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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深圳派出所懸掛橫幅歧視河南人”一案的原告，任誠宇和李東照兩位律師“打贏”了這起全國首例地域歧視案，卻也留下了很多遺憾。
2月初，鄭州市高新區法院對外宣佈，在法院的主持調解下，雙方當事人自願達成協議：被告深圳市公安局龍崗區分局向原告任誠宇、李東照賠禮道歉，原告對被告表示諒解，自願放棄其他訴訟請求。
讓二原告遺憾的是：法院沒有進行明確的司法裁判，沒能爲以後的地域歧視案件留下一個具備參考意義的判例；這個官司沒有引起最高立法機構和司法機構的注意，打完就過去了，意義被忽視了。
“我想河南省各部門的官員在心底裏一定是支持我們的，畢竟他們都是河南人，”任誠宇說，“不過確實也有這樣的情況，案件在審理過程中承受了某種壓力。”
鄭州市高新區法院院長鄭水泉兩次婉拒了本報記者的採訪，稱自從去年夏天起，他就沒再就此案接受過採訪，“請你理解，我們不便接受採訪。”他也不願意解釋何爲“不便”。
在河南，政府、媒體兩個層面上的“反歧視”和“反妖魔化”行動，至少已經進行了5年之久。而在民間，類似任誠宇和李東照打官司的各類行動，則正在成爲河南反歧視的第三條道路。
地域形象，5年重塑
去年12月，河南人民廣播電臺進行了一輪名爲“誰不說俺家鄉好”的大型主題宣傳活動，“集全臺之力”，宣傳河南山水、古都文明、河南文化等內容。作爲策劃人，這家電臺的臺長賴謙進對本報記者表示，她並不關心河南人被歧視的事情，因爲那是無聊的人的無聊做法，“根本沒必要在乎”，這一宣傳活動的目的是樹立河南的形象，樹立河南人的形象。
在這個節目的開播儀式上，河南省委副書記王全書則提到，他希望這一節目“幫助河南人民重新樹立自信心”。
樹立河南形象，至少在2000年開始就已經是河南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重點之一。2000年10月16日，陳奎元從西藏調任河南省委書記。在《河南求解》一文中，河南當地的記者寫到，陳奎元在深入調查後說：“河南的形象問題不抓不行了，我們這屆班子，如果能把河南的形象樹立起來，就是對河南人民最大的貢獻。”
劉長青，河南省委紀律檢查委員會效能監察室主任、河南省優化經濟發展環境辦公室副主任，曾對《瞭望東方週刊》記者回憶說，2001年底河南全省經濟工作會議上，省內一些大型企業的老總和一些市縣領導對改善企業經營環境的呼聲強烈。當時的省委領導對此十分重視，於是在2002年河南省委全會上正式決定開展經濟環境整治專項行動。
河南的反妖魔化行動始於民間。2001年，通過出版書籍、發表聲明等，一些來自河南的名人、作家頗有聲勢地試圖阻擊“妖魔化河南人”的潮流。當時河南省官方更願意起到應和的作用，省政府官員也曾出面宣稱“河南人不容被妖魔化” 。
令官方不得不重視的是，河南的形象問題已經嚴重影響到經濟發展，尤其是招商引資進程。2002年因此被河南省定爲“優化環境年”，一系列舉措隨即啓動，力圖標本兼治，使全省企業經營環境得到明顯改善。
這年4月11日，河南省經貿洽談會在鄭州召開，這是河南歷史上規模空前的涉外經貿盛會，與會外商達1800餘名。有關官員表示，此次洽談會展示了河南形象。
這年12月，李克強接任河南省委書記，他更注重內部整頓。劉長青說：“克強同志當時要求我們關起門來自己整頓，讓別人來感受河南變化。”
2004年底，徐光春調任河南省委書記，其廣電總局原局長的背景，恰好爲此後河南省委引導輿論、扭轉河南形象的努力形成了新推力。
徐光春注意到了利用外資額與地方形象之間的關係，他在《河南日報》撰文指出，河南外貿依存度只有6.2%，大大低於全國水平；實際利用外資僅佔全國的1.4%，與河南省GDP佔全國6.45%的現狀很不相稱。
跟其他地方的人一樣，很多優秀的河南人都會受到普遍性的尊敬。作爲中國普通公民的良心的象徵，高耀潔教授爲艾滋病人的奔忙爲河南人形象增添了人格光彩。作爲公安局長楷模的任長霞，其“立警爲公，執法爲民”的身體力行，感動了許許多多的人。早在河南人被妖魔化最烈的2001年，人們就知道河南人張憲禮因搶救落水兒童而溺死在三門峽。不過，近一年多來，媒體對來自河南的先進人物的報道才蔚爲大觀。
去年2月，徐光春在網上看到溫州的河南籍打工者李學生爲救兩個孩子而命喪車輪的消息，立即批示河南媒體進行報道。他也親自到李學生家裏探望。隨即，河南省有關部門發掘出了張尚昀、靳偉傑、高增玉等一大批感人的高尚事蹟，河南電視臺、《河南日報》、《大河報》、《鄭州晚報》等幾十家媒體連連出擊，掀起了一次次爲河南人正名的浪潮。
熱潮蔓延至省外和中央媒體，至今不衰。在新一屆央視十大“感動中國”人物中，河南一省就佔據了兩席。三次跳進大浪中救人的魏青剛，艱辛扶持、關愛撿來的妹妹、樂觀向上的洪戰輝，這些普普通通的河南人再一次以河南人的新形象感動全中國。
被妖魔化10年之痛
河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張新斌正在參與“中原文化”的專題研究，在他看來，河南人的集體性格由歷史和現狀兩方面共同作用而形成。“河南人勤勞樸實，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他說，“不過由於長期浸淫在中國傳統的政治氛圍中，河南人的官本位思想會相對濃重一些。其實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普遍性弱點，不能只算到河南人的頭上。”
同樣就職於河南省社科院的學者袁凱聲，則把河南人的集體性格描述爲“斑駁陸離，包羅萬象”。他曾向河南省社科院提議拍攝一部展示河南人文化品格的專題電視片。
與這些溫和理性的探討相比，外界的爭論就顯得激烈而無序得多。在網上言論中，很多評說河南人的用語簡單、隨意而殘酷。作爲“自衛反擊”的一方，河南網友除了以“忠厚勤勞”自辯之外，大多隻能反過去痛斥外省人的種種劣行。
在河南作家二月河看來，總有一些“無聊”的人試圖釘牢河南人的負面集體性格。這讓他很生氣，“只有畸形心態的人才這麼做！”
徐光春對河南人的集體性格持肯定態度：“河南人勤勞、勇敢、能吃苦、包容性很大、不排外，幾乎所有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在河南人當中都有深刻而具體的體現。”
河南省的一些學者也認爲，對於河南人“信譽差、自私自利”等等批評，雖不無某種事實基礎，但是過分誇張，實際上是以偏概全，並不客觀。
詆譭河南人的最早年代則無從考證。一個不無惡意的傳說是，當年每當隴海線的火車進入河南，列車員就會提醒乘客“列車已駛入河南境內，請廣大旅客提高警惕”。而嘲弄河南人的“段子”大規模流行，則開始於1990年代中期，針對河南的地域歧視由此開始明確化。
現在在北京惠新市場賣菜的吳敬芹對歧視深有體會。由於講一口濃重的河南話，她和家人有時會遇到麻煩。“人家要是有點兒不樂意，也不罵你，就說一句‘你是河南人’，這就成了一句罵人的話。”
“我們算是最辛苦的人了，別人來買菜，我又不夾爛的，爲啥一開口說話就要受人歧視？”她說。
“在全世界各地，地域歧視都存在，而且都是一種極其不公平的東西，既然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錯誤，那麼河南人還有什麼必要擡不起頭來？”河南大學人文地理學教授苗長虹說。
憑藉小說《21大廈》，河南籍作家周大新完成了一次對新富地域的批評。對歧視河南人的現象，周大新充滿了草根式的激憤之情。他承認，自己在寫其中一個段落時哭了。
嘲弄河南人在過去10年中演變成了一種集體狂歡，人們進入佯醉狀態而避免了道德責任。對於河南人來說，這種傷害是不可原諒的，儘管相當多的人一旦走出嘲弄的聲場又會重拾彼此尊重之道。
在北京的一些辦公室裏，河南籍的員工也會遇到批評。北京一家報社的河南籍記者林麗(化名)說，這些批評包括喜歡利用潛規則、說話不夠坦率等等，“對於一些河南人，我的感覺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和諧”纔是關鍵詞
直到現在，從事中原文化研究的張新斌仍能在一些河南省內的會議上聽到“改善河南人形象”的論題。他往往會提出一條比較溫和的意見：隨着河南經濟和文化的進步，這一情況會自然改善，一切都只不過是歷史進程中的必然插曲而已。
去年3月，在接受央視採訪時，河南省省長李成玉說：“怎麼樣改善河南的形象？我現在就是認準了，就是實幹。外面說什麼，我都不在乎了。”據新華社的一篇報道，河南人的經濟發展正在進入一個良好時期。張新斌則表示，河南省的文化建設也在比較堅實地進行着。人們注意到，隨着河南新形象的重塑，河南的經濟、社會的發展迅速。去年河南GDP增速創近10年來新高，併成爲全國第5個經濟總量超萬億元的省份。
這位學者與北京對外經貿大學的河南籍學生張海強的看法不謀而合，都認爲“倉廩實而知禮節”是一個客觀規律，是河南形象改善的希望所在。不過他們也注意到，經濟發展要與醫療、教育、治安、文化等方面的發展同步。“和諧社會、以人爲本是很重要的事情，一個地方應該綜合發展。”張海強說。
有時候，他深感“國民性”的重要性。在他的河南籍同學中，有一些人感覺到外界的壓力而回避自己的身份，對此他表示理解但是不能接受，甚至於這衍生了一種屬於他個人的新的“歧視”：“我不討厭歧視河南人的人，他們只是狹隘，”張海強說，“我最討厭的是不敢承認自己是河南人的河南人。”
河南人並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樣特別窮，按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計算，河南在31個省份中排名第18位。不過在一些學者看來，即便不是“最窮”，窮也仍舊是個問題。學者朱學勤認爲，只要有地區發展不平衡，就難以最終杜絕地區歧視。
他的意見是：“發展不能僅限於經濟，應該包括文化。文化發展中最重要的一環不是改造‘國民性’，而是實施實實在在的教育機會平等；還應該包括政治發展，政治發展中最重要一環是司法公正，在最終克服地區發展不平衡之前，首先要做到也可以做到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民間改變河南人形象的衆多謀劃中，最具想象力的是“河南特區”的構想。這份構想中的一句話頗爲動人：如果最受妖魔化的河南省和河南人的問題能夠解決，整個中國的問題也將會迎刃而解。
對於這句話本身，張新斌頗有共鳴，“河南人就是中國人中的中國人，如果國家的‘中部崛起’政策見效，解決了傳統文化積澱最爲深厚的河南的問題，那麼整個中國也就進入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河南人就是中國人中的中國人”的意思是，河南人的優點和缺點都是中國國民性的濃縮版。二月河對這種說法表示同意，在中國，大家應該互相幫助，而不是互相詆譭。他說，“對我們來說，各種進步都需要，尤其需要好的教育。”
去年4月，河南省委書記徐光春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我來河南工作首先關注的還是經濟問題。首先把河南經濟發展起來，腰桿子硬起來，這是第一任務。同時也要注意，加強河南的人文建設，加強河南社會發展，通過我們河南自身和諧社會的建設，來逐步改變外部一些人對河南的誤解。
在旅美作家林達看來，河南省外的人們也需要自我教育——在反歧視方面，中國國民還有長路要走。“人們的歧視觀念是自然而然地發生的，”林達說，“而反歧視卻是達到一定文明水平之後的理智反省。”
在張新斌看來，關於河南人被妖魔化的諸多說法中，無論是“流民心態論”、“儒家文化積澱論”，還是“貧窮論” ，最終都會落實到河南人是否遵守遊戲規則的層面上來。另一個問題是，何種反歧視的方法更適應於當代生活？任誠宇相信，用法律和司法系統維護社會秩序會非常有效。張新斌則認爲，建立一個良好的信用體制纔會形成誠信社會，因爲它的本質是監督，而非空洞的“教化”。
在任誠宇看來，他與同伴之所以決心打地域歧視官司，就是因爲訴訟也是反妖魔化的方法之一，只不過與政府、媒體的兩種反妖魔化有着路徑上的不同。“法律有警戒意義，也有教化功能。”他說，“我們至少可以通過這個官司明確地告訴公衆，地域歧視就是違法。”
這“第三條道路”被民間輿論認爲是“先進的法律手段”，更具有“政治文明”的色彩。任誠宇和李東照本來希望在這條道路上走得更遠，比如通過案例，催生一部“和解與反歧視法”。任誠宇解釋，“一部好的法律可以解決任何其他途徑都解決不了的問題。”
這個目標還有些遙遠，不過任誠宇很有信心。“我們必須現實一些，”他說，“在政治文明的道路上，我們肯定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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