口雄志郞。突如其來的巨創如五雷轟頂，一度擊碎了他們的生存希望。但懲兇慰靈、追討正義的信念，頑強支撐着他們奔走上訪，追問辦案警察，遊說國會議員，並屢催日本外務省向中國政府抗議，討個“說法”。然而情理終要屈就現實，由於此個案不具備兩國政府間交涉的條件，他們頻遭外務省冷遇。但他們反覆上訪外務省中國課，該課的一位官員無奈中抱着試一試的心情給使館打來電話，請求我們出面接待一下關口一家，幫助作些安慰工作。
外事無小事。放下電話我即報告了領導。經研究決定，鑑於當時中國人在日犯罪問題嚴重，影響較壞，爲做日本民衆感情工作，可以接待。就這樣，我和同事在使館內約見了關口一家，傾聽了案情介紹，對他們表示同情與慰問，並就少數中國人在日犯罪問題，表達了我們的高度關注以及中國政府的原則立場(此後我們還通過其他方式做了一些撫慰工作)。關口一家內心長期鬱積的悲痛及承受的冷遇，在我們的熱情與真誠撫慰下，頓時化作感激的淚水。他們在邁出使館大門時，握着我們的手說：“中國政府比日本政府有責任感，有人情味！雖然事件摧毀了我們一家對中國的好感，但你們的真誠幫助又使我們恢復了理性和麪對現實的信心……。”
從那以後，關口一家經常與我們聯繫，講述案件進展，傾訴心中感受。雖然我們將關口一家視爲工作對象，而她們卻把我們當成了某種精神依靠。友誼，就這樣在友善的互動中建立起來......。
二謝罪之旅
時光荏苒，2002年4月我任滿回國。行前，關口良子幾次在電話中哽咽着表達惜別之情，承諾將來到北京看我。出乎意料的是，不久後在北京的重逢，又衍生出一段題外故事！
同年8月，關口一家如約來到北京。見面後，提出了一個令我意外的要求：希望參觀瀘溝橋和抗日戰爭紀念館。
原來，良子、佐藤的父親曾是侵華日軍。佐藤特地帶來了父親的遺照---一張持槍站在河北省張家口日本特務機關門前的照片。佐藤說，半個世紀前日本軍隊對中國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之罪，他要替父謝罪。我帶他們去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在抗日英烈大廳內，佐藤從懷中取出父親遺照，擺在大廳中央紀念臺前，恭敬地雙膝跪地，雙手合十，低首默哀，然後伏拜三次，以這樣的方式，替父親向中國人民謝罪。佐藤還特地請我將他跪拜的情形拍了下來。
關口一家還遊覽了深邃威嚴的故宮，雄偉壯觀的長城和古靜幽深的明十三陵。博大精深的中國歷史文化，震撼了他們的心靈，也喚醒了他們心中曾一度冰凍了的對中國的好感。就在同年12月，關口一家再次到北京看我，時逢大雪，使他們的戶外活動受阻，但他們卻甘願呆在賓館裏與我一聊就是半天。在關口一家人的心目中，中國已成爲他們心中的第二故鄉，我也成了他們特別親近的人。
三心繫中國
裁判所對案件的審理不斷取得進展。每次開庭，關口一家都要到庭旁聽，而佐藤則作爲受害人經常出庭接受質詢。此案也成爲媒體關注的對象。佐藤每次出庭，都要承受巨大的心理折磨：面對被告席上的殺妻仇人，他必須控制狂躁的仇恨與憤怒。而且據說被告席上的中國兇手認罪態度很差，甚至擺出一副無聊的玩世不恭相。儘管如此，有一次佐藤在法庭上陳情時竟然這樣說：“……在日本的絕大多數中國人是守法的，也有很多善良的中國朋友同情、支持我；少數中國人犯罪的背後，往往有日本人的組織和策劃，這些日本人是最該嚴懲的罪魁禍首……。”
佐藤的這番話被《每日新聞》報道了。在當時日本媒體正惡意炒作中國人犯罪問題的情況下，一個內心隱埋着巨大悲慟與憤怒的受害人，能約束感情衝動，在法官和媒體面前，爲中國人說出這樣的公道話，不由令人肅然起敬。他不過是一介平民，卻比那些動輒散佈反華排華言論譁衆取寵的無聊政客們偉大許多。佐藤何以做到如此理智與客觀？我想應該歸因於他一家人與我們的交往，以及從中培育起來的對中國、中國人的好感吧。
關口一家對中國的事情很關注，連日本媒體對北京房地產市場走勢的評論文章，都會剪下來寄給我。“非典”肆虐北京時，日本一些媒體指責中國政府應對不力，良子爲此鳴不平，專門給我發了一封電子郵件說：“雖然日本媒體嗡嗡嚶嚶，說三道四，但我相信中國政府是盡力工作的！”
2004年我被派到福岡總領事館工作，到任一年多時間裏，關口一家三次從東京來福岡看我，還不時寄來一些土特產，要我與同事們共享。最近他們又提出，希望每年將自己節餘的生活費捐出，用於資助北京近郊的貧困學生。
關口一家，由於親人被中國人殺害而對中國生恨，其後由恨而愛，最後到積極爲中國捐款，如此巨大的轉變，實在是我始料未及！當初出於工作考慮的一點點努力，竟會派生出這麼多故事，產生這麼多“效益”。這件事深刻地啓發了我：外事無小事。一件看來似乎不起眼的工作，做好了，就可能變成中日關係的積極因素；做不好，就可能化爲中日關係的消極因素。我們每天辛苦工作，其實不就是在努力增加中日關係中的積極因素，化減其中的消極因素嗎！
(福岡領館 首席館員 竇忠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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