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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難”、“房價高”、“上學貴”，中國“新三座大山”到底有多重？這組系列報道隨着“兩會”的結束而告一段落。連續3天推出的相關個案調查及委員、代表訪談，力求直面現實，探索解決之道。我們瞭解到的問題也許只是冰山一角，但希望能拋磚引玉，吸引更多人來關注、探討解決之道，從而一點一點地推倒“新三座大山”。
“數”說貧困生
在中大、華農、華師、廣工、廣大等貧困生相對集中的高校，有的貧困生比例已經超過20%，特困生人數也接近10%。
半個月前，番禺鍾村鎮大洲村花農——阿發的爸爸賣了棵假檳榔樹。樹高2米多，種了3年，售價只有3.5元。“沒錢用啊，不賣不行。”阿發的爸爸說，阿發去年考上了大學，學費方面雖然有幸受助，但接下來的求學之路，仍然顯得漫長而沉重，他還得四處奔波去找錢。
“瘦肉八九塊錢一斤，嚇死人”
阿發6歲起，就開始幫父親種花。在城裏人看來，這是懂事的標誌，但在農家看來，這意味着貧窮。而阿發的奶奶，今年已經72歲，但還得下田摘菜、割草。
阿發讀小學4年級時，一天中午放學回家，發現母親倒在牀上，身下壓着一堆嘔吐物。“她這疼那疼，但沒錢去治，一口氣吃了5瓶安眠藥，送到醫院時已經不行了。”奶奶說。
那時候，每到開學，父母就唉聲嘆氣，家裏沉悶極了。有好多次，只能給阿發和弟弟緩交或申請減免。
阿發有個雙胞胎弟弟，名叫阿達，父母希望孩子能帶來好運，但兩畝稻田根本養不起這對兄弟。阿達從小跟着奶奶在七叔家吃飯，直到初中時纔回到家中吃飯。
10年前，當地農民開始廣種花卉和觀賞樹。阿發的爸爸緊跟潮流，改種假檳榔樹、九里香、海棠石榴等。收成好的時候，一年能賺3000多元，另外，每月還有房租可收，以及200元的困難補助，一年下來，能進賬1萬元左右。但前年，番禺農民人均純收入是8823元。阿發家只能吃2元錢一斤的豬皮，奶奶說了，“瘦肉八九塊錢一斤，嚇死人了。”
接到廣州大學的錄取通知書，阿發心頭的苦惱遠大於欣喜——每年學雜費5000元，住宿費最低1000元，生活費至少5000元。4年下來，起碼得4.4萬元！這相當於全家4年的收入。
今年兩會上，政協委員孫繼業直指高校收費:改革前是免費教育，20年前漲到200元，1995年漲到800元，2005年再漲到5000元，近20年間上漲了25倍，遠遠高於羣衆收入的增長幅度。2004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僅2936元，要想供養一個大學生，得辛辛苦苦勞作13年。“一人上學，全家受窮”、“高中生拖累全家，大學生拖垮全家”，這些現象普遍存在，應引起足夠關注。
不過，另一名政協委員、中山大學原黨委書記李延保則認爲，用農村人均收入和高校學費相比不太合適。
阿發並不關心這種爭論。去年入學時，他走了“綠色通道”，沒交一分錢就上學了。今年“兩會”召開前，又獲批每年可貸款6000元。這樣，每年再添5000元，就可以順利讀完大學。阿發真的很幸運，村裏一個老闆給了他5000元，儘管他們相互並不認識。
即使這樣，阿發不敢有絲毫放鬆，每天吃飯控制在7塊錢左右，回家次數減爲每月一次，來回16元的車費對他來說太貴了。
現在，阿達已中專畢業，目前在一家工廠實習，每個月可以賺400塊錢，幫着父母供哥哥讀大學。阿發勸阿達再考個夜大，但阿達總說“沒有時間”。其實，他是想等哥哥畢業了再說。
七成被訪者稱高校收費太貴
目前，全國公辦普通高等學校在校生總數爲1350萬人，其中貧困家庭學生約263萬人，佔在校生總數的19%，經濟特別困難學生約122萬人，佔在校生總數的9%。廣東的相關比例要低些，分別是14%和5%，但在中大、華農、華師、廣工、廣大等貧困生相對集中的高校，有的貧困生比例已經超過20%，特困生人數也接近10%。
從2004年起，國家加大對特困生助學貸款力度，1年爲65萬名特困生貸出50億元。但這顯然不夠。在2005年夏天的一次會上，時任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嚴厲點名批評了八省市在國家助學貸款方面幾年來幾乎毫無作爲，特別是海南、天津竟“一個也沒貸出去！”他很生氣:“看來看去沒有別的問題，就是不落實。有的省委領導的腦子裏也根本沒有品學兼優的概念，搞個大項目幾十億元都能出去，可遇到困難學生，這個那個理由就出來了。”
據華南師範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調查，僅有7.5%的被調查者能夠接受每年5000元以上的收費，71.6%的被調查者覺得現在的高等教育收費太高。而通過獎學金、勤工助學、特殊困難補助、學費減免等手段資助貧困學生，在經濟相對發達的廣州也是捉襟見肘。廣州大學城的不少學生抱怨說，他們還得靠向親戚借錢，而不能完全通過學校幫助完成學業。
訪談
教育亂收費財政部門最該“捱打”
人大代表周洪宇認爲投入不足致使不少學校亂斂財
教育亂收費爲何屢禁不止？責任主要在哪些部門？如何才能剎住這股歪風？昨日，全國人大代表、華中師範大學教授周洪宇就這些問題接受了記者專訪。
基礎教育亂收費最厲害
記者(以下簡稱“記”):教育收費問題連續多年成爲“兩會”焦點，這說明了什麼？
周洪宇(以下簡稱“周”):教育亂收費是個突出的社會問題，牽涉到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這幾天，教育部門和財政部門互相指責。這兩個部門“打架”，說明亂收費問題已無法迴避，它們必須說明責任，這樣才能取信於社會。
記:教育收費主要存在哪些問題？
周:一是收費超標，應收10塊錢的卻收20塊；一種是擅設收費項目。
記: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哪個階段亂收費更嚴重？
周:基礎教育比高等教育嚴重，省屬院校比教育部直管院校嚴重，發達地區比貧困地區嚴重，城市比農村嚴重。
財政部門首先該“捱打”
記:教育亂收費的成因主要是什麼？
周:在這個問題上，教育部門和財政部門看法不同，前者認爲主要是因爲投入不足，後者則認爲主要是因教育體制不健全、教學資源配置不合理、學校辦學不規範、監督機制不完善等四個方面。我個人覺得，首先要打財政部門的屁股。財政部門說教育投入很多，年增幅超過了GDP的增幅。這不符合事實，其實連法定數額都沒達到。
1992年頒佈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到20世紀末，教育投入要佔GDP的4%。而直到2004年，也才只有2.79%，教育投入欠賬達1000多億元。而7年前的1997年，低收入國家教育經費佔GDP比重平均爲3.1%，中等收入國家平均爲4.3%，高收入國家平均爲5.7%。兩相對比，我國教育投入是多還是少一目瞭然。政府對教育投入不足，迫使不少學校爲生存而亂斂財。
記:教育部門的責任也不小吧？
周:對，第二板子要打教育部門。財政部門對教育部門的批評是有道理的。
首先，教育資源配置不合理，教育經費向大學和城市傾斜，尤其是那些重點學校、示範學校、優秀學校，導致教育的非均衡化現象非常嚴重。按照最保守的估計，每所重點中、小學校年收擇校費分別爲500萬元和200萬元，光這一項，全國一年就超過270億元，這當中大部分是屬於亂收費。第二，教育體制不健全。在國家投入不足的情況下，如能大力發展民辦教育，情況將會好得多。第三，教育行業壟斷嚴重，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門、名牌公辦學校已形成利益共同體，治理教育亂收費缺乏有效的監管機制。
記:還要打第三板子嗎？
周:第三板子要打地方政府的屁股，這點很少有人說。《教育法》明文規定要實現“三個增長”:各級人民政府教育財政撥款的增長應當高於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並使按在校學生人數平均的教育費用逐步增長，保證教師工資和學生人均公用經費逐步增長。事實上，絕大部分地方政府沒有落實“三個增長”。
最後，第四板子要打到學校身上。有的學校是“生存型”亂收費；另一種是“發展型”亂收費；還有一種是“牟利型”亂收費。最後這一種學校，責任最大，必須嚴肅處理。
“教育投入佔GDP比例應達4%”
記:如何解決教育亂收費，你有什麼好的建議嗎？
周:首先要增加教育投入，力爭在本屆政府內，其所佔GDP比例達到4%。政府要改變教育投入結構，向基礎教育特別是義務教育傾斜，多“雪中送炭”，少“錦上添花”。另外，要打破教育行業壟斷，積極扶持民辦學校。基礎教育階段不評選重點示範學校，停止批建高標準、超豪華學校項目。最後，開前門，堵後門，合理收費，並向社會公示，落實問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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