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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處罰難
院長說，如果因爲收費問題被關門，那麼上海的民營醫院差不多都該關門了
在得知真相之後，兩對憤怒的夫婦分別於去年10月和12月向虹口區法院起訴長江醫院。在媒體先期將葉雨林案曝光之後，上海市衛生局去年曾單就此案進行調查。“我們非常重視，至少去了四次醫院，多達數十人次。可以說把它(長江醫院)翻了個底。”上海市衛生局宣傳處處長王彤對本報記者說。
調查認定，長江醫院在對葉浩魁夫婦的治療屬於“診斷不當”、“過度檢查”和“過度治療”。
據王彤介紹，在對長江醫院的調查中，上海市衛生局還發現了其他問題，比如，處理醫療垃圾廢棄物不當，放射設備的管理存在問題等。並分別給予長江醫院罰款8000元及警告處分。“我們是按處罰上限執行的。”王彤稱。
不過，對於在葉浩魁夫婦治療中出現的“過度檢查”、“過度治療”等問題本身，上海市衛生局並沒有對長江醫院進行處罰。對此王彤解釋爲“無法可依”。“我們在這方面處罰確實有困難，長江醫院是一所贏利性的民營醫院，按有關政策可以自行定價。”他說。
據悉，由於屬於“贏利性醫院”，長江醫院在收費項目上可以自行定價，而這些定價並沒有上限，只需在物價部門備案即可。長江醫院現任院長瞿菊芳承認，醫院的同類收費項目要比公立醫院高出不少，但這並不是長江醫院一家的問題，衛生部門應該對此作一點限制。
在媒體曝光“孕婦不孕案”之後，曾有說法說上海衛生局打算將長江醫院關門，但王彤否認了這一說法，“我們很想通過對長江醫院的處理來教育和震動其他民營醫院，但是，我們很難找到處罰依據。”王彤說。長江醫院院長瞿菊芳則稱：如果因爲收費問題將醫院關門，那麼上海的民營醫院差不多都該關門了。
此外，王彤認爲，媒體報道中把葉雨林案稱作“孕婦不孕”有失偏頗。因爲根據專家意見，葉雨林就診時懷孕僅19天，臨牀上尚無法檢查出患者是否懷孕。在王彤看來，診療不當、過度檢查、過度治療等現象在許多醫院都存在，對於長江醫院而言，媒體渲染的“孕婦不孕”纔是“致命傷”。
作爲上海市民營醫院主管單位之一，上海市衛生工作者協會也對葉雨林案備加關注。不過，該協會民營機構管理辦公室主任徐衛東稱，不能因爲這起個別事件就將長江醫院“一棍打死”，而是應該“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你可以去醫院看一看，它還是很正規的，光上萬元以上的設備就有幾十臺。”徐說。
在上海市衛生局就葉雨林“孕婦不孕”事件的調查過程中，還發現後者違法設立麻醉科專業，並就此對長江醫院召開了行政處罰聽證會。長江醫院爲此進行“整改”。據悉，葉雨林不孕事件被曝光後，長江醫院院長朱競競光和副院長黃美娟分別被免職。長江醫院院方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稱，其麻醉科專業目前已經獲得批准，並重新開展對病人進行手術治療。
按照長江醫院“整改書”上的說法，此事之所以發生，原因在於“個別醫生在利益驅使下片面追求經濟效益”所致。而長江醫院院長瞿菊芳承認，該院醫生的收入是與其開單量“掛點鉤”的。記者從一位在長江醫院工作過的醫生處得知，事實上，該院醫生的收入其實與他們爲醫院創造的效益成正比，有的醫生每月獎金在5萬元以上。早期的長江醫院尚屬一所綜合醫院，該醫生由於不從事不孕不育治療，月收入只有5000元左右。後來長江醫院把該科目在內的其他多數科目砍掉，僅保留了贏利能力最強的“不孕不育”治療。
“這種行爲(指葉雨林不孕事件，本報記者注)究其根源是民辦長江醫院的趨利機制所致”。上海市衛生局的調查報告中指出。
對於“葉雨林不孕”案，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律師一直關注事態的發展，他稱，長江醫院醫生給葉雨林的治療已經跟醫學無關，“這不是‘診療不當’，而是一種嚴重的欺詐行爲”。
據上海《新聞晨報》報道，早在2003年初，成立不久的長江醫院就曾因患者舉報被虹口區藥監局查處，當時這所醫院被抽查的19種藥品中有16種被認定是假藥、劣藥。長江醫院被處以20萬元罰款。
鉅額廣告帶來什麼？
廣告的投入產出效益在降低
根據上海市衛生局的調查，到長江醫院就診的患者當中，九成以上是外省市人，他們往往是看了電視和當地媒體發佈的醫院醫療廣告後“慕名而來”。
長江醫院是上海民營醫院的一支新軍，其正式名稱是上海市虹口區民辦長江醫院，2001年7月經上海市虹口區衛生局批准成立，註冊資金500萬元。正如上文所述，剛成立時，這家醫院其實是一家綜合性醫院，後於2004年改爲不孕不育專科醫院。
作爲2002年新成立的一家民營醫院，與多數同行一樣，長江醫院主要靠醫療廣告打開市場。這家註冊資金僅500萬元的民營醫院，成立以來每年在電視臺投放數千萬元的廣告。
鉅額的廣告投入造就了長江醫院“送子神話”的同時顯然也帶來了風險。據一位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由於公衆對醫療廣告的認同度越來越低，廣告的投入產出效益也在降低。比如，上海一家較大的民營醫院曾作過計算，以前花費300元廣告費就可以拉來一名病人，現在則要500元才行。“也就是說，現在這家醫院，醫院至少要從這名病人身上賺500元錢，纔剛好與投入的廣告找齊。”
徐衛東稱，對於長江醫院大量投放廣告的風險，他早就提醒過對方。“廣告投入那麼多，資金壓力就會大，醫院除了病人沒有別的收入來源，這樣就很容易出現問題。”
長江醫院是否能度過這場危機？新調入的企劃部助理潘榮充滿信心，原因在於前幾年通過媒體樹立的良好口碑以及投資人“百折不撓”的決心。在潘榮看來，“孕婦不孕”危機之所以發生，主要在於醫院的“危機公關”能力太差。
投資者何人
爲免稅，長江醫院已經變成了一家“新醫院”
長江醫院的投資人，即上海遠馨醫藥公司董事長和法定代表人詹萬龍、林梅蘭夫婦，在業內一直以行事低調聞名。事實上在沸沸揚揚的“孕婦不孕案”報道中，醫生、院長紛紛出場。但詹林二人卻一直未曾走上前臺，儘管他們纔是這家民營醫院的真正操控者。
據《市場報》報道，詹萬龍最早以性病遊醫起家，後來承包醫院科室，發了財後投資辦醫院。
一位業內人士稱，這其實是一些莆田籍民營醫院投資人的基本發家邏輯。一個業內公認的說法是，這些人大都沒有行醫資格，文化水平很低，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成爲民營醫院的主體。
就工商註冊資料而言，長江醫院的投資方一直顯得撲朔迷離。成立之初，長江醫院由詹萬龍個人(持90%股份)與上海遠馨醫藥公司(持10%股份)聯合投資，而事實上，上海遠馨公司實際也是林詹二人所開，其中詹爲董事長，林是法定代表人。2005年7月，開辦三年後，長江醫院變更投資，吸收長江醫院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爲股東，增資1000萬元。不過，記者發現，後者的法定代表人仍是詹妻林梅蘭，這意味着，長江醫院仍牢牢掌控在詹氏夫婦手中。
今年年初，長江醫院由上海周家嘴路上的835號搬遷至515號，其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的名稱也由上海市虹口區民辦長江醫院變爲上海長江醫院，執業從2006年始。也就是說，新的長江醫院已經脫胎出來，已經成爲一家全新的醫院。一位業內人士稱，這樣一來，按照民營醫院的有關政策，2002年開業的長江醫院，又可以重新享受三年的免稅待遇。“這是許多民營醫院的一貫操作手法。”這位人士說。
有知情人士稱，長江醫院在全國其實有多家，相互之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在進入上海之前，詹萬龍曾在外地開辦醫院，做大後轉戰上海。事實證明，這是極具戰略意義的一步，因爲上海的區位優勢，長江醫院剛剛開辦，儘管日初診量僅爲100人左右，但年收入卻很快高達5000萬元。而剛剛投下的廣告更是打開了市場。“如果不是此次媒體危機，長江醫院本來要迎來健康發展期。”潘榮說。曾經在一家公立醫院做過副院長的瞿菊芳透露，因爲“孕婦不孕事件”的負面影響，長江醫院的日門診量由上百人降至二三十人。
提起詹氏家族，著名職業打假人王海記憶猶新。8年前，王海打假直逼性病遊醫，並向詹氏家族代表詹國團宣戰。當時，王海和他的夥伴們到多處性病診所看病，幾乎沒有例外地均被查出了“毛病”。日前，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王海坦言，當年的行動儘管對詹氏家族打擊很大，但並沒有傷其筋骨。8年來，詹氏家族的事業越做越大，由性病遊醫進入醫院科室，最後堂而皇之地開辦醫院，甚至變成某些地方招商引資的座上嘉賓。與此同時，不孕不育廣告也從電線杆轉到了電視、報紙上。“醫療欺詐行爲正在變得日益產業化。”王海說。
至於“孕婦不孕”案，在媒體曝光之後，被告長江醫院近期分別與原告葉雨林夫婦、唐利梅夫婦“庭外和解”。葉雨林夫婦被一次性補償20萬元，這筆錢包括可能出現的所有問題，小孩出生前，葉雨林曾擔心因爲治療期間的藥物和做過的治療而影響胎兒的健康。
在簽字之前，葉浩魁曾經猶豫，“我們知道，最好是讓法院判，這樣我們會更理直氣壯一些，”他說，“可是，我們發現，律師和法官好像都不支持我們打下去了。”而將孕婦唐利梅診爲“不孕症”的專家何玉俠，據瞿菊芳院長向本報透露已在半個月前被院方辭退，原因是“找她採訪的媒體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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